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反腐绩效评估体系——基于多维度评估方法的研究

反腐绩效评估是衡量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履行专责监督职能的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手段,也是推动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目前,我国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反腐绩效评估工作中存在缺乏专门性考评指标体系、考评体系混用、考评可操作性较低以及评估目标不明确、评估指标不科学、评估方法不规范、评估结果不透明等问题。应尽快构建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反腐绩效评估体系,坚持党的领导、借鉴国外经验、制定明确具体的反腐目标和指标,采用目标管理法、指标评价法、案例分析法、问卷调查法等方法,从多维度、成效导向、有效反馈、透明度和公开性等角度出发进行改革和创新,促进派驻机构提高监督执纪执法水平,推动新时代派驻监督工作高质量发展。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查办案件工作的难点及改革对策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在查办案件工作中遇到不少实际困难和障碍,主要是程序启动难,力量配备难,措施使用难,证据收集难,组织协调难,条件保障难。解决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办案难题,要合理界定派驻机构的主要职责,有效整合派驻机构的办案力量,利用现有资源组建五类派出机构集中管辖驻在部门案件,科学配置派出机构办案权限,切实保障依纪依法高效办案,推动整个纪检监察系统的查办案件工作再上新台阶。

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统管模式比较及其改革路向

探寻新的廉政突破口,迎接廉洁拐点,是当前中国以深化改革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的现实之道。基层纪检监察机构是履行反腐败职能的主要依靠力量,而其派驻机构是反腐倡廉组织体系的神经末梢。反腐败困境的突破,关键取决于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绩效的提高。经过长期反腐败实践,派驻机构统管成为基层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的趋势,已形成点派驻、片派驻、混合派驻三种模式,但都有其优劣。以香港和新加坡的廉政机构为鉴,当下中国内地的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要着力提高廉政绩效;在推进改革的方向上,基层纪检监察派驻机构须进行纵向上的垂直管理、横向上的内部整合。

廉政治理中的监督真空与距离问题探析——以纪检监察派驻体制为例

如何化解权力监督中"真空"与"距离"问题,是廉政治理中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作为当代中国最具有影响力的廉政治理形式,纪检监察体制长期以来亦面临此种困境。作为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着力点和突破口,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统一管理和全覆盖,对于优化和完善纪检监察双重工作领导体制,化解监督真空与距离困境,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纪检监察派驻体制的安排,通过统一管理,强化独立监督,有助于化解监督真空困境;通过"内嵌于"驻在部门,强化全程、全方位的"参与式"监督,有助于化解监督距离困境。廉政治理现代化的关键在于监督真空与距离的化解,而监督真空与距离的化解,一是要确立权力制约的思想,赋予廉政机构应有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二是要推进廉政治理机制的具体化、程序化和制度化,明确和理清廉政机构运行中的权责关系。

我国纪检监察派驻体制存在的问题与改革对策

纪检监察派驻体制是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监督机制,对于建立健全我国国家治理体系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纪检监察派驻体制自建立以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改革的不断推进其法定属性不够明确,机构地位的独立性不强及监督职能难以充分发挥的问题逐渐显现。只有实现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的法定化、工作方式的专业化和机构设置的集约化,并与驻在机构内设监督机构相互制约又相互配合,才能更加充分地发挥派驻机构对驻在部门外部监督的作用,形成对驻在部门权力规范运行的强有力制约。

纪检监察派驻机构如何有力监督

派驻监督是党内监督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不断深入,纪委监委向同级党和国家机关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将逐步实现全覆盖。各级纪检监察派驻机构要强化责任担当,把精准监督作为第一职责,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监督工作做深做细做实。

关于发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职能的思考——以某市为蓝本

推进纪检监察机构改革,设立派驻纪检监察组,是改革纪检监察监督模式、强化监督效果的重要探索。笔者以某市的探索实践为研究蓝本,发现某市派驻纪检监察组的设立,实现了监督范围的扩大、监督权限的提升、监督关口的前移,取得了良好的监督效果。但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中仍存在一些问题,如何有效发挥纪检监察派驻机构监督职能,需要在今后工作中继续探索。

新时代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派驻模式改革与创新

党的二十大修改党章第四十五条,增写“按照规定向有关国有企业、事业单位派驻党的纪律检查组”。这既是对2018年11月以来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派驻改革的高度肯定,也为接下来的工作提出更高要求。深入推进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派驻改革是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用党章管党治党、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发展的重要环节。基于相关党规国法和长期调研材料,系统梳理国有企业纪检监察派驻改革的历史脉络,分析派驻纪检监察组、集团纪检监察组、监察专员办公室等三种模式。研究认为,派驻改革确立了派驻机构与国有企业各治理主体“监督与被监督”关系,将监督对象扩展至国有企业所有行使公权力的公职人员,实现了国有企业党风廉政建设体制性变革;通过监察权赋予派驻机构运用留置等措施权限,强化了工作效果和震慑效用;通过“组地”联合办案方式构建重大案件查办的有效机制,实现了国有企业监督执纪工作的机制创新。

纪检监察派驻、管理体制改革与创新要素集聚——基于全国55个城市的实证研究

创新驱动是新时期我国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战略,国家纪检监察制度为护航创新发展提供了必要支撑。文章基于2012~2020年中国55个城市的截面数据,采用系统距估计方法(GMM)和中介效应模型,考察纪检监察派驻与管理体制改革对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纪检监察派驻有助于资本、技术和数据创新要素的空间集聚;纪检监察管理体制改革通过增强内部监督能力创造集聚条件。城市创新环境是纪检监察派驻与管理体制改革影响创新要素集聚的中介因子,构成正向传导的驱动作用;同时,纪检监察对不同地区城市创新要素集聚的影响效应存在一定差异,整体驱动影响在非省会城市、中西部城市更为显著。本研究结论有助于厘清国家纪检监察体制与城市创新要素集聚之间的作用机理,为进一步推进纪检监察体制改革、优化城市创新环境提供经验依据和政策启示。

浅析国有金融企业派驻纪检监察监督与内部审计监督贯通协同的方法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有金融企业派驻监督工作体制机制建设不断完善,派驻监督与巡视监督、审计监督、司法监督、民主监督等共同构成党和国家监督体系有机整体。结合国有金融企业实际,派驻机构与内部审计部门在企业的监督中发挥的作用最为深入,两者在监督主体和监督内容方面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结合我省纪委监委印发的《关于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财会监督贯通协同工作办法(试行)》等制度,形成了纪检监察监督与审计监督有机贯通、相互协调的工作格局。如何更好地融合两者的监督,发挥“1+1>2”的效果,值得进一步的探讨。

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问题研究——以派驻旅游系统纪检监察机构为例

明确职责定位,聚焦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紧紧围绕监督执纪问责,深化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全面提高履职能力,是新形势下党中央和中央纪委对各级纪检监察机构提出的新任务、新要求。目前,一些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在履行监督执纪问责职责方面还存在着思想认识不到位、任务职责不明确、工作机制不完善、执行纪律不严格、责任追究不坚决、工作方式不科学、作风转变不理想等问题。各级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必须进一步提高思想认识、增强监督责任,明确任务职责、聚焦主责主业,完善工作机制、强化监督作用,严格执行纪律、确保刚性约束,严肃责任追究、强化责任落实,创新方式方法、强化技术支撑,转变工作作风、提高素质能力。

党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的历史脉络及其经验启示

新中国成立后,派驻监督制度首先在政府监察体系中建立起来,1959年监察部撤销后,1962年党内派驻监督制度开始建立并在实践中得到初步发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的纪检派驻制度得到初步恢复和发展。进入21世纪,以统一管理为主要特色,纪检监察派驻制度进一步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以派驻监督全覆盖为鲜明特征,党的纪检监察派驻制度得到全面而深入发展。从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派驻监督制度的历史梳理和分析中可以得到启示:要始终明确派驻定位;加强派驻机构的自身建设;推进派驻机构的垂直管理。

关于强化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监督作用的思考

高校纪检监察派驻改革是加强党对高校的领导、深化全面从严治党的有力实践举措。分析天津市市属高校纪检监察派驻改革初期派驻高校纪检监察组监督作用发挥存在的短板和不足,探索强化派驻高校纪检监察组监督作用的有效路径,包括强化自身建设、强化工作主动性、突出监督重点、形成监督合力、增强师生满意度等,为驻在高校各项工作健康发展提供坚强的纪律保障。

北京纪检监察派驻机构不再受双重领导

北京市将在今年内完成对35家纪检监察双派驻机构的业务工作和干部工作统一管理。这意味着，纪检派驻机构将由此前的市纪委监察局和驻在部门双重领导，改由市纪委、市监察局直接领导。一直以来，纪检监察双派驻机构既要对所驻机构进行监督，又要接受监督对象的领导。此次改革，使对派驻机构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实行有效监督的职能作用得到突出。

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省属高校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改革之应然性思考

四川率先开展省级纪委监委向省属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改革试点工作。在全面从严治党新常态下,省属高校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改革是党建理论的实践创新,是高校始终坚持"两个维护"的政治保障,是现代高校治理的制度支持。为切实履行职责使命,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要找准自己的身份定位,准确把握与省纪委监委和驻在高校党委的关系;厘清驻校纪检监察组和校纪委的权责,聚焦纪检监察职责,保持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的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持续抓好队伍建设,强化高校派驻纪检监察组的自我监督和自我约束,必须带头加强党的政治建设,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铁军。

论航道系统派驻纪检监察干部作用的发挥

当前,我国反腐倡廉建设形势严峻,任务艰巨。近年来,从国家机关到地方政府部门、从行业系统到地方块块,推出了纪检监察派驻制,这是加强反腐倡廉建设的新举措。本文结合航道系统实际,就如何有效发挥派驻纪检监察干部的作用进行初步探讨,提出了一些针对性的的对策措施。

推动高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

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是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集中体现。本文以四川旅游学院为例,详细阐述了在四川实施高校纪检监察机构派驻改革试点情况下,学校如何推动学校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充分释放派驻改革效能。

腐败案件是否列为评估指标:派驻机构绩效考核的困境与超越

派驻机构的绩效考核虽然在实践中正在探索,但系统的、深入的理论探讨并不多见。特别是腐败案件是否列为评估指标,理论和实践中均面临派驻机构与监督对象利益捆绑的困境,需要对这一两难问题进行反思。我们认为将腐败案件列为评估指标,从案件侦破方式界定责任极其必要,且极具可行性,而派驻机构的工作特点以及腐败行为演进规律决定了派驻机构的绩效评估必须将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重视结果导向,必然需要把腐败案件列为派驻机构的评估指标,因而需要重新构建过程导向与结果导向相结合、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统一的派驻机构绩效评估指标体系。

“监督全覆盖”背景下基层政府派驻纪检监察机构问责机制优化研究——以G省S区为例

在持续推进"监督全覆盖"的改革背景下,通过对基层地方政府派驻纪检监察机构改革的案例分析发现,基层派驻纪检监察机构实现了从双重管理体制时期的"依附式"向"全覆盖"时期"吸附式"问责机制的转变,其职责定位进一步明确,独立性以及干部队伍能力和专业化水平也得以提升,但仍存在一些派驻机构角色异化、目标模糊和执行偏差等非预期后果。基于科层间委托—代理关系的问责体制在约束基层政府实际控制权和"代理人损失"等方面存在不足,应强化纪检垂直领导、优化党政协同治理、建立联组工作机制、推动干部能力建设、健全问责流程管理,进一步推进和完善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重构与嵌入:新时代派驻监督的改革实践与质效提升

派驻监督是在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下,强化自上而下组织监督的重要形式,是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纪检监察派驻机构改革向纵深发展,派驻监督表现出鲜明的制度重构与过程嵌入特点。就结构环境而言,派驻机构的领导体制、组织形式、职能职责和机构管理等要素要件得到结构性重组;就运作过程而言,派驻机构常态化监督机制和派驻机构、纪检监察机关的协同联动机制实现了流程优化。派驻监督在实践中仍需面对“脱嵌”问题,为充分发挥派驻监督的制度优势,有必要在结构和过程两个层面对派驻监督进行针对性调适,进一步提升派驻监督质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