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德国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探析

纳粹时期德国政治教育理论并非希特勒及其纳粹党徒毫不入流的语言堆砌,而是具有深厚的思想理论基础、明确的政治目标和精心的教育设计,由此构成了一整套严密的政治教育理论体系。本文从哲学、政治、教育三个层面分析纳粹政治教育理论,揭示纳粹政治教育的本质特征,为全面研究德国政治教育提供有益补充。

纳粹德国时期的犹太音乐生活与犹太文化联盟：上海犹太流散音乐家的故国经历（1933—1941）

德国犹太音乐的幸存因素,不应该按其美学价值的常规判断。而是应该在它们创造的起源和表现的环境里加以审视。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将这些材料看作是在逆境下犹太认同的重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种抗议形式,抵抗精神摧残的雄辩之声。

德国青年为何疯狂接受纳粹的“特殊教育”——纳粹德国时期青年的“特殊教育”

纳粹党掌握政权后,加大了对青年的控制和管理,借助青年维护政权。在教育方面,除了设立专门培养政治干部的三所特殊精英学校外,还建立了各种组织进行校外"特殊教育"。当时德国青年的心理特征:激进的民族主义主张;崇拜荣耀,需要被社会重视;强烈的从众心理,纳粹政权迎合了德国青年的心理。此外就业危机导致青年的非理性抉择,纳粹政权的宣传和谎言的诱惑、恐怖力量的驱使最终使德国青年疯狂的接受纳粹的"特殊教育"。

英国对纳粹德国儿童难民的营救

1938年11月至1939年9月,英国从纳粹德国专门营救并接纳了大约10 000名儿童难民。英国之所以决定营救这些儿童难民,一方面是由于产生了促使其考虑接收大量儿童难民的动力,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它自身具备了对接收儿童难民的吁请做出积极回应的条件。儿童难民的营救工作,是一项由遴选和运输两个基本环节构成、历时漫长、涉及面广、内容复杂的庞大工程。这场营救运动固然存在较大的缺憾和局限性,却不失为英国在纳粹德国难民营救史上做出的独特而巨大的贡献。

纳粹德国知识难民在英国的流亡

在纳粹统治欧洲的1933至1945年间,英国接收了55000多名来自纳粹德国的犹太难民,超过流亡到美国的130000名犹太难民的1/3以上。为如此之多的流亡者提供避难所,对于当时的英国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这是在德国的扩张主义不断增强,英国不得不重整军备,甚至不得不承受战争高压的情况下发生的。尽管英国的官僚机构在战时采取过诸如拘押、遣送、流放之类的错误政策,以至于最后定居于英国的犹太难民中只有250名流亡科学家和1200名文化流亡者,但这些来自纳粹德国的知识难民与英国人民一起分享了战争时期的危险和贫困。他们与英国人民同甘共苦的经历,以及他们对英国的科学、文化发展所做出的贡献,最终使他们赢得了英国人民的尊重。

试析纳粹德国战时经济中所存在的问题

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败,除了因发动侵略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外,也有经济上的原因。纳粹德国的战时经济管理体制不健全,出于国内政治考虑的需要和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反对,使其战时经济不能彻底动员,再加上战时经济中的结构性危机等问题,最终导致了它的经济基础无法满足侵略战争的需要,战时经济的崩溃在所难免。

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与1936年奥运会

1936年在德国举行的第11届奥运会是与纳粹德国的反犹政策紧密相连的。希特勒试图将这届奥运会变成炫示日尔曼种族优秀论的工具,因而竭力排斥犹太人参加;世界各界尤其是体育界为反对纳粹对犹太人的排斥,对柏林奥运会进行了抵制;国际体育界尤其是国际奥委会的压力,使希特勒不得不步步后退,采取措施减缓并暂时停止了对犹太人的迫害;犹太人的运动成就给予纳粹德国反犹政策的谬论以有力的回击。柏林奥运会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对纳粹德国反犹政策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为纳粹德国更加疯狂地推行反犹政策埋下了伏笔。

德苏战争开始后纳粹德国外交活动论析

本文探讨德军入侵苏联后纳粹德国的外交活动。由于侵略战争的扩大和德军的不断溃败，纳粹德国的外交与战争完全融为一体，已无独立的外交任务。其间的主要外交活动：强制意大利为侵略战争卖命，劝诱日本进攻苏联，为寻找摆脱战争出路而秘密谋求单独媾和。

美国安抚纳粹德国的富勒使命

1935—1936年，罗斯福派遣美国商人富勒两次前往柏林，尝试以向德国“租借”殖民地的方式来安抚德国，但没有取得任何结果。主要原因有三：美国计划与德国外交政策目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德国对美国计划根本不予重视；美国对德政策与英国对德政策不协调。

纳粹德国种族灭绝政策的社会民族心理根源

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具有深层的社会民族心理根源。在宗教情感、精神文化和社会角色上,德意志民族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厌恶和憎恨犹太人的大众化社会心态。德国的特殊历史发展形成了德国人的服从性与征服性、强烈的民族自卑与傲慢和理性与非理性互融的民族心理。这种社会心态与民族心理相互交织,不仅强化了德国已有的反犹主义文化传统,还使其把这种文化传统深深地融入到近代德国民族主义的思想理论体系之中,并恶性发展为种族优越和极度反犹灭犹的种族主义理论,从而为纳粹德国对犹太人采取种族灭绝政策培植了肥沃的社会政治文化心理土壤,最终导致了纳粹德国采取种族灭绝的"最后解决"方式把反犹主义推向了极致。

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家蒂莫西·梅森纳粹德国史研究述评

英国著名史学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用"革命""资本"和"帝国"三枚放大镜片看19世纪,可见该世纪的"精细"与"凄美"了。但当大师的"史学透镜"移至20世纪时,却只看到"极端"二字,令人对这个刚刚逝去的百年心生敬畏。历史与史学发生着"天崩地裂般"变动,而史家求索历史的责任也更为艰巨。本期笔谈的七篇文章恰好集中于对19和20世纪世界历史产生很大影响的三个国家——英国、德国和俄国(苏联)之上,论题涉及思想史、社会史、史学史、中外关系史及冷战史,反映了中国学者对世界近代现代史重大问题的思考。2012年10月1日,95岁的老左派艾瑞克.霍布斯鲍姆已经告别人世,但他留下了亲手创刊的Past and Present,让我们循着"过去与现在"这个永恒史学主题继续探索吧!

纳粹德国时期大学教师的清洗与分化

纳粹统治时期,德国的高等教育牢牢地掌控在当局手中,教育全面的纳粹化、法西斯化。在纳粹政府的高压控制下,大量教师被清洗、改造和利用,大学教师队伍发生了剧烈的分化,由此也造成德国高等教育质量的大幅下降。

大屠杀研究的历史巨作——《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评介

随着90年代以来犹太研究在中国持续深入地开展，二战时期纳粹对犹太人的大屠杀也开始引起中国学术界的关注，有关这一主题的论文不断出现，相关研讨会也举行过多次。然而，长期以来，在中国看不到一部全面、细致地介绍大屠杀的历史著作，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2011年2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了著名学者索尔·弗里德兰德尔近60万字的宏篇巨制《灭绝的年代：纳粹德国与犹太人，1939-1945）（以下简称《灭绝的年代》），为中国公众和知识界了解大屠杀的实施背景和过程提供了重要参考，同时也为人们深刻地认识和理解大屠杀提供了不少真知灼见。

贸易争端与美国和纳粹德国敌对的起源

1930年代中期,美国政府推行谋求和平、缔造多边自由国际体系的互惠贸易协定(RTA)谈判,主要目的是将其他国家纳入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纳粹德国是少数几个未与美国签署RTA的大国。1935年至1937年期间,美德双方所进行的RTA谈判不仅未能获得成功,还使得美国政府将纳粹德国视作制度的根本敌人。纳粹德国在经贸制度上的挑战逐渐被理解为对美国政治制度的威胁,并启发美国产生了新的全球安全观。

论日本与纳粹德国在“强制劳动”罪行上的异同点(1933.9——1945.8)

本文以详实的史料和证据,首次论述和比较了二次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与纳粹德国对占领区人民实施强制劳动罪行,在时间、强制劳动人数、政策演变与实施系统上的异同点;以便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强制劳动罪行的特点和本质。

试论纳粹德国的奴隶劳动制度

纳粹德国的奴隶劳动制度渊源于纳粹的“种族理论”。在二战爆发之前,这种制度就已初露端倪。至1942年初,随着战争规模的迅速扩大,德国劳动力的状况也日益恶化,奴隶劳动制度最终形成,并在德国本土及其占领区大规模地付诸实施。奴隶劳动制度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维持德国战时生产水平和削弱占领区人力资源潜力的双重目的,但同时也为纳粹德国的最终覆灭埋下了仇恨和反抗的“种子”。

试析1933至1938年纳粹德国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

近年来史学界开展了对30年代德国对华政策的研究。在论及这一时期纳粹德国远东及对华政策的特点时,一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是:这一时期希特勒在对华政策上“一直处于一种不稳定和缺乏一贯性的状态”,30年代中期在德国的远东政策中存在某种“混乱”。笔者认为,纳粹德国内部在远东政策上的分歧,是造成这一时期德国对华政策某种“不稳定”和“混乱”的直接原因,而上述论著对这一分歧几乎没有论及或详细分析。本文试对这个问题作一探讨,从另一个视角考察这一时期纳粹德国的对华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