人大下设司法纪律惩戒机构的制度架构

我国司法腐败现象时有发生,司法信任面临危机,这与我国司法惩戒机构设置不合理密切相关。为避免内部惩戒的弊端,克服地方保护主义,实现人大监督司法从案件审理向行政管理事务的转型,应当在中央、省级人大下设司法纪律惩戒机构,实现司法责任与司法独立的平衡。

学校纪律惩戒的价值诉求与实现--在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之间

报应主义与功利主义惩罚观是惩罚价值哲学的两大理论,各有其合理成分和局限性。学校纪律惩戒要取长补短、实现二者平衡,以实现教育的根本追求和促进人的发展为价值诉求。当前,学校纪律惩戒的价值实现面临着诸多报应与功利失衡带来的实践困境。要突破困境,实现学校纪律惩戒的价值追求,可采取以下策略:以正义的立足点,正确认识纪律惩戒;重新审视规则,制定合理的学校纪律准则;坚守道德立场,探寻学校纪律惩戒的方式方法;注重个性化惩戒和个性化教育、一般预防与特殊预防兼顾。

责任与独立:检察官纪律惩戒的双重维度

我国检察官纪律惩戒程序基本上等同于普通公务员的纪律惩戒,这不利于防止司法腐败,保障检察机关依法独立行使检察权。对大陆法系检察官纪律惩戒程序的比较研究表明,制度设计必须寻求通过惩戒实现检察权责任与相对独立之间的平衡。检察官纪律惩戒程序改革应强化惩戒主体的独立性,实现专业自治,体现社会参与,并使程序公正。

美国学生纪律惩戒制度研究

美国学生纪律惩戒制度是以一系列的法律原则为依据来构建的。美国中小学生的纪律惩戒形式有体罚、剥夺参加各种教育相关活动机会、强制学籍异动等,其中最严重的是体罚、停学和开除。美国法院认为学生和成年公民一样享有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因此,会适当参照保护公民正当程序权利的法律处理有关学生纪律惩戒纠纷。实体性正当程序对纪律惩戒的实施提出了合法性、公正性、教育性以及符合实现教育目的的需要等要求;程序性正当程序要求至少提供通知、听证和申诉等基本正当程序。这对我国构建学生纪律惩戒制度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论高校纪律性惩戒权与学生合法权益的冲突与平衡

高校作为国家最重要的高等教育实施机构,肩负着传承、传播学术理念及管理、教育学生的双重责任,也面临着自治与法治的平衡难题。一旦学生违反纪律性规定破坏了教学、管理秩序,高校如何在兼顾处罚与教育的基础上行使权力对学生行为予以规范、惩戒,这是学生个体性、独立性意识越发突出的今天不可回避的问题。因此,为实现高校教育目的、保护学生合法权益、促进高等教育健康持续发展,需要明析高校惩戒权的来源、性质及学生的合法权益内容,并在梳理高校治理所存在的现实问题基础上,厘清二者之间的冲突,从实体、程序两方面加强对高校纪律性惩戒权的法律控制,实现二者的平衡。

“教育惩戒”的性质及其法律体系构建——以《教育法》《教师法》为核心

关于“教育惩戒”的基本属性,学界呈现出“行政惩戒说”“社会制裁说”与“微观公共惩戒说”的理论分歧,第一种观点更加符合我国现行法律体系的精神。“教育惩戒权”是集合了“权力”“权利”与“义务”三重复合属性的法律概念。教育惩戒可以划分为纪律性惩戒与学术性惩戒。有关后者的立法规定、司法实践、学术研究都较为完善。但是,由于立法缺失、校规虚置、媒体渲染、教育理念失当等方面的原因,造成了“纪律性惩戒”在实践中面临着要么被“滥用”、要么被“弃用”的两难困境。我们应当借助《教师法》修改的契机构建起符合国情的、以《教育法》《教师法》为中心的教育惩戒法律制度体系。

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控制——从“合法性”走向“合法性”与“正当性”

针对高校惩戒学生行为的司法审查,目前法院普遍遵循形式合法性审查进路。然而,这一审查进路出现了现实困境,即同一适用要件下的审判逻辑矛盾和审查强度不一。解决上述困境需要重新厘定法院在高校惩戒行为中的审查边界。一方面,基于我国目前法律供给不足的现状和防止国家公权力过度侵入高校自治领域之考量,立法权无法积极担负监督高校行为的任务;另一方面,基于学生权利保障之需要——防止高校以自治之名侵害学生正当权利,法院应积极行使高校惩戒行为的审查职能,在合法性审查标准之外纳入正当性标准。纪律性惩戒行为与学术性惩戒行为审查标准应有所区分,前者适用合法性与正当性审查标准,后者则适用正当性审查标准。

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探析

纪律性惩戒和学术性惩戒的分离,是英美法系国家法院决定是否对高校学生提供司法救济的基础,与大陆法系国家以惩戒强度不同来提供救济的模式相比,有更大的合理性。我国应当借鉴西方国家高校惩戒行为司法救济模式,在受案范围上以惩戒强度为标准、在审查强度上以惩戒性质为基准。

国家监察法实施中的一个重大难点:人大代表能否成为监察对象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关乎全局的一项重大政治体制改革。在监察体制改革推进过程中必须处理好的一项重大议题是:人大监督与监察监督的关系如何处理,人大代表是否能够成为监察对象?总体而言之,人大代表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公职人员;对于人大代表的违法违纪问题应该建立特殊的惩戒制度来予以处理;监察改革必须尊重人民代表大会的宪制地位,并对监察人大代表采取特别慎重的态度;在对人大代表涉嫌职务犯罪采取监察留置措施时,必须恪守宪法、组织法规定的对人大代表的特殊保护法律程序;在法律未作修改时,监察机关不能以便宜执法为由,轻率地创制性执法,从而违反"公权机关法无授权不可为"的原则。

论律师的辩护豁免权

《刑法修正案(九)》对部分罪名的修订与《律师法》再修改的趋势成为讨论辩护律师豁免权的实务背景。言论豁免权作为辩护豁免权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在我国已有规范表达,但是,在借助刑事诉权理论对辩护豁免权的属性予以研判后不难发现,庭审实质化背景下的言论豁免权条款不仅应当赋予更多内涵,也应对其行使场域及例外情形作出学理上的解释。同样,从与亲属拒证权在程序价值层面的相通之处切入,可以为律师拒证权的存在提供合理依据。立足律师业未来的发展格局,从行业管理与自治的角度引入律师协会的纪律惩戒程序,针对豁免例外的情形构建辩护追责的制度体系不失为有益尝试。

有效辩护问题的再思考

作为一项从美国法学中引进的理念,有效辩护需要在我国刑事诉讼中进行适当的制度转换,才能为法学界和律师界所普遍接受。目前,我国法院已经开始将律师的无效辩护纳入程序性制裁的对象,并通过向司法行政机关发出司法建议书,来对不履行辩护职责的律师启动纪律惩戒程序。这尽管发生在个案之中,却具有普遍的推广价值。要贯彻有效辩护的理念,除了建立带有惩罚性和救济性的无效辩护制度以外,还需要从完善辩护律师从业资格、委托代理协议、收费制度、确立刑事辩护最低服务质量标准、加强法律援助监管以及完善律师职业伦理规范的角度,对刑事辩护制度作出全方位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