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基础研究中科学思维的探讨

讨论了自然科学理论革新的4种纯基础研究思维模式,即经典的还原论模式、数据驱动模式、AI生成协同模式和复杂系统思维模式,分析了这4种纯基础研究模式的特点和结构;将系统的思维方式概括为8个环节:组成、结构、属性、环境、行为、相态、演化和组织机制;并提出深化系统思维是当前理论革新的重要方向。

如何改进中国纯基础研究系统

随着创新驱动型经济的发展,纯基础研究对科技创新和技术进步的促进作用越来越显著。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在纯基础研究方面取得了很多进展,但在纯基础研究、应用技术和金融支持三大系统分工协作的“三位一体”新型发展模式中,纯基础研究总体来说是“软肋”所在。文章提出,要全面提升纯基础研究水平,首先必须厘清一些认识误区,然后要找到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较弱的根本原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改进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中国的纯基础研究相对世界先进水平而言确实较为薄弱,但是相对落后的纯基础研究和所谓的被“卡脖子”没有直接的关系。被“卡脖子”主要还是技术不过关,隐性知识的积累和应用技术研发的投入还不够。文章认为,中国在发展真正的纯基础研究方面还没有开始发力,是中国纯基础研究相对落后的根本原因,也因此潜力巨大。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上升,在能力允许的范围内逐渐加大对纯基础研究的投入,是符合中国和人类的长远利益的明智之举。文章指出,搞好纯基础研究的战略思路,在于做大“科学人口”的规模并使“科学人口”人尽其才。根据这一思路,文章论述了以满足教育、管理和“软基建”三大必要条件为核心的从根本上提升中国纯基础研究水平的具体策略。

诺贝尔自然科学奖与基础研究

文章主要提出并探讨了三个具有内在关联的问题:一是基础研究的类型问题。基础研究是一个随着科学研究实践的发展而演进的范畴,通过对现代科学从"学院科学"向"后学院科学"转变的历史考析,得出基础研究的范畴已从只是"纯基础研究"的一种类型拓展为包括"纯基础研究"和"定向基础研究"两种类型的结论,结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的实际案例,对这两种不同类型的基础研究范畴做出了新的阐释。二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的比重究竟有多大。通过对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从事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与"定向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获奖工作的人数与比例的统计分析,发现高达90%左右的科学家是由于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而被授予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彰显了权威的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对基础研究的"偏爱",从而显示出基础研究的重要意义。三是诺贝尔自然科学奖获得者是如何从事基础研究的。依据真实、丰富而鲜活的思想资料,运用案例分析法,深入分析和揭示了他们作为科学精英在基础科学领域取得重大原始性创新成果的"奥秘"。

中药基础研究的经济分析

中药产业技术创新的持久性离不开中药基础研究的强大支持。中药基础研究分为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引起的基础研究,对于中药纯基础研究,考虑到其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不确定,企业投资回报无期限,政府应给与财政上的支持,对于应用引起的中药基础研究,预期可能较快地推动技术创新,并且产生经济收益可能性大,所以可以引入社会力量。通过构建模型对基础研究的局部均衡分析可以得出,基础研究成果对任何经济体都是弊大于利,而且政府有必要对基础研究活动进行干预。因此,中药基础研究意义重大,纯基础研究需要政府适度扶持,应用引起的中药基础研究需要引入社会力量。

中药基础研究的供给模式分析

中药基础研究的供给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其盛衰。本文首先对中药基础研究进行概念界定,将其划分为中药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引起的中药基础研究两种类型;接着用数理模型简单分析中药基础研究的四种供给模式;最后对中药基础研究的模式进行简单的比较探讨。认为中药纯基础研究应该由政府运用政策进行合理干预,而应用引起的中药基础研究则主要应该交给市场,让市场的自我调节机制调节中药基础研究资源的配置。

企业基础研究与偏向科学端的创新体系

创新的形式多种多样,分布于科学端到应用端的各个点。创新对现代化建设至关重要,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更加需要强化基础研究和偏向科学端的创新。基础研究不只是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任务,企业特别是大企业能够而且需要开展基础研究甚至一定的纯基础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