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后的另类“纯诗”实践--以《江西民国日报·文学》为中心

《江西民国日报·文学》所刊诗歌是“从现实生活中去发掘”产生的,它们在现实性和艺术性上取得了平衡。聚集在《江西民国日报·文学》周围的诗人们,在一个以乐观昂扬、直露激切为风尚的时代,纷纷“将自己灼热的感情强烈地燃烧在所写的主题上”,用心呵护经营那些琐细却真切的个体情感,进而产生了一种颇为另类的诗歌抒情模式。《江西民国日报·文学》的诗歌在“向生活密林更深广的突进”的基础上,更“向思想密林更深广的突进”,由此获致了某种“内在的坚稳”。《江西民国日报·文学》由此呈现出一系列既现实又现代、既抒情又理智的诗歌,赓续并发展了二十年代的“纯诗”主张,对这一诗歌风貌的钩沉,有助于重溯战后文艺发展变迁的运转轨迹。

20世纪40年代与“纯诗”的综合化

“纯诗”的综合发展是中国新诗发展史的一条主线。这种传统从20世纪20年代“纯诗”首倡之时即已建立,到40年代表现得更加自觉和明显。以袁可嘉、唐湜为代表的“中国新诗”派明确强调建立平衡的诗歌美学特征,在诗歌主题内容方面采取宽容综合的态度,试图建立纯诗的“高度综合的性质”和“现实、象征、玄学的新的综合传统”,走出了一条更具民族性和现实性的“纯诗化”道路。

走向诗的本体:中国现代“纯诗”理论

“纯诗”理论是中国现代象征主义诗学最为重要的理论命题。它的外来源头是法国象征主义诗学,但它又是一种经过中国理论家改造的本土化的中国现代诗学理论,诞生于中国现代新诗由“散文化”到“纯诗化”的发展过程中。最早提倡纯诗的是后期创造社诗人穆木天与王独清,梁宗岱在2 0世纪30年代对“纯诗”理论作出了最为深入的阐释,李健吾则将它用来评论当时的现代派诗人作品。“纯诗”理论为中国新诗的现代化作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纯诗”美学与“纯诗化”写作的现代纠葛——从20世纪上半叶说起

20世纪上半叶,"纯诗"观念与"纯诗化"写作步调并非一致,二者之间存在着矛盾与悖论,呈现出新诗现代性追求的复杂历程。初期象征派诗人大胆探索"纯诗"审美之路,但其实践创作与"纯诗"美学相背离;现代派诗人戴望舒在"纯诗化"写作中融入"非纯"因子,其具有悖论色彩的诗学探索,使中西诗歌文化在矛盾中获得统一;"九叶派"诗人穆旦以其对新诗口语化和散文化的独特理解与崭新创造,超越了现代"纯诗"传统,使"纯诗化"写作在回返中实现了新质跨越,"纯诗"审美与"纯诗化"写作之间走向统一。

论“纯诗化写作”与中国新诗

尽管“纯诗”作为一种诗歌理想一直是诗人所难以企及的,而且,由于文化传统、中外文化的差异,“纯诗”理论在进入中国之后就势必要发生一定的变化。但是,必须承认的是,现代诗人对“纯诗化写作”的追求还是为中国新诗艺术的不断精进与提升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因而,梳理“纯诗化写作”在中国的介入、生成、本土化以及其显隐的发展过程,不但可以揭示20世纪中国新诗发展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同时,也肯定会为反思新诗的历史以及新诗的未来发展提供一定的依据。

论中国新诗对象征主义“纯诗”论的接受

中国新诗接受象征主义纯诗论,没有沿着审美—超验的路线展开,而是沿着审美—体验的路线展开,接受瓦雷里的相关主张,并且结合自身的历史发展进行选择演绎和变异转化。从引进译介到理论阐发,再到新诗创作和批评实践的呼应,现实契机和东方因子逐渐使西方“纯诗”不断中国化,最终剥离和泛化象征主义原义获得新生。

纯诗:对诗歌价值的另一种理解——20世纪30年代现代派诗歌评析

中国新文学“为人生”的价值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新诗的创作态势。但在20世纪30年代,以戴望舒为代表的现代派诗人群却表达了对诗歌价值的另外一种理解,即艺术本位观念。他们以“纯诗”的面貌出现在诗坛,以形式而不是内容作为自身的关注焦点,既提出了完整的诗艺理论,又创作了优秀的诗歌作品。

论闻一多早期的“纯诗”观

受西方浪漫主义、唯美主义、象征主义等纯诗理论的影响,闻一多早期诗学呈现出丰富而明显的"纯诗"内涵。早期的他以美为艺术之核心、主张"为诗而诗",追求诗歌的音乐美、绘画美、建筑美,注重情感和想象,以暗示、象征的手法在诗歌世界中努力探索艺术的纯形,他的早期诗学因而呈现出鲜明的纯诗化风格。但中国诗歌的"言志载道"传统与新诗救亡图存的功利背景和目的决定了闻一多诗学在纯诗化追求中的不纯面孔。随着时代与社会的变化,有强烈忧患意识的闻一多更加意识到西方纯诗的有限性,其后期诗学的思想性、现实性和功利性日益突出,早期的纯诗论也逐渐为弹性说所取代。

梁宗岱的纯诗系统论

在中国现代诗学史上 ,梁宗岱最早对诗的本体特征作了整体性的把握和较为充分的敞开。他既从文体层面揭示了诗不为他物决定的禀赋和特性 ,又从艺术层面和哲学层面揭示了诗作为存在的构成方式以及存在之为存在的最高境界 ,从而在中西诗学相互交汇的格局中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多层次、多方位的立体化、系统化的纯诗论理论体系。

从“纯诗”突围而来的现实主义——论闻一多后期诗学观

闻一多早期因不满中国新诗坛的混乱和无形式感,在西方纯诗观念的影响下倡导艺术的纯形。后期他则随时代变化逐渐远离了纯诗,转而强调诗歌的社会性,其诗学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开始凸显,并呈现为开放多元的状态,即形式与思想并重,哲理与情感共存,散文、小说、戏剧等文体因素兼融。闻一多后期诗学并非前期诗学的彻底否定和摒弃,而是闻一多生命诗学的内在调整和发展,其前期诗学或隐或显的功利色彩、现实关怀、多元意识等特征在后期诗学中渐趋突出。闻一多后期诗学与时代精神取向一致,又融合了其前期诗学,具有鲜明的个人特色。

诗观与写作的悖离——穆木天的“纯诗”理论与写作实践

在穆木天的文学生涯中,有两次大的转向,一次是在日本期间由浪漫主义到象征主义的转向,其诗歌作品是写于1925年的《旅心》,其理论作品是写于1926年的《谭诗》这篇长文。前者表达的是模糊诗观,后者则是明确诗观。《谭诗》中表达的明确诗观主要涉及三个层面:诗歌的本质,诗歌写作的基本理念与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而其核心的概念即是他主张的"纯粹诗歌"("纯诗")。但在实际上,穆木天的诗作只动用了他诗学主张的第三方面,即他自己提倡的诗歌写作的基本技术,在他的诗作与诗观之间,存在着很大程度的悖离。

从“音乐的美”到“纯诗”——论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深层理论与实践

古典的以及现代分析美学的诗美构成要素论、"音节化"与情感"诗化"的理论以及唯美主义理论,是新月"三美"论中"音乐的美"理论的深层次核心理念,也是新月诗人现代诗歌美学建构的基本理论。新月的代表诗人闻一多、徐志摩等对现代汉语诗歌的"音乐的美"的建构所做的示范性的探索与实践,依赖于这些文学美学的基本理论。后期,新月诗人的"纯正"、"纯粹"的诗歌美学追求倾向,则从关注诗歌的外在形式美向内在主体精神的美学品格转化。《奇迹》的音乐美与散文美交织的内在矛盾正是这种美学追求的呈现。认识清楚这些,对于深入认识现代诗歌的流变进程与现代诗歌的美学建构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纯诗”的本土转化与“情本位”回归

上世纪20、30年代,西方后期象征主义主将瓦雷里提出的"纯诗"理论得到中国诗坛的热烈回应。穆木天、王独清等中国象征派诗人在积极追寻彼岸世界的同时,又不断为中国传统诗学以及创造社的抒情主潮所牵引,悄然将"纯诗"的诗学根基移位至"情本位"上来,提出"统一性""持续性"等主张,在艺术风格与精神气质上更倾向于马拉美、兰波等浪漫气息浓重的前期象征主义。稍有不同的是,作为中国象征派诗歌先驱的李金发,一方面在观念认知上贴近后期象征主义、偏重智性与抽象思维,而与"情本位"相牴牾,另一方面又在生命体验、文化心理等方面接受了本土抒情传统的强力影响。双重力量作用下,李金发虽然在诗歌创作上长期困囿于"洋化"与"仿古"两极,但在理论层面却提出"调和中西"的积极主张,明确了中国现代主义诗歌的发展路向。

日本观念对初期中国“纯诗”的塑造

20世纪20年代中期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等倡导的"纯诗"及实践,不单纯是引入马拉美象征主义诗学的"欧化"结果,而是西方象征诗学和日本辰野隆的心灵愉悦理论"合力"促成的。穆木天、王独清强调将诗与散文的世界分开,要有大的暗示能,即来自穆木天的指导教师辰野隆的"激发",穆木天、王独清、冯乃超诗歌的物哀情调和日本的异域体验、艺术观念密切相关,他们诗歌的色音追求也源于日本文化的制约。

纯诗理论源流考

纯诗理论是现代文学上的一个重要理论,但是它的渊源流变问题,一直未得到国内学术界的调查。通过历史考古和综合音乐学、诗学的方法,可以发现,纯诗理论发端于十八世纪中叶,经过文艺上的唯美主义理论和纯粹音乐理论的准备阶段,纯诗最终在法国象征主义诗学那里获得成熟。象征主义诗人们在文学功能上,强调诗的美的价值,将其与真实的价值区别开来;在情感上,他们主张诗性的情感,将其与日常生活的情感区别开来;在本体论上,他们强调诗的音乐结构,但这种音乐结构并不排斥语词结构,因而诗的表意功能并未真正被抛弃。象征主义的纯诗理论在十九世纪末开始从法国向欧洲、亚洲的其他国家传播,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前后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学观念。

“自我”、“纯诗”与“人生”:发生学意义上的中国现代诗学本质观的三个视点

在现代中国文化裂变的大背景下,"自我"的确立可以说直接影响到中国现代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确立,而"自我"的演变也直接影响到自我表现诗学本质观的演变。"纯诗"论的产生,一方面导源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另一方面是受到了世界诗歌潮流的冲击和影响。"人生"论诗学本质观的产生,则一方面是导源于社会现实的急迫需要,另一方面是中国传统文化、文学和西方文化、文学相互激荡和衍生的结果。无论"自我"论、"纯诗"论或"人生"论,它们都有现代中国自己的个性和特点。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现代性视阈中的汉语“纯诗”理论

“纯诗”是汉语新诗之审美现代性诉求的重要内容。作为现代诗学的重要范畴,“纯诗”在进入汉语语境以后历经了一个逐步走向成熟的变化过程。早期的“为诗而诗”和穆木天、王独清所倡导的“纯诗”,实现了新诗在“文体”上的自觉;梁宗岱和刘西渭对于“纯诗”意蕴的阐发,确立了新诗独立的“审美”意识;而唐和袁可嘉对于“纯诗”之内在规律的探索,则进一步显示了新诗在“艺术自律”层面的现代性诉求。“纯诗”的诗学取向正是汉语新诗最终实现其现代性转换的根本归宿。

寻找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梁宗岱的中国纯诗之路

梁宗岱认为,中国纯诗是一个由声、色、义同时启示的世界,是天籁之声,是一株元气浑全的妙笔生花。它与自然天宇相融合,拥有一种超乎文字之上的意境或表现。它最充分地运用了想象力,它的生命之树生长在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瞬间里。宇宙意识、象征之道、音乐的灵魂,是中国纯诗最本质的生命形态。

“大众化”浪潮中的“纯诗”——李健吾在1938—1948年间的诗歌批评

在1938—1948年“诗歌大众化”的浪潮中,李健吾早期的“纯诗”批评发生了一些或微妙或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却一直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文章从新诗的内涵、意蕴、形式、语言等方面进行了考察,此考察对于理解李健吾诗歌思想的完整性和“诗歌大众化”浪潮中不同的批评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