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精神治报与智识阶级治病——以《晨报》周年纪念增刊为例

1919年到1925年,正是《晨报》及其副刊的鼎盛时期,该报连续七年出版周年纪念增刊。以此为观察窗口可见,智识阶级介入报刊很难脱离知识人的本色特征,新旧几代智识阶级相聚在报刊园地,以学术精神治报,以此为社会治病,形成中国现代报刊发展尤其是副刊历史上的“光荣时代”。这既是时代巨变后权势转移造成的结果,也是《晨报》及其副刊得以史上留名的原因。

“易卜生主义”:一个一再激起多重反响的“五四”话题

《新青年》4卷6号通过策划、包装与运作推出"易卜生号",流露出倡导者"壮盛"的"意气"。胡适"心目中的‘易卜生主义’",更值得关注的是从《国民公敌》展开的论述,是《新青年》创办后的核心话语之一。与"欧战"以及新村运动相关,"易卜生主义"被逐出主流话语空间,惟有鲁迅在《新青年》言论不断变化中始终保持独立之声。"易卜生号"在"五四"后的新文学发展中激起一次次反响,茅盾更立足于《娜拉》理解"易卜生主义",写出一个个"娜拉"式的时代新女性,但同时也能听到发自他内心深处的挽歌调。鲁迅更主要从《国民公敌》出发发表《娜拉走后怎样》,写出《伤逝》,1928年把《奔流》月刊1卷3期设为"H.伊孛生诞生一百年纪念增刊",其《编校后记》浸透着"胜者的悲哀"和历史的"悲凉",而对托洛斯基为"同路人"的辩护产生强烈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