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西方概念推演的楚章华台纪念碑性叙事探究

古代中国别样的纪念碑性渗透着中国特有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内涵,有助于进一步研究传统文化。该文以西方纪念碑性研究为理论依据,致力于探究纪念碑性发展脉络,并从中找寻纪念碑性叙事路径,继而开展楚章华台纪念碑性叙事研究。基于纪念碑性意识的建构初期特征,具体讨论了章华台的纪念对象以及如何在物质和精神层面传达纪念碑性的宏大和永恒。另外,也就后期纪念碑性发展趋势对重塑章华台当代纪念碑性提供些许倡议,以期消除历史局限,还原章华台纪念碑性再生路径,诠释东方纪念碑性的独特韵味。

美岱召壁画的“纪念碑性”造像意义初探

美岱召壁画是内蒙古地区藏传佛教壁画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代表汉、蒙、藏文化融合的又一高峰。其殿内壁画极具特色与文化价值。因此,本文以分析美岱召大雄宝殿两幅壁画入手,从而对其“纪念碑性”造像意义进行多方面探究。

“祖先在上”:我国传统文化遗续中的“崇高性”——兼与巫鸿的“纪念碑性”商讨

在我国传统的文化遗产体系中,"崇高性"值得特别提示和重视。崇高性的认知逻辑为"天人合一",这是我国传统价值的核心所在,集中体现在如祖、社作为传承纽带上,在"天—人"关系中同构为一个具有崇高价值的叙事共同体和表述范式。然而,近代以降,西方的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科技主义、物质主义等的陆续"东渐",将我国传统文化遗产中的"崇高性"拦腰阻截,横亘出利益至上的价值趋势,致使其受到毁灭性破坏,当今中国的许多社会问题皆与之有涉。因此,阐明崇高性不啻是对中国传统价值的重新链接。巫鸿先生比较西方的"废墟"等特点,将中国古代艺术的文化传统特质归纳为纪念碑性,值得商讨。

记忆之场:孔庙的传播特征及其纪念碑性

孔庙是综合了祭祀、教育、传播、交流等多重属性和功能的建筑群,从传播空间论来看,孔庙是人之延伸、礼之媒介、教之场域,承担着教化天下和传承文明的重任。从孔庙的媒介表象深入其内里,会发现孔庙是一个记忆得以储存、共享和再生的记忆之场,同时还是一个集合性的"纪念碑":孔庙不仅仅是对孔子的纪念、对孔子历史地位的肯定,还是道统(儒家传道系统的一种说法)的象征,甚至成为拥有道统的先决条件。孔庙的纪念碑性在当代应当被重新认识和重视,这对唤醒文化记忆、实现国家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城市化:纪念碑性、魔性与诗性

"纪念碑性"和"魔性"折射出城市化历史的不同脉络,前者是权力意志的体现,后者是商业霸权的张扬。都市现代性呈现出魅化—去魅—再魅化的历史循环,日益异化为符号的幻象及其统治。"诗性都市"的建构旨在回归"城市为日常生活充当着剧院",实现诗性与日常生活的统一,在传统城市研究之"神性""权力"和"人性"三重维度之外,强调"诗性"对现代城市的批判与重塑作用,确立以生活世界为根基的城市哲学范式。

纪念碑性手法对新中国油画创作的影响

20世纪五十年代后半期,新中国油画家在当时文艺政策感召下,在油画创作中借鉴苏联的纪念碑性手法,以中国革命历史为题材,创作出一批具有较强的形式感和鲜明时代特色的红色经典。这种手法尽管不如情节性绘画影响广泛,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对中国油画创作观念的提升具有积极的意义。它在一定的程度上改变了当时中国油画较为单一的文学性、故事性的叙述方式,使中国美术家更进一步地关注形式语言在绘画表现中的作用。同时,这些作品形成的模式对后来的中国油画创作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试论滇文化青铜贮贝器的“纪念碑性”

中国的青铜时代又可称为"礼制艺术时代"。这一时期的时代特点是用青铜材料铸造各种"礼器",这些礼器具有逐渐丰富的以政治和宗教为核心的"纪念碑性",也可视之为另一种意义上的"纪念碑"。青铜贮贝器是滇文化时期的重器,其纪念碑性来源于铜鼓、铜桶等礼器,最初体现了滇人对权力与财富的占有。在此基础上表达了滇人在军事、宗教与社会生活等诸多方面的观念。从贮贝器纪念碑性产生、发展到衰落的历程可看出,滇文化时期的滇池区域也具有中国青铜时代的一般特点。

云冈石窟“纪念碑性”造像意义探讨

云冈石窟是佛教艺术的经典之作,也是北魏王朝用石头雕刻而成的王朝史、民族史,其中生动的佛教艺术符号为中国艺术史上的辉煌之作,云冈石窟所蕴含的造像意义即"纪念碑性":祭祀礼仪性、政治内涵性、自我自觉性为本文着重讨论的方面,以期对佛教艺术造像意义有进一步的认识。

纪念碑性:平播之役金石铭文拾遗

万历二十八年(1600)爆发的平播之役,是贵州历史上的大事件,此役终结了杨氏在播州700余年的世袭统治,开启了改土为流的新纪元。战役亦遗留下一批以彰显军功为主要内容的"纪念碑性"金石遗存,这些金石材料一则可补史之阙,一则通过事主(铭刻者)的自我宣传而部分重构了"历史"。

一代有一代的编码:论纪念碑性玉器的编码想象

古代中国的连续性文明,其文明演进是建立在对一项或几项战略性资源及其空间的控制基础上的。从编码理论角度,玉器时代的纪念碑性编码由玉钺—玉璧—玉琮来完成,它们既是世俗财富的象征性资产,又是大传统编码中的纪念碑性玉器,同时也是先民祭祀时圣都神圣地理空间的替代物。典籍中零碎的玉石神话叙事蕴含了"玉石之路"战略性资产转变为纪念碑性玉器和拜玉教信仰的扩散和神圣地理空间之间的互动生发关系。

西凉迁都与酒泉十六国壁画墓的纪念碑性

建初元年(405),西凉李暠将国都从敦煌迁至酒泉,此举产生了重要历史影响。酒泉成为西凉新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凉兴建"纪念碑性"建筑的传统也传至酒泉,从而使以丁家闸五号墓、小土山墓为代表的壁画墓,在祥瑞图、"汤王纵鸟"图、社树图及墓主身份的表达等方面表现出典型的"纪念碑性"。

桌子山人面像岩画的纪念碑性

桌子山人面像岩画是中国人面像岩画的宝库之一,其从数量、遗址特点和人面像岩画所表现太阳神崇拜、生殖崇拜、祖先崇拜、图腾崇拜几个特点可以发现,它从不同的侧面表现这些岩画具有纪念性、仪式的功能、宏大的场面、集体的记忆等纪念碑的特点,虽然它们不是传统意义上的纪念碑,却蕴含了纪念碑的性质,即纪念碑性。

从方法论角度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的得与失

巫鸿的《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以下简称《纪念碑性》)从"纪念碑性"的视角重新审视中国古代艺术的悠久传统和继承性,对于美术史学科的建设和空间的拓展做出了有意义的探索,为理解中国古代美术史打开了全新的视野。文章从方法论的角度探讨和分析了《纪念碑性》一书,评判其写作中的得与失。

“天安门”意象的纪念碑性——论中国新诗(1917—1949)中的“天安门”意象

从15世纪至今,天安门在中国文化中始终扮演着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并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的发生而进入中国新诗,成为现代诗歌一个不容忽视的意象。从“纪念碑性”这一概念出发,能更好地将1917—1949这30余年间中国新诗中的“天安门”意象连续起来讨论,并在此基础上运用空间理论相关概念,从文化和政治的双重隐喻之中解读新诗中的“天安门”意象的诗学表征和文化内涵。借助于对时间性的“天安门”诗歌表述史的梳理,剖析“天安门”意象纪念碑性的建构过程,这些不同书写的逻辑背后隐藏着当时人们关注点的改变。

当代公共艺术语境下我国纪念碑性雕塑探析

基于新时代背景,文章研究当代公共艺术语境下的纪念碑性雕塑,致力于在经典纪念碑性雕塑作品中找寻发展的细节,从而在当代公共艺术和纪念碑性雕塑、作者创作意图和公众之间架起一座桥梁,为当代纪念碑性雕塑的发展提供创新路径,同时促进当代公共艺术和纪念碑性雕塑的共生,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艺术支撑。

当代语境下居住建筑体现纪念碑性的适宜性研究——以通州工勤宿舍为例

通过分析北京城市副中心行政办公区工勤人员宿舍项目,探讨在当代语境下,居住建筑设计中采用纪念碑形式体现纪念碑性的适宜性问题。认为位置的重要性支撑了建筑在形式的最高层次上体现纪念碑性的适宜性,而在下级层次可以在规矩的整体对称性中安排自由的局部不对称性,最后指出通州工勤宿舍的纪念碑形式具有延续性。

从央视大楼再读库哈斯的纪念碑性

在改革开放走过四十年的今天,中国建筑蓬勃发展的同时也呈现出诸多问题。本文试图从新的角度切入,通过重新审视库哈斯设计的中央电视台新址,讨论中国当代建筑与纪念碑性的相关问题。

浅论苏联纪念碑性绘画手法对我国油画创作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油画创作发展势头强劲。尤其是在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在当时的文艺政策感召下,新中国的油画家对外国的美术创作方法进行借鉴。这种借鉴又以苏联的纪念碑性手法影响最为突出,苏联纪念碑性绘画手法给我国油画创作带来了很大影响。文章主要从我国油画创作转向苏联纪念碑性绘画入手,对纪念碑性绘画手法在我国油画中的应用实践及对我国油画创作的影响进行分析。

“纪念碑性”:论士人“用玉”及其美学史贡献

士人对玉器美学的贡献卓著,一方面,士人所构建的“玉德”说使玉文化获得了“碑性”意义上稳定持续的发展;另一方面,士人趣味引导着玉器的艺术发展,典型的例子是山水玉器的图像“纪念性”启蒙。两者是反思士人“用玉”问题及重估美学史价值不可阙如的环节,反映出士人对玉器美学人性自由意义上“纪念碑性”的重塑。

一件城市雕塑的几种纪念碑性--从汉墓神道石柱到蓟城纪念柱

蓟城纪念柱建于1995年,位于北京西南二环的滨河公园,为纪念当时北京建城3040周年。其造型源自出土于北京的汉墓神道石柱。蓟城纪念柱的设计是一个关于中国纪念碑的本质与演变的经典案例。其设计观念的形成不是凭空出现的,而是历经了东汉的纪念性墓葬石构建筑、南北朝的石质纪念碑性建筑和随后一千多年的演变发展而形成的。本文回溯蓟城纪念柱设计背后的观念发展史,并分析这一设计所蕴含的三重纪念碑性。关于这三重纪念碑性的探讨基于里格尔对纪念碑的三类划分——“有意为之”“无意为之”和“古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