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汽车售后市场纵向协议规制浅谈汽车产业政策和竞争政策的关系

"十二五"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是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汽车产业作为制造业的代表一直是我国的支柱型产业,而汽车售后服务作为汽车产业发展的有机组成部分,能否规范化的发展直接影响到汽车行业健康转型。本文旨在从全国第一例汽车消费领域反垄断民事案为视角,分析近年来汽车产业政策与我国竞争政策之间的关系,针对两者在各自发展和相互适应过程中产生的摩擦和间隙,参考欧盟的先进经验,提出相应的协调建议。

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省思和调适:基于成本框架的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依循“原则禁止+双阶抗辩”的规制逻辑。在成本框架下,这一规制逻辑兼具信息成本移转和错误成本控制的双重目标。然而,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的成本框架既存在“双阶抗辩”应用难度较大的显性失灵,信息成本移转也引发了道德风险和“涅槃谬误”的隐性失灵。基于信息成本移转与错误成本控制之权衡,纵向垄断协议反垄断法规制成本框架调整的“较优解”应是在肯认“原则禁止”纵向垄断协议的基础上,通过实质化应用适当补强“双阶抗辩”的错误成本控制功能;“次优解”则是回归具体个案的事实考察,以期充分控制错误成本。

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认定问题及新《反垄断法》适用——基于26份司法判决数据的可视化分析

纵向垄断协议是我国《反垄断法》重点规制的行为之一。对我国所有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判决进行实证分析后,可以发现我国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实践虽有发展,但是呈现案件规模小、审理周期长、涉案协议被认定为纵向垄断协议比例低等特点,这与部分法院适用“合理原则”对纵向价格限制行为进行违法性认定存在密切关系。2022年我国《反垄断法》首次修订,虽然进一步细化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规则,明确了纵向价格限制行为的竞争效果抗辩路径。但是,对于法院如何在审判过程中分析和认定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定较为模糊。因此,宜通过司法数据分析,多视角多维度对当事人在纵向垄断协议方面的诉讼情况和法院裁判说理情况等相关数据进行分析,阐明我国法院审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适用“合理原则”存在的问题,并在新《反垄断法》背景下对纵向垄断协议案件的司法分析路径提出具体建议。希望能够充分发挥司法数据在法治建设中的重要力量,驱动司法决策升级,完善纵向垄断协议司法审判,促使反垄断执法与司法形成合力。

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建构的未来走向与整体图景

鉴于安全港制度与集体豁免制度的最终效果均为阻却违法后果,有学者主张将安全港制度和集体豁免制度统称为广义的安全港制度,从而形成双层叠加式构造。然而这种构造并不能产生明显的法律实施效益,却徒增了立法成本。暂时不引入集体豁免制度,仅建构单一的安全港制度更适合我国当下的实际情况。妥善处理安全港与集体豁免制度之间的关系为安全港制度的建构指明了未来走向。在此基础上,安全港制度不需要将横向协议纳入适用范围,市场份额门槛的设置应避免过度谨慎,转售价格维持亦可适用安全港制度。对前述内容的明确为垄断协议安全港制度的建构勾勒出整体图景。

纵向垄断协议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类型化配置

垄断协议以参与各方的合意为前提,是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市场主体协商一致的限制竞争行为。交易相对人作为纵向垄断协议法律关系的主体,应当为自己的违法行为承担可能的法律责任。但目前交易相对人法律责任的认定规则以及与之相关的判断标准在理论研究和法律制度层面均未得到回应,以致执法实践中呈现出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分析缺位的态势。交易相对人与经营者同为纵向垄断协议的参与者,但二者在个案中发挥的客观作用与参与的主观心理状态有所区别,在应责性和责任承担的严厉程度上应当有所体现。就交易相对人行政责任的认定而言,应当以“客观作用+主观心理”作为其类型化的标准,由此划分为共同主导型交易相对人、辅助型交易相对人和胁从型交易相对人,并以此为基础考察竞争损害程度、获益情况、支付能力等因素,梯次配置相应的法律责任,以期全面、有效地规制纵向垄断协议。

论横向垄断协议与纵向垄断协议的区分——评上海日进电气诉松下电器等垄断纠纷案

日进诉松下电器案对横向协议和纵向协议的区分进行了探讨,但存在值得商榷之处:以当事人是否位于同一经济层面为区分标准,没有具体到特定交易关系;将《反垄断法》第13条调整的"横向协议"局限于"品牌间横向协议",排除了对品牌内横向协议的调整;将同时具有纵向和横向因素的协议倾向于识别为纵向协议,从而采用合理原则分析。区分两类协议有助于评估垄断协议的竞争效果,但必须避免形式主义。横向协议并非一概本身违法,纵向协议也并非一概适用合理原则,应该做个案分析。由于《反垄断法》明确区分了两类协议,对涉案协议进行正确地识别,还具有确定管辖法条的程序法意义,必须谨慎地识别涉案协议的类型。

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路径探究

纵向非价格限制历来是反垄断规制的难点,若仅依靠《反垄断法》体系进行规制,只能援引第18条第一款第三项的兜底条款和第22条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条文的模糊造成执法的疏漏,导致司法的缺位。在此情形下,纵向非价格限制因存在双方协议,出现“搭便车”现象,可能诉诸民事或反不正当竞争方向的规制路径。所以,面对纵向非价格限制的规制难题,有效的解决之道是结合限制行为的自身特点,分析不同路径的规制原理,进而构建起纵向非价格限制的多元规制格局。具体可以借助经济学思维,既对反垄断规制进行改进,同时厘清其他规制路径的裁判理念,使其能在个案中体现反垄断宏旨。

论对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

纵向垄断协议作为垄断协议的一种,与横向垄断协议在行为主体、协议目的及其协议存在的方式等方面均存在不同。我国现行的《反垄断法》虽然规定了纵向垄断协议,但条款过于抽象,司法操作性不强。我国应借鉴和吸收英美及欧盟国家在这方面的经验,在纵向垄断协议行为的列举、协议合法性判断的标准以及协议的法律责任等方面完善对其的规制。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与横向限制竞争协议的比较

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主要影响同一品牌内部的竞争,因而对纵向限制竞争协议,主要应看一方当事人的市场力量如何,以及对竞争者的排斥效果如何。由于纵向限制竞争协议积极效果更加突出,因而不像横向限制竞争协议那样受到严格的控制,本身违法规则适用范围有限,除了转售价格维持与绝对的地域保护以外,对其他纵向限制竞争协议均应适用合理规则进行分析。

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反垄断法规制:困境与出路

在我国现行法框架下,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只能依靠《反垄断法》第14条的'兜底条款'或者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这种分解规制的模式容易造成法律适用障碍与冲突,不足以解决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竞争风险。难题的形成原因在于,《反垄断法》第14条未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予以列举,兜底条款的适用则面临各种理论障碍与现实难题,第17条确立的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制度又具有较高的适用门槛。可行的改进路径是对纵向垄断协议条款进行修正:通过增加列举与语言改造,扩大现行法对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范围;借鉴欧盟做法,以安全港和核心限制为标准,确立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推定豁免与个案豁免相结合的规制模式。

我国《反垄断法》对于纵向垄断协议的法律规制研究——以《反垄断法》第14、15条为中心

我国《反垄断法》第14、15条构成了纵向垄断协议的规制体系。这种规定大致符合我国的国情,顺应了国际潮流。但是其中也存在明显的缺陷,比如第14条授权条款不明,司法审查存有障碍,以及第15条豁免标准不全面,容易产生歧义。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规制方式形成了反垄断双语,存在不确定性,不利于司法操作,因此需在后续的反垄断立法中加以完善。

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反垄断法规制——以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为分析进路

作为数字音乐行业的普遍许可形式,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具有限制竞争风险,以著作权法为基础构建数字音乐法定许可制度的提议无法有效遏制其反竞争效果,因此有必要进行反垄断规制。然而,对于有可能构成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我国反垄断法规制尚面临一些困境。针对此情形,从厘清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的法律性质、明确违法性判断原则和步骤、出台有关知识产权滥用的反垄断指南三个方面入手,完善数字音乐版权独家授权等纵向非价格垄断协议的规制框架,对丰富反垄断理论研究和促进数字音乐行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限定转售最低价格纵向垄断协议之反垄断法规制——以茅台五粮液反价格垄断处罚一案为例

限定转售最低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对市场公平竞争、经济运行效率和消费者利益等都具有不利影响。本身违法原则和合理原则,是判断其是否违法的两项重要原则。美国在一系列经典判例中实现了从本身违法原则到合理原则的转变。欧盟的立法模式是原则性禁止加豁免,倾向于本身违法原则。随着茅台五粮液案等执法实践的积累,应完善我国《反垄断法》的相关规定,采用合理原则来认定价格垄断协议的合法性,对其市场竞争效果进行经济分析。应进一步明确认定垄断行为的标准,在案件审理中实行专业审理和专家介入,进一步完善举证责任等相关法律制度保障,以确保适用合理原则有效规定限定转售最低价格的纵向垄断协议。

我国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分析--以“洋奶粉案”为例

"洋奶粉案"等案反映我国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影响比较恶劣,尽管国家发改委已对相关企业进行了重罚,但很难有效遏制我国比较严重的纵向价格垄断行为的再次发生。究其原因,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责任设置不够合理是重要诱因。因此,应健全我国《反垄断法》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法律责任体系。从责任主体来看,主要是经营者及其相对人,应包括经营者的分公司或者代理商;从责任形式来看,反垄断法规定了行政责任和民事责任,建议增加刑事责任。此外,基于该类行为对竞争的两重效应,建议对于那些正效应大于负效应的行为豁免其法律责任。

纵向垄断协议兜底条款的适用困境及其出路

当经营者实施的是维持转售价格以外的行为时,仅仅依据《反垄断法》第十四条第三项的规定,我们通常难以对之进行作出精确的定性。若要精确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就必须另外结合垄断协议的定义条款,而这必将产生诸多的逻辑分裂问题。即便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忽视潜在的逻辑分裂问题,结合垄断协议的定义条款来适用纵向垄断协议的兜底条款依旧面临更为棘手的法律问题。而且就国内外的实践情况来看,目前可以借鉴的成熟经验非常有限,我们很难进行精确的范围缩减与目标定位。因此,在《反垄断法》必须存有类似兜底条款的情况下,反垄断执法对此应当最大限度的秉持谦抑性。即使是确实需要依法进行规制适用,也应当在通过发布指南对此作出非常明确的指引前提下才适宜进行个案查办。

中国纵向垄断协议的具体认定方法

近年以来,国家发改委对国内纵向垄断协议作出了调查并开出了巨额罚单,从2013年的"茅台案""洋奶粉垄断案"到如今沸沸扬扬的"奥迪罚单或达18亿,创中国反纵向垄断罚金最高纪录"的推测。纵向垄断协议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纵向垄断协议的核心问题"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也成为经济法的研究热点,从中国纵向垄断协议的认定原则作为切入点,以中国首例纵向垄断协议纠纷案强生案为例深入剖析纵向垄断协议的具体认定方法。

《反垄断法》抬高纵向垄断协议认定门槛促进中小企业积极竞争

对于垄断协议的规制是《反垄断法》规制的核心内容之一,垄断协议可以进一步分为横向垄断协议和纵向垄断协议。与《反垄断法》对横向垄断协议(特别是核心卡特尔)持严格禁止的态度不同,《反垄断法》对具有上下游关系的企业间作出的商业安排或协议在很多时候都是持许可态度的。不论是修正以前还是修正以后,我国《反垄断法》明确禁止的主要是两类转售价格维持协议。

纵向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探析

垄断协议作为不当竞争的重要表现方式,为世界各国反垄断立法所普遍禁止,我国《反垄断法》对此也有相关规定。纵向垄断协议作为垄断协议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其违法性的认定一直存在争议,原因在于纵向垄断协议有着双重属性,以及我国《反垄断法》的高度概括规定过于原则和模糊,对纵向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没有统一的标准,给法院和反垄断行政执法部门实践操作带来了困难。文章分别分析纵向垄断协议双重属性、构成要件及违法性的判断标准,以期厘顺纵向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

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在实践中大量涌现,而执法机关与司法机关关于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标准在个案中不尽相同。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虽然可能影响市场自由竞争、损害消费者利益,同样可能是品牌竞争的必要途径并带来更高的产品和服务质量。因此,部分纵向价格垄断协议存在合理性,不能一概认定其违法。纵向价格垄断协议的违法性认定标准通常有本身违法原则与合理原则,如何平衡适用两种原则是解决当前价格垄断协议问题的关键。虽然目前主流做法是适用本身违法原则判断纵向价格垄断协议,但已有法院在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认定中适用了合理原则,这是未来对纵向价格垄断协议违法性认定的发展趋势。

欧美纵向垄断协议规制原则对我国立法的借鉴

美国、欧盟的反垄断法实施较早,理论和实践发展的较为成熟。在规制纵向垄断协议时所适用的本身违法原则、合理原则,禁止加豁免方式等也在不断地实践发展中渐趋完善。我国在规制垄断协议方面则存在着诸多立法缺陷,应吸收和借鉴欧美理论和制度成果,进一步完善我国反垄断法律体系并强化其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