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劳动生产率效应的区域发展影响因素分析

劳动生产率是促进经济高速增长和协调区域平衡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本文采用指数方法,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及丹尼森效应,三种效应的贡献率显示我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由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2002年以后丹尼森效应的作用逐渐凸显出来。对比分析中国31个省份的纯生产率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发现,东部地区省份的两种效应普遍高于其他省份。要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中部省份及东北老工业基地必须在保持纯生产率效应贡献度的基础上提高丹尼森效应,而西部地区的两种效应都有待提高。

皖北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原因分析——基于劳动生产率的分解

运用诺德豪斯指数分析工具实证研究了皖北地区18个县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问题,试图找出皖北地区经济欠发达的原因.结果显示:一方面,纯生产率效应在各县劳动生产率增长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差距拉大主要是纯生产率效应的配置格局演变导致的,包莫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在决定劳动生产率演变方面起着辅助作用.由此得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和招商引资力度不够、外资利用率较低是皖北地区经济欠发达的主要原因.

上海市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因素的实证分析

上海工业发展已经进入结构调整、提质减速的阶段。劳动生产率增长呈现逐年减缓趋势。使用指数法将上海十余年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姆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发现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依靠各行业内自身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产业结构调整发挥的作用并不明显。并且找出了对上海工业总劳动生产率增长促进作用最大与最小的各五个行业。

长江三角洲地区劳动生产率增长分解

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增长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使用长江三角洲地区2000—2019年的GDP和就业人数的面板数据,以指数分解法为工具,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根据分解结果可以看出,在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过程中,纯生产率效应起重要作用,而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起的作用则较小。基于分解结果,认为长三角地区应该注重行业间的劳动力资源配置,加强劳动力资源配置能力与资本深化和技术进步相适应,从而提升长三角地区的劳动生产率。

中国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收敛性:1978～2006年

劳动生产率提高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方面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采用指数方法实证研究了1978～2006年我国内地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下文简称"省份")劳动生产率的收敛性问题。结果显示:劳动生产率增长率表现出东部领先背景下的有限收敛,劳动生产率绝对值则表现出东部占优条件下的相对发散,这种格局在1993年之后有相对增强态势。劳动生产率增长可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主要是依靠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这种状况在1993年之后得以强化。各省份劳动生产率增长中丹尼森效应贡献度较小,这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化流转的交易成本较高有关,而纯生产率效应的贡献最大,这与分工演进和资本深化有紧密关系,地区劳动生产率收敛性演变的主要动因是不同地区的资本深化存在差异,特别是东部具有相对于中西部的资本深化优势。从实证研究中可以引申出我国实现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协调地区经济发展的若干政策含义。

政府干预、资本深化与中国劳动生产率

在渐进式改革逐步深入和人口红利逐渐消退的现实背景下,如何合理调整政府干预手段助力劳动生产率的提升,是缓解当前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重要课题。通过梳理政府干预的不同手段,分析这些手段引起的劳动生产率及其多种维度的变化,探讨政府干预对劳动生产率的直接影响和潜在作用。研究表明,政府借助对土地、国有企业和金融体系的垄断采用不同手段干预全社会投资需求,通过加速资本深化进程对劳动生产率造成短期和长期影响。进一步分析表明,政府直接干预市场竞争的行为以劳动生产率长期增长潜力为代价换取其短期爆发性增长;政府直接投资和劳动生产率之间呈现倒U型关系,基础设施外部性决定了政府直接投资对劳动生产率技术进步维度的正效应。

从产业结构看我国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变化

1952—2016年,我国劳动生产率呈不断上升的长期趋势,近年来增速虽有放缓但波动性趋于减小。分三次产业看,劳动生产率背后的产业结构变迁符合"配第—克拉克定理"所揭示的三大特征事实。经结构分解后发现,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主要是受鲍莫尔效应和纯生产率效应的影响。未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取决于新技术的大规模应用和更具弹性的劳动力市场。笔者建议,要遵循产业结构变迁规律,不仅按自身的比较优势来选择技术结构和产业发展,也充分运用要素禀赋结构的提升与比较优势的动态变化来实现产业的转型升级。

中国劳动生产率时空演化、地区差异及驱动因素研究

劳动生产率提升是中国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动力基础。本文采用Dagum基尼系数分解以及指数法,分析2001—2019年中国劳动生产率区域差异及其增速的驱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劳动生产率呈现出持续增长趋势,但增长速度下降。其差异性主要来自地区间,其次是地区内,最后是地区叠加引起的差异,地区内存在劳动生产率“洼地”。纯生产率效应将长期是劳动生产率增速的主导驱动力,产业间的结构红利大于地区间的结构红利,且产业间的结构红利和“鲍莫尔成本病”可能会同时存在。因此,要提高劳动力供给质量,改变整体劳动生产率增速下降趋势,加强都市圈等空间组织形式的探索,更加注重产业间而非区域间的人才流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及因素分解:2000-2017年——基于53个国家的比较

劳动生产率对于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经济长期增长具有重要作用。基于2000-2017年"一带一路"53个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趋势,采用指数实证研究方法将劳动生产率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鲍默效应和丹尼森效应三种结构因素。研究结果表明,2000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整体呈上升趋势,包括中国在内的多数国家劳动生产率主要是依靠纯生产率效应驱动,但近年来随着资本深化作用的减弱,主要沿线国家的纯生产率效应有所下降。基于所得研究结论,最终从优化营商环境、推进服务业现代化改革等方面为中国及"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劳动生产率增长提供相关政策建议。

中国各省份经济增长的因素分解与劳动结构效应:1978～2007年

本文基于因素分解法实证研究了1978～2007年我国各省份经济差距的演变机制。结果显示:各省份GDP增长率已呈现出某种程度的"速度收敛",这主要源于三大区域内部收敛以及区域间的中西部收敛。各省份GDP增长均具有显著的"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特征,各省份GDP增长率的敛散性主要是纯生产率效应差距演变导致的,纯劳动结构效应和纯劳动投入效应对增长率差距的贡献较小。各省份增长的纯生产率效应主要受资本深化程度的影响,纯劳动结构效应主要受劳动力在行业间流转程度的影响。

上海GDP增长率的因素分解及其政策含义

本文将GDP增长率分解为纯生产率效应、纯劳动投入效应、纯劳动结构效应及四种交互影响,并实证研究了1952～2008年上海GDP增长率变动的内在机制。结果显示:上海GDP增长率主要由纯生产率效应、纯劳动投入效应和纯劳动结构效应推动,其中纯生产率效应对GDP增长率提高起到了关键作用。1978年之后相对于1978年之前,上海GDP增长率对纯生产率效应的依赖度趋于增强。改革开放之后,上海GDP增长率整体依然具有纯生产率效应驱动的特征,但分阶段看,1978～1989年GDP增长率主要依赖于纯劳动结构效应,原因是此阶段市场化改革为劳动力跨部门流转提供了有利条件;1990～2008年GDP增长率主要依赖于纯生产率效应,原因是此阶段资本深化加速为部门劳动生产率提高提供了坚实基础。基于这些分析结论,可以得出上海实现经济持续增长的若干政策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