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之用,和为贵”是维护纲常礼教的理论命题——以朱熹的专制主义和谐观为典型例证

朱熹以四书为核心经典,以天理为最高范畴,以纲常为核心内容,以中和为理想境域,论证礼与各种范畴的共同属性及内在联系。他从礼为和之节,和为礼之用;礼与天理、仁义、纲常异名同实;礼为各种治道的总称和总则等角度,对儒典的礼乐中和之治作了必要性辩护、可行性论证和理想化描述。他掩盖了一个事实,即儒者之礼乐中,和有其阴毒、冷酷、血腥的一面,却又道出了一个事实,即恪守纲常伦理是要吃苦头的。事实表明,"礼之用,和为贵"是维护纲常礼教的理论命题,堪称专制主义和谐观。中国学术界必须积极探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的正确途径,避免"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这个正确的方针被盲目"弘扬传统文化""弘扬国学""弘扬儒学"的学者们糟蹋。

从封建礼教和社会坏境看“孝”与“情”的两难抉择——以《孔雀东南飞》为例

《孔雀东南飞》这首叙事长诗记述了汉末建安年间发生的一个婚姻爱情悲剧故事。在焦仲卿和刘兰芝身上体现出来的"孝道"与"情义"的冲突和抉择,不仅仅揭露了汉末纲常礼教对人们追求美好爱情和独立人格的阻碍,也把当时时代的社会环境和风气纤毫毕现地展示出来。

论中国近代家庭的“道德革命”

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中国近代文化领域的诸多“革命”中,家庭的“道德革命”首当其冲。近代的新学家们首先对封建纲常礼教的本质进行了剖析和揭露,进而对“父为子纲”和“夫为妻纲”展开了深入的批判,这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启蒙作用。尽管中国近代家庭“道德革命”的影响是积极的,但其自身也存在着明显的偏差和缺陷,对此我们必须要有正确的认识和客观的评价。

清末“礼法之争”的评价与启示

清末"礼法之争"是指在晚清修律过程中,礼教派和法理派围绕《大清新刑律》的出台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中最重大、最关键的论题是礼教存废和礼法关系问题。"礼法之争"是中西法文化从冲突、对立走向初步整合、融合的必然产物。礼法之争的法理问题,即法律的本土化与国际化、传统法与近代法的矛盾,成为后人继续思考与探索的重要课题。

论男权话语对现当代女性诗歌的影响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五四运动以来的中国女性诗歌均或显或隐地受制、受惠于男性话语。女性诗人在诗作中对爱情,婚姻、家庭主题的诉求,大多来自男权话语对女性性别角色的规范。女性诗人对妇女解放的追求和对民族解放与政治斗争的投入,明显地受到"男性精英话语"的启蒙、引导。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化写作、20世纪80年代以来以男性为主导的"对人的重新发现"的启蒙话语,以及以男性为主体的"朦胧诗人""第三代诗人""知识分子写作诗人"所倡扬的人本意识、平民意识、伦理关怀意识,都对女性诗人的创作具有导引性效应。

水浒三大续书“我注水浒”嬗变初探

以民间说书为底本成书的《水浒传》,经过叙书文人在再度创作后,"我注水浒"的痕迹更加突出。粗豪的梁山好汉性格逐渐雅化,礼教纲常观念变重。英雄们逐渐变得务实、妥协、重利甚至远离是非。由于找不到出路,求仙入道与因果报应观点占了上风。这也是市民化大环境下人物应有的性格和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