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跨境腐败资产直接追回之民事诉讼——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为中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第53条规定了缔约国可以通过提起民事诉讼的方式直接追回腐败资产。一系列国际公约和一些国家的国内立法都承认国家作为民事主体的诉讼权利。在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民事诉讼中,受贿者、行贿者以及中间人都有可能成为被告。资产追回行动具有许多独特的挑战,资产追回律师应具备一定的政治头脑和会计、金融、法律等领域知识。起诉地点的选择主要受腐败所得资产所在地的影响。就诉讼的类型而言,主要有所有权诉讼和索赔诉讼两类。资产民事追回案件中的调查措施,有前期披露、禁言令和单方搜查令等;临时资产保全措施,如限制令、冻结令或扣押令等。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中国的适用

中国批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意味着中国在国际法上承担接受该公约的约束,《公约》与现行国内法一样在中国法律体制内具有同等效力。《公约》在中国的适用应是以转化为主、纳入为辅的模式。

论国际反腐败犯罪的趋势及中国的回应——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从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历程回顾中可以看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集中体现了国际反腐败犯罪的发展趋势。这种趋势表现为高度重视腐败犯罪问题;主张建立健全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设立严密的腐败犯罪刑事法网;针对腐败犯罪的特点设置特殊的诉讼规则和处罚措施;强调打击腐败犯罪的国际合作;注重腐败犯罪中的资金追回等六个方面。中国应当顺应国际反腐败犯罪趋势,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从立法与司法两个方面完善反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

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缺陷与完善——以适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倡导预防为先、打击为主、强调国际合作、重视资产追回的反腐法律理念与制度机制,为各国加强国内的反腐败行动、提高反腐败成效、促进国际反腐败合作提供了国际法律基础和强力支持。参照《公约》有关贿赂犯罪的立法规定,对我国刑事实体法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进行考察,认为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定与《公约》的相关规定虽然有着许多相互对应的地方,但二者“形似神离”,在贿赂犯罪的主体、贿赂的范围、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贿赂犯罪处罚的对称性及刑罚配置等方面各不相同。最后提出了完善我国贿赂犯罪立法的七点建议。

从国际法层面解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

腐败作为一个人类公害越来越受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出台将全世界反腐败斗争推进一个新的阶段。《公约》在扩大规制主体、强调预防腐败、加强国际协作等方面具有突出特色,解决了一系列国际法问题。《公约》的推行将对我国的反腐败法制建设产生积极的影响。

论中国贿赂犯罪立法之修正与完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正式生效为背景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中国的正式生效,迫切要求中国现行贿赂犯罪的立法加以调整,本文在检讨中国现行刑法贿赂犯罪规定的基础上,对立法在规制能力、规制范围上的缺陷提出完善建议,主要包括:(1)扩大贿赂犯罪“贿赂”的范围;(2)缩减受贿罪和行贿罪的犯罪构成的内容;(3)调整行贿罪的客观方式;(4)增设新型贿赂犯罪类型;(5)扩大洗钱罪上游犯罪的范围,以现实提高刑法对贿赂犯罪的规制能力。

实施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治理商业贿赂

商业贿赂是国际社会面临的亟须解决的全球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通过国际法律合作治理商业贿赂新的里程碑。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缔约国,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不仅是我国履行公约义务的责任,也是高效而有力地预防和打击腐败的必然要求。按照公约的规定治理商业贿赂,还将有效促进反腐败领域国际法治与中国法治的良性互动。

中国贯彻《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措施

多年来各国在反腐败执法合作上并不尽如人意,执法合作的广度和深度都很不够。其原因在于各国的价值观念和法律制度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反腐执法合作的展开。基于此现实,应参照《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要求,以最高人民检察院为中心,以外交手段为依托,通过谈判协商以修正或补充相关条约内容,以谋求国际合作在个案上的突破。需要注意的是,我国传统刑事司法国际合作的方式比较单一,过于注重和依赖刑事警察机构力量。为更好地运用《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的国际合作机制,实现国际反腐机制的高效性,我国司法机关尤其是检察机关应走在追逃和追赃国际合作的第一线,检察机关应在主动引渡和境外追缴犯罪所得的国际合作中发挥更为积极的作用,通过外交措施积极与被请求国的司法机关合作,克服在引渡或遣返犯罪嫌疑人等司法合作中遇到的法律困难和障碍,修改条约的有关内容,以实现国际反腐合作机制的更新。

当代中国腐败犯罪的刑事法治理——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作为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斗争的法律文件,确立了全面的反腐败法律机制,对于我国反腐败刑事立法的完善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我国作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积极履行了缔约国的义务,对我国的相关刑事立法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总体上顺应了反腐败斗争的国际化趋势。但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相比,我国关于惩治腐败犯罪的刑事立法存在刑事法网粗疏、刑罚过于严苛的问题,尚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

腐败来源资金转移的预防与监测——来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启示

公职人员腐败与洗钱尤其是跨国洗钱的联系十分紧密。腐败分子在实施犯罪时 ,一般伴随着非法来源资金的转移。因此 ,建立一个完善的非法来源资金转移的预防与监测机制 ,将有助于从源头上预防和控制腐败犯罪。《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各国勾勒了一个腐败资金转移预防与监测的机制框架 ,具体包括核实客户身份、强化审查制度、身份与交易记录、对空壳银行的管制、财产申报制度以及金融情报机构建设等。其中 ,金融机构或者说金融法律制度的任务很重。我国的腐败犯罪十分严重 ,当前 ,党和政府在打击腐败方面显示了坚定的决心。我国的金融机构、金融监管机构乃至金融立法工作者要想在反腐败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就必须确保《公约》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腐败犯罪立法的衔接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在腐败犯罪立法上体现出犯罪圈宽泛、刑事责任规定妥当及立法技术科学与成熟等特点。相比之下,我国刑法分则中对腐败犯罪的规定在立法模式上有明显的“不严而厉”的倾向,没有起到很好的预防与遏制犯罪的效果——立法思想和立法结果都存在非理性的成分,为了加强国际合作,克服现行刑法中存在的不足,切实履行《公约》规定的国际义务,我国腐败犯罪具体个罪的犯罪构成及法定刑都有必要完善。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我国最新刑事立法的衔接

近年,我国政府惩治腐败取得明显成效,刑事立法也及时跟进,具体表现为:完善贪污贿赂犯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加大对行贿罪的处罚力度,增设对有影响力的人行贿罪,规定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之死缓犯的终身监禁制度等。惩治贪污贿赂犯罪不仅需要国内立法的及时调整,也需要借鉴国外的成熟做法和成功经验。《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国际社会惩治腐败犯罪最为完整和全面的国际法律文件。研究该公约与我国刑事立法的衔接问题,对我国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具体可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审慎适用死刑立即执行,适度扩大终身监禁的适用范围,构建公职人员廉洁信息和情报监督制度,加强与国际组织的协作。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解析

腐败现象已成为许多国家共同关注的一种国际公害。2003年,联合国大会审议通过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005年10月,我国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以全票通过决定,批准加入《公约》。它是第一部指导国际反腐败的法律文件,被称为“21世纪国际合作的里程碑”。其主要特点:规范内容全面;符合各国法制;体现整体思想;反映协商精神。《公约》的基本理念是注重预防。它将有力推动我国反腐败的实践:奠定封堵贪官外逃的国际法基础,完善反腐败刑事法制,为我国取得反腐败斗争更大成果提供较好的国际环境。

论《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及其对我国的影响

联合国于2003年9月底制定了《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公约》由7部分内容组成,主要包括总则、预防措施、定罪执法、国际合作、资产追回、技术援助与信息交流及公约的实施机制等。《公约》在反腐败方面体现了透明度、国际合作、预防为主等特点,并且强调实体法与程序法、公权机构与私权机构、民事责任与刑事责任的三个结合。在此基础上,针对我国反腐败机制现状的不足,建议加强廉政教育、建立反腐败机构、建立政务公开制度、制定廉政立法、建立财产申报制度、加快干部人事改革等方面完善我国反腐败机制。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法律体系的现状及其立法建议——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参照

我国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可分为核心层、协作层、支持层和外围层,主要存在尚未完全整体化、尚未完全科学化、尚未完全规范化等不足。《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对商业贿赂的罪名界定具有全面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认识具有科学性、对商业贿赂的法律责任规定具有适用性,值得我们借鉴。我国现行治理商业贿赂的法律体系应从本国国情出发,尽快实现国际化和现化代,进一步扩大贿赂的主体范围、内容范围和方式范围,健全法律责任体系,加快治理商业贿赂的相关立法。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与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一般理论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本身和我国加入反腐败公约的政府决策,对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贡献在于从法律规范的角度对这种机制的肯定。条件控制和成本控制是两种基本的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作用机理。目前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制度性机制则呈现出法律化、统一化、专门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就腐败犯罪预防机制的主要途径而言,各种腐败犯罪的预防机制大都以经济手段和政治手段作为基本的控制性手段,是实现腐败犯罪预防的条件控制和成本控制的主要方法。而腐败犯罪预防的刑事政策机制作为一种具有开放性的问题解决机制,也是建立完善的腐败预防机制的必需部分。

论直接追回腐败资产的国际合作机制——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资产追回机制为研究视角

建立腐败资产追回机制是构筑我国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基础性工程,而直接追回资产机制则是资产追回机制的核心制度。直接追回腐败资产机制由单独提起民事诉讼、命令犯罪分子向遭受侵害国进行补偿或损害赔偿,一国法院或者主管机关作出没收决定时承认另一缔约国对所转移的腐败财产主张的合法所有权等三项具体制度构成。创立独立的法人手段,协调附带民事诉讼与追缴制度,以建立或完善我国与《公约》相适应的制度。

斡旋受贿犯罪立法的反思与重构——以《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为视角

我国《刑法》规定的斡旋受贿犯罪是受贿罪的一种特殊表现形式。刑法学界对于斡旋受贿犯罪的独立性及其构成要件等问题一直争论不休,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本身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应借鉴《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有关影响力交易罪的规定,对我国斡旋受贿犯罪立法进行重新审视,并对之加以重构。

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及其在中国的立法构建——兼评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制度对接的国际一体化问题

《联合国反腐公约》中的腐败资产追回机制对刑事缺席审判提出了实质性要求。刑事缺席审判制度是我国刑事诉讼法上的一项立法空白,但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履行《联合国反腐公约》、符合刑事司法审判实践的客观要求,我国有建立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必要,应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形成法律体系上的国际化对接。文章通过对该制度的域内外立法及司法实践研究,提出了在中国构建刑事缺席审判制度的立法思考。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框架下我国惩治贿赂犯罪刑事立法之完善

我国《刑法》规定的贿赂犯罪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的基本要求大致协调,但二者在犯罪主体范围、贿赂范围、利益要件设置、死刑配置、资格刑配置以及行贿罪行为方式等方面还存在不少差距,并且《公约》中若干罪名在《刑法》中尚付阙如。应增设影响力交易罪等新罪名,扩大贿赂犯罪的构成要件,对贿赂犯罪配置资格刑和罚金刑等,以期在《公约》框架下完善我国惩治贿赂犯罪的刑事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