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制纳妾制”并存原因探析

中国古代社会的婚姻制度中,“一夫一妻制”是其基本原则之一,在很多朝代的法律中都给以明确的规定。但是在实际生活中,“一夫一妻制”原则却没有严格践行,实际上“一夫一妻制与纳妾制”并存却是中国古代社会婚姻制度的常态。原始社会婚姻遗风、古代婚姻功能观、男尊女卑观念、最高统治者身范作用等因素对这种现象的形成有重要影响。

论唐代纳妾制度

唐代纳妾主要出于四个方面的原因,即无子、相悦、代妻和纵欲.纳妾需要经过一定的程序,其中家人同意、订立契约一般是必需的,媒人中介在很多情况下可能也是必要的.纳妾有助于实现古代婚姻的目的,也可以为某些人提供生活的帮助、感情的慰藉,但其对家庭关系的消极影响也相当明显,主要表现为容易引起妻妾矛盾、影响夫妻关系和导致其他家庭冲突.纳妾制度在今天已无可取之处,但并不能因此就否认其在古人的生活中曾经起过积极作用.

论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纳妾行为的“合法”存在——以江宁县法院司法诉讼档案为考察中心

纳妾是我国的历史现象。早在西周,纳妾已经制度化。直到中华民国时期,纳妾的观念和制度才开始得到反思和批判。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司法对于纳妾现象采取放纵态度。通过把正式的婚姻仪式作为婚姻关系成立的惟一标准,把纳妾排除于婚姻范围之外,从而也排除了把纳妾行为判定为重婚罪的可能。1935年《刑法》把纳妾行为按照通奸罪处理,但是司法实践中很少发现丈夫纳妾行为构成通奸罪的判例,而是以民法中的"通奸行为"判定之,成为妻子提出离婚诉讼请求的理由之一。

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冲撞与调适——王徵的“纳妾”与“殉明”

明末清初,基督教开始了华夏大地的第三次传入。利玛窦儒服传教,开始了耶儒之间的接触、交流、碰撞、调和的过程。作为明代进士出身的陕西泾阳人王徵,也就在那个大变迁的年代,通过信仰的抉择,最终受洗入天主教。王徵入教,不光在信仰上虔诚行事,而且还积极翻译介绍西方科学著作,同时还创造性地调适儒教信条与天主教教义,完成《畏天爱人极论》的思想作品,值得进一步研究。旨在探讨明末清初儒教与天主教的对话与不断调适,及中西文化在陌生中逐渐走近的艰苦历程。显然王徵的"纳妾"、"殉明"是违背天主教诫规的,而"纳妾"、"殉明"又是符合儒教信条的,通过对王徵的"纳妾"事件、"殉明"事件的重点分析,深度探讨王徵是如何完成自己的信仰逻辑。

从寄妾词看宋代丈夫的纳妾行为

在约2万首的《全宋词》中,30首寄妾词实属难得。透过这些词,我们可以十分清晰地洞见宋代丈夫的纳妾动机缘于妾的美貌与痴情、温柔与多艺、女红与性事。而当丈夫因年老体弱等原因遣妾或因某种特殊情况使得夫妾分离时,他们则会借此抒怀。从宋代寄妾词中,我们明显感受到夫妾之间不平等的爱情,更感受到丈夫们的得意与侍妾们的无奈。

清代士大夫纳妾并非易事——以19世纪中叶曾国华纳妾过程为中心的考察

在清代,国家对纳妾行为基本采取了放任的态度。但受到经济上不菲的开销、嫡庶不和的担忧、科考功名的追求以及家风等因素的影响,官僚仕宦、士大夫们的纳妾过程往往一波三折、顾虑重重。至于纳妾的理由,不外乎生子、满足色欲、体现身份、愉悦心情、照顾起居等几个方面,其中为了生子而纳妾是他们最正当、最冠冕堂皇的借口。

“明诚纳妾说”不能成立

陈祖美先生主张明诚纳妾的观点缺乏文献实证;她对易安作品的隐秘分析又多牵强之嫌,把《声声慢》解读为“长门赋”矛盾重重,用“凤求凰”的别名来证实上述观点违背词学常识;否定李清照的家庭主妇地位与实际情况不符;把曹操《遗令》定位为“内顾缠绵”是错误的,“分香卖履”不包含抱怨明诚纳妾的潜台词;对错用“自裁”、“起复”词的指责被权威辞书所否定;《陈答》未能触及争论的主要论据是更大的遗憾。

再论“明诚纳妾”确有依据——对姚玉光《兼答》的回答

李清照《<金石录>后序》“分香卖履”之典义,乃“指人临死时恋念所爱的妻妾”,这证明了“明诚纳妾”的真相;清照词中“武陵人远”、“烟锁秦楼”、“汉皋解佩”、“纨扇题诗”等六个标示情变和遭遗弃的故实,以及词中有关哀怨冷落的情感描述,都相互印证了明诚纳妾的确凿事实。姚玉光的辩解对此避而不论,是文不对题;其文中的六个文词解释是其重点,旨在辩解和自我掩饰。然而,姚玉光的舛误彰明昭著,其辩解是徒劳无益的。

李清照“欲说还休”并非因明诚纳妾——兼答朱靖华先生

“自裁”本有“自我约束”之义,并非杜撰宋徽宗崇宁五年自杀的惊人史料;《声声慢》中无论是“晚来风急”,还是“晓来风急”,都与“终风且暴”无关;《感怀》诗“公路可怜”中的“公路”借指明诚,而非“公廨”;《蝶恋花·晚止昌乐馆寄姊妹》的题旨是与众姊妹“惜别伤离”,并无被疏之怨;把“武陵人远”理解为刘、阮天台之遇,缺乏语言前提和内涵相关;“明诚纳妾说”没有实证性的文献材料,“破译”作品只是循环论证,难以服众。

析中国妇女对待纳妾制“无我”心态的原因——再思辜鸿铭笔下的中国妇女

纳妾制是封建制度的寄生物,是毒害女性、否定女性独立人格的腐朽没落的制度。中国妇女在此制度中表现出“无我”的心态,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封建礼教的严重束缚和毒害是思想根源;二,中国妇女在社会生产中的从属地位及政治和经济权利的被剥夺是社会根源;三,牺牲小我,成全大我的牺牲精神是内在原因。因此,中国妇女“无我”心态并非她们内心本然的产物,而是封建礼教压迫下服从的表现。

从合礼到非法:民初纳妾制度的负面有罪化

受西潮的冲击,近代中国读书人对婚姻制度的认识经历了一次根本性变化。这恰恰是以西方基督教国家一夫一妻制为参照的。在趋西读书人的心目中,纳妾制度成为传统中国社会实行一夫多妻的证据,沦为野蛮、专制的象征。因此,纳妾从合礼、合法的社会制度变成了违反人道、不尊重女性人格、破坏人伦的社会制度。不少支持社会改良和女权运动的团体纷纷呼吁废止纳妾制度。国民革命前后,纳妾进一步成为党义、国法所不允许的制度。废妾的言说与行动,再现了过渡时代的新旧之争,也呈现出国家法律与百姓礼俗之间的博弈。然而,在战争和动荡的20世纪三四十年代,实际生活中,纳妾恐怕仍未完全消失,而是处于有罪无罚的状态之中。

明代纳妾制度探析

纳妾制度是中国古代社会一夫一妻婚姻制的补充形式,在古代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明代的纳妾制度比较严格,对娶妾的数量和纳妾原因都有严格的限制,对纳妾的程序和礼仪也有相应规定。纳妾制度对社会及家庭关系的消极影响主要表现为引起妻妾矛盾、夫妻关系紧张以及其他家庭冲突,并进一步引发社会冲突。

从梁启超纳妾看民国的“姨太太”现象

1925年10月26日，清华留美预备部学生王政给梁启超写了一封信，对纳妾蓄妾的社会现象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梁在授课时默认国人蓄妾的态度表示质疑与不解。

“纳妾”古今谈

纳妾是封建“国粹”，也是上层人物的特权象征。古时官宦妻妾成群，“庶民一夫一妇”，贫穷的打一辈子光棍。元代忽必烈“以人为本”，准许40岁以后仍无子嗣的男子纳一个妾。而贵族和官僚则可纳很多妾。

试析重婚纳妾问题

近年来,重婚纳妾的封建思想又沉渣泛起,重婚纳妾现象日趋严重。在这些重婚纳妾的人中,多数是腰缠万贯的建筑包工头、城乡个体户以及社会上的生意人。目前这一现象已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为了更好地研究和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对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作一番深入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科学的对策。本文试就上述问题进行一些探讨。

扼制“重婚纳妾”的封建幽灵

“重婚纳妾”的幽灵在沿海地区卷土重来。比例很小但影响不可忽视,如何以法律的手段将其扼制?包’,二奶"是个人私事? 这是在广东发生的轰动一时的案子。广州郊区花都市一个普通的农村汉子,五十出头年纪.人长得粗粗大大。

为上汽纳妾

2008年6月23日，上海国资委撮合成了一桩大婚。 当日，巴士股份嫁给上汽集团的最终方案确定：巴士股份将全部公交资源剥离，由公交客运运营商转型为汽车零部件研发生产销售商，成为上汽集团的壳，将来装入上汽的零部件。

明末天主教对中国传统道德观念的文化渗入:以反对纳妾为例

明末天主教与中国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时表现在"文化植根"与"文化渗入"两方面,即中国本土文化对天主教来华的参与和贡献,同时,天主教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的影响。本文以耶稣会士反对纳妾为例,呈现一些中国天主教徒如何因为委身于天主教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于耶稣会士而言,纳妾直接违背了"十诫"之"毋行邪淫"的诫命,而作为耶稣会士主要传教对象的士大夫阶层,纳妾是较为普遍的现象,而且,它符合儒家注重孝悌的道德价值。二者之间的冲突与紧张,导致了诸多的论争,而且,象王徵这样的天主教徒,一生都在围绕纳妾的问题而历经痛苦的挣扎与考验,并以悲剧告终。这样的事例表明了天主教曾经对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发生重要影响,就是促使人们采纳一夫一妻制,并对中国传统的婚姻道德实践构成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