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纪法适用中权衡的路径展开与理性规制

权衡是指导规范适用中价值判断取舍问题的重要思维方法。将其引入纪法适用中,既是促进执纪执法多重目标达成的应然之举,也是将纪法适用中的价值判断纳入理性轨道的必然要求。权衡在纪法适用中有着特定的启动场域和运用空间,呈现为“价值—事实—过程”的立体思维构造。具体可归纳为党的政策、情理因素的评价注入,事实性因素的具体填充,并依托比例原则的程式结构将上述因素予以理性规整的运作规程。权衡天然隐含着一定的风险,要通过健全以民主集中制为内核的商谈程序机制、确立受形式逻辑限制的论证说理规则、构设面向权衡主体的内外监督网络,保障其在纪法适用中的运作效果。

纪法思维实践探索研究

党纪、国法是“中国之治”的重要支柱,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和“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总目标,强调注重党内法规同国家法律的衔接和协调。纪法思维作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融合了纪与法,其实质是纪律要素和法律要素的叠加思维、系统思维、辩证思维,是持续深化、永无止境的认识和实践过程。“党纪不可破“”国法不可违”,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是有机统一的系统工程,把纪法思维作为一种政治追求、一种工作方式、一种生活习惯,提高纪法贯通能力,推动纪法实践向深拓展、向专发力、向下延伸,实现纪法双施双守,是新时代纪法实践探索题中的要义。

纪法报道如何做到既专业又耐看——以中国纪检监察报《三堂会审》栏目为例

随着全面从严治党持续向纵深推进,党员干部对纪法知识的需求越来越高。如何满足读者需求、优化纪法报道,是值得关注的重要课题。中国纪检监察报作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报,在纪法报道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和有益经验。文章从实践出发,以中国纪检监察报《三堂会审》栏目为研究对象,通过对该栏目多年来刊发的纪法报道及其背后专业采编队伍的分析,探究做实纪法报道、壮大主流舆论、把握舆论主导权的有效路径,提炼出规律性认识,以期为业界同仁开展纪法报道提供有益借鉴。文章认为,做深做实纪法报道,一是要强化理论引领,以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策划;二是要发挥专业优势,遵循新闻传播规律,用通俗语言讲好专业故事;三是要创新传播形式,增强视觉吸引力。概言之,做深做实纪法报道,要坚持以思想性为引领、以专业性为底色、以知识性为依托、以实用性为导向、以美观性为吸引,让读者看后有收获、形成阅读期待,如此才能持续增强报道的传播力、影响力。

论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

容错纠错作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重要理念,对于破除改革阻碍、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发挥正向激励作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之前,该理念已被党规党纪吸收,伴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入,党规党纪层面的容错纠错机制也愈发成熟,并逐步呈现出向法律层面扩展的倾向。若能充分察觉监察体制改革中容错纠错机制的运作机理、运作方式的法治化变革,因势利导解析容错纠错机制所蕴含的谦抑、法秩序统一等法理内核,适时借鉴吸收党内法规建设经验,补齐法律层面的制度短板,有利于促成容错纠错机制的纪法衔接运用。然而需要注意的是,基于党纪国法规范属性、容错纠错预期的差异化考量,刑法实不宜对容错、纠错等量齐观,而更应着重于容错机制建设,通过违法性阻却事由等手段为党规党纪的介入开辟出足够的纠错空间。此外,也应当明晰容错纠错机制法律化的基本要件,划定容错纠错机制运行的边界范畴,以防有条件的容错免责被变成纵错。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路径探析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成为监察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通过明晰纪法贯通的基础得到,从根源上,党纪和国法都体现人民的意志;从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相似性和目标一致性。从“纪在法前”并不意味着以党纪代替法律和严格区分违纪与违法犯罪明晰纪法贯通的边界。从而探析出在程序上应将工作机制、法定程序、证据效力于标准和监督统一,在实体上梳理三种责任关系、厘清三种处罚的实施的路径。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中纪法衔接的问题与应对

推进党纪与国法的有序衔接是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从党纪与国法互动的历史轨迹来看,以国家监察体制改革为分水岭,呈现出由“纪法分离”到“纪法衔接”的变迁。理解纪法衔接的内涵,要准确把握党纪与国法关系的三个面向:党纪与国法之间存在界限,不能混淆;纪在法前,纪严于法;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一体推进执纪执法活动。“严而不厉”是纪法衔接的政策基础,纪委监委合署办公为纪法衔接提供了组织保障,综合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是纪法衔接的规则指引。当下纪法衔接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纪法规范的科学性有待提升、立案审查调查的一体化以及处置上存在“以纪代法”和“以罚代刑”现象。为此,需要从完善纪法规范、强化纪法界限意识、坚守法治原则、适度分离立案审查调查程序等方面加以应对。

纪法衔接与特定情形职务犯罪非罪化处置

我国监察体制改革以来,在对可能构成职务犯罪的腐败行为的处置方式中,以“断崖式降级”为代表的党纪政务处分所占比例逐渐提高。对此,理论界出现了“以罚代刑”不可取的质疑声音。这一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纪法衔接的不畅。《监察法》与《刑法》二者位阶平等、目标相同、内容共通,这是纪法衔接的重要基础。监察对象的范围广于职务犯罪主体,不仅是对其合理有益的补充,也是纪法衔接的重要表现。特定情形职务犯罪非罪化处置具有合理性,在由以惩治为主转为以预防为主的腐败治理新模式中,这是实现纪法衔接的一种新举措。党纪政务处分足以实现刑罚的惩罚性和刑法的特殊预防功能,也是落实“治病救人”和“四种形态”方针政策的具体方式。在具体适用过程中,应加强纪检监察机关内部的管理,并允许司法机关一定程度的参与,将能更好地推进纪法衔接。

纪法衔接中非犯罪化处理之隐忧及制度构建

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被明确写入党内法规,这既是破解腐败案件发现难、调查(侦查)难的有效之策,也是法益权衡原则的体现。但在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的实践中,存在着一定程度上的“四转三”被滥用的现象,即对已构成职务犯罪但自动投案、认罪悔罪的被调查人,不移送检察机关追究其刑事责任,而转化为“第三种形态”处理。这种处理方法存在着合法性存疑的问题,引发较多争议,也对当前的反腐败斗争带来了一定的消极影响。为了化解反腐败的合法性与有效性之间的矛盾,建议在纪检监察机关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中借鉴刑事诉讼中的特殊撤案、不起诉制度的规定,在《监察法》中完善相关条款明确适用的条件与程序,从而在“四种形态”的转化上实现依法治国和依规治党的有机统一。

论纪法协同的法治逻辑梳理及误区澄清

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纪法规范互动与协作的产物,纪法协同以国家治理现代化为法治目标,以党的领导为法治逻辑起点,以加强权力监督为法治运行保障,以纪监协作为基本的法治方式。在以《监察法》为核心的纪法规范为纪检监察机关强化监督职能、推进协作效能化提供规范依据的同时,亦可从法哲学层面为其合理自洽提供有效支撑,纪法协同践行了结构主义维度下要素联结的理念,符合矫正正义、分配正义的内在要求,同时延续了社会主义腐败治理的思想脉络。另外,应警惕法治教条主义与法治虚无主义对反腐工作的消极影响,通过纪法协同强化有效治理、增强法治约束,以矫正两种实践误区。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的路径

在监察委员会成立和纪委监委合署办公后,形成了既执纪又执法的全面一体化反腐新格局。实现执纪执法贯通,不断提高纪检监察工作规范化、法治化水平,是实现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是推进新时代监察体制改革的必然要求。纪法贯通具有深厚的法理基础:在根源上,党纪和国法本质上都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在维度上,党纪和国法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功能上,党纪和国法具有手段的相似性和目标的一致性。要避免超越纪律和法律边界的贯通,“把纪律挺在前面”并不意味着用纪律代替法律,罪刑法定原则是法律和纪律的双重边界。监察体制改革为纪法贯通确立了前提,在程序上执纪执法并举、审查调查并行,在责任上存在刑事责任的包容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的平行性。党纪处分和政务处分在适用上可择一或配套适用。

企业纪检工作中纪法衔接的思考与分析探讨

在企业纪检工作中,纪法衔接是新时期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必然举措,因此,在企业纪检工作中,必须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纪律处分条例》的规定进行处分,确保处分的合法性、公正性和严肃性。本文主要以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对纪检工作中纪法衔接的概念、需遵循的原则、党纪与法律异同进行分析,提出提升纪法衔接质量的具体方法,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关于构建国企基层班组纪法教育体系的研究

新时代以来,国有企业全面蓬勃发展,将坚持“两个一以贯之”,坚持党的领导、加强党的建设贯穿始终,在新常态下开展纪检工作能够有效推动全面从严治党[1],同时为自身高质量发展提供了不竭动力。但是,新的形势要求和新的机遇挑战不断涌现,多数国有企业体量规模庞大,下属单位众多,基层站点、车间、班组分散,基层干部职工大部分远离机关总部,国企纪检机构的监督、教育往往鞭长莫及,难以实现全覆盖和常态化。一定程度可能导致基层党员、干部职工对国家法律法规、党章党规党纪和企业规章制度重视不足、学习不足、警醒不足、执行不足。同时结合行业现状和个人调研情况,能够发现部分企业基层班组仍存在基层单位负责人主动开展纪法教育意识不强,部分基层职工纪法意识淡薄,违规违纪违法问题时有发生,未形成纪法教育常态工作机制等问题。为进一步探索研究纪法教育在基层单位中开展的方式方法,本文对构建国企基层班组纪法教育体系进行研究。

“两委”合署办公体制下纪法关系研究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国家新设监察委员会,其与当地纪委合署办公,实行一套工作机构、两个机关名称的工作方案。纪委监委精诚合作,共同行使纪律检查及国家监察职能,构建起全方位权威、严密且高效的反腐体系。在"两委"合署办公体制下,由于执法与执纪在执法对象、办案流程等方面具有一致性,故党纪与国法要有效衔接;然而,源于党纪与国法在内涵、外延等各方面殊有不同,两者须予区分,执纪与执法绝不能简单取代,合署并不等于合并。要正确处理党纪与国家法律间的关系,既要实现纪法衔接,又要坚持纪法分开。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必将助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更好实现。

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纪法贯通”的思想蕴涵、时代价值与实践要义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纪法贯通”的相关论述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体现,其立足于中国现实土壤,以法治思维和系统思维为支撑,将分属不同规范体系的党纪与国法在中国反腐败治理中贯通与衔接,并转化为强大的治理效能。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纪法贯通”的深刻内涵进一步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与实践运用,为中国新时代的反腐体系建设指明了方向,并有力回应了党法关系这一政治陷阱问题。依规治党和依法治国有机统一、纪法界分与纪法协同的有机统一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重要精髓内核,其运行于我国纪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践场域而成效彰显,通过统筹考量而有机整合纪法规范体系、依赖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有力促进纪法协同贯通、将法治思维贯穿于执纪执法实践运行的始终、健全纪法监督和权力规范等多层面的保障机制,有力提升和促进了中国反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纪法协同:净化政治生态的实践逻辑

净化政治生态就是要营造良好的从政环境。严明党的纪律与加强法治建设协同推进,是净化政治生态的"双保险"。"纪法协同"凸显党纪与国法的内在一致性。因此,要加强党内立规与国家立法协同,要注重党纪处分与国法制裁的有效协同,要实现党委主体责任与党的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的协同,要推进党内执法与国家执法的协同,要强化违纪追究与违法惩处的协同。"纪法协同"提供了净化政治生态的充要条件。"纪法协同"致力于培育健康的法治环境,重点在营造良好的政务环境,侧重于提供良好的社会环境。"纪法协同"开启了净化政治生态的实践篇章。有效链接"纪法协同"的集成线路,牢固确立"纪法协同"的刚性约束,坚持守住"纪法协同"的执行环节,是"纪法协同"净化政治生态的实践路径。在严守纪律中自觉遵法,在强化法治中严明党纪。加强执纪与执法协同,坚决维护纪律刚性和法律尊严,在制度化和法治化的框架下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从而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

纪法分开下中国共产党纪律建设研究论纲

党的十九大提出"加强纪律教育,强化纪律执行,让党员、干部知敬畏、存戒惧、守底线,习惯在受监督和约束的环境中工作生活"。从"纪法分开、纪在法前、纪严于法"的角度,推进纪律建设的研究,不仅具有理论价值,而且具有实践价值;主要研究内容包括"纪律在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中的地位和作用""纪在法前的内涵""中国共产党的纪律体系""中国共产党纪律的制定""中国共产党纪律的执行""违纪的构成及其纪律处分"和"纪法的有效衔接"等,研究的主要方法有文献研究法、实证分析法、语义分析法和综合研究法。

公立高校国家监察之纪法贯通研究

纪法贯通是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本质要求,需要党的纪律与国家法律的有效衔接,以及纪检监察部门执纪与执法两种职能的有效整合。公立高校公权体系的多层次性使得高校监察体系纪法贯通具有复杂性,高校应在规范贯通、职能贯通、教育贯通的基础上建立纪法贯通的监察体系基本架构。

监察体制改革背景下纪法贯通的困境与出路

监察体制改革开展两年多以来,国家权力得到了重新配置,新型国家反腐败体系初现雏形,党的意志和党内政策逐步转化为国家意志与国家法律。自改革伊始,纪法贯通就是改革进程中的重大难题,实现纪法贯通,是贯彻稳中求进基本工作方针的现实需要,也是监察体制改革的鲜明要求。改革新时期,解决纪法贯通问题的出路在于坚持从严治党,厘清监察机关职责。

当下纪法衔接机制的进步、不足与完善--以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与刑事司法的衔接为视角

在我国监察体制改革进入新阶段的大背景下,随着相关法律法规包括党内法规的修改完善和实践的推进,一方面,“纪法衔接”机制发展有了新进步,即纪律和法律衔接在内容具体规定上的完善以及实践操作上的有益探索;另一方面,“纪法衔接”机制面临新问题,具体包括政治话语进入法律体系带来的理解、适用问题,以及形态转化畸宽导致出现执纪非罪化趋势问题。政治话语转化为法律话语的问题,核心在于解构法律话语所具有的特征来改造政治话语;而对于“四种形态”中“四转三”形态转化畸宽、带来刑事犯罪的非罪化趋势的问题,需要从制定操作细则、完善转化程序两方面入手解决,执行层面可以考虑探索引入司法监督等外部监督力量的参与。

关于新形势下践行纪法分开理念的思考

党的纪律严于国家法律,党纪与国法能够分开且应当分开。实现纪法分开,是为了避免纪法混同,但同时要防止纪法割裂。党的纪律检查机关要聚焦主责主业,强化纪律监督;探索实践"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完善纪法衔接,实现依规治党与依法治国有机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