纽约知识分子及其对现代主义文学的捍卫

在20世纪30年代的短短几年间,纽约知识分子的热情从最初的无产阶级文学转向了现代主义文学。这种转向并不表示他们原先谋求"激进传统与现代文学传统之间的和谐"的理想是错了,相反,他们只是针对动荡的政治局势作了逐步的调整,将自己与现代主义连在了一起:尽管捍卫现代主义文学,但他们还是要求一定程度地参与政治。后来,由于文学运动内部问题与矛盾的出现以及日后知识分子不可避免的机构化进程,这场轰轰烈烈的文学运动到20世纪50年代逐渐走向衰微。文章以《党派评论》主编菲利普.拉夫为主线透视这一段历史现象。

从埃德蒙·威尔逊看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想象力

美国20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的纽约文人圈取得了卓越的文学创作与批评成就。埃德蒙·威尔逊是这个知识分子团体的关键人物。他的创作和批评话语典雅犀利,才华横溢,创作手法散漫又不失深刻。其独一无二的文学创作和批评话语至今影响深远。他的文学批评极富代表性和想象力,开启了美国现代主义文学批评和创作的先河。他可以作为考察那一时期纽约知识分子思想深度和批评范式的样板。

西方文论关键词 纽约知识分子

"纽约知识分子"是一批于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在美国最具影响力的批评家集群,他们的批评领域涉及文学、艺术、历史和政治等各方面。其文学批评是一种"兼收并蓄"的文化、历史及道德的文化批评,呈现出辩证批评的特征。犹太文化传统为这种辩证批评奠定了基础,马克思主义和现代主义文学为其提供了不同的批评方法。因此,纽约知识分子的文化批评本质上是历史人文主义的辩证批评,他们关注文学的重要作用,关注社会语境下文学与道德价值的相互作用,关注文学对文化价值的影响。

从激进到保守:20世纪美国纽约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美国的一群重要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作为群体的纽约知识分子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反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他们共同的政治思想起点。但20世纪50年代以后,随着美国国内、国际政治局势以及纽约知识分子自身地位的变化,他们的思想逐渐失去激进性,其中的一些知识分子成了美国新保守主义运动的重要力量,只有少数人还在坚持社会主义理想。

“纽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批评之争

"纽约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的论争分为三个阶段:1940年代,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纽约知识分子"强力谴责大众文化,捍卫现代主义艺术及文学;1950年代及1960年代,针对以格林伯格为代表的大众文化的反对者的观点,希尔斯等开始为大众文化进行辩护;1960年代后,菲德勒及桑塔格在接受大众文化的同时,还使之合法化。三代"纽约知识分子"对大众文化由反对到接受的转变与1930年代到1970年代的社会背景相关,与其从激进主义到自由主义再到保守主义的文化及政治立场相关,也与其自身文化身份的转变息息相关。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批判

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是20世纪30年代到80年代活跃在美国政治思想文化舞台上、颇具影响力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群体,对20世纪60年代新左派学生运动和反主流文化运动进行了尖锐批判,指责后者的反叛逻辑和策略缺乏理性:在他们看来,新左派学生由于代际反叛而体现出的无私精神和崇高道德感,不仅对个人而且对社会都造成了巨大危害;新左派学生倡导的'参与性民主'和实践的反主流文化,不仅破坏了美国自由民主体制和传统道德根基,而且开启了当今美国诸多社会问题的肇端。第二代'纽约知识分子'对新左派学生运动的即时观察和批判,是与其生活经历、所受教育、文化环境以及社会大背景密切相关的。

20世纪4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论索尔·贝娄《洪堡的礼物》中的诗人之死

以往对当代美国小说《洪堡的礼物》的研究主要关注功利主义、物质主义对高雅文学造成的危害,但却甚少探讨这一现象背后的文化成因。本研究指出,这部小说刻画了大众文化作为垄断资本主义对高雅文学构成的威胁。正是大众文化和高雅文学二者之间无法弥合的矛盾造成了20世纪40年代现代主义文学的衰落以及诗人之死。小说中对大众文化的批判离不开作者索尔·贝娄及"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对大众文化的立场。同时,他们对大众文化的态度又深受同为犹太知识分子的法兰克福学派影响。

纽约知识分子的前卫艺术观念

"纽约知识分子"作为20世纪美国文学与艺术界最受瞩目的精英团体,其主办的《党派评论》期刊长期关注现代文学艺术领域。通过梳理1930至1960年代《党派评论》涉及现代艺术的文章,发现这批犹太裔左翼知识分子有着独特的趣味与准则,正是他们致力于对现代主义的推崇与捍卫,在舆论上促成美国现代艺术的崛起和纽约艺术中心的确立。

从知识分子的“社交性”看“新保守主义”的兴起

在20世纪60年代"纽约知识分子"引发"新保守主义"运动的过程中,杂志作为公共知识分子所论战的阵地,在这场知识分子思想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公共利益》的创立代表了"纽约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理想派"与"现实派"分歧的加深,并且伴随着其内部对于越战以及新左派的争论,"老一代"与"新生代"之间的分歧也逐步无法弥合,最终"现实派"中"新生代"的"纽约知识分子"从群体出走,引发了最初的"新保守主义"。

“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论诺曼·波德霍雷茨的奥威尔批评

美国新保守主义的领袖人物、第三代纽约知识分子诺曼?波德霍雷茨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如果奥威尔今天还活着,他会怎么做"的命题,并宣称奥威尔是"新保守主义的精神领袖".然而,波德霍雷茨的论证逻辑从一开始就是错误的,其根本错误在于他认为奥威尔反对社会主义者,因此他反对社会主义.同时,他还脱离了历史语境,武断地认为奥威尔会反对当今左派的"和平主义".波德霍雷茨的批评动机在于他想把奥威尔这位重要的政治作家纳入己方阵营,使新保守主义能够占据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

“流亡的沉思”:纪念萨义德教授

九月二十五日,爱德华·W·萨义德在纽约逝世。当日中午,哥伦比亚大学降半旗致哀。天黑以后,我来到萨义德教授工作过的 Philosophy Hall(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系所在办公楼)门前草坪上,那里有数百名师生环绕一棵大树,举行烛光守灵仪式。稍早些时候,我接到一封传递给许多哥大学生的电子邮件,其中如是说道:萨义德教授的去世,不仅是学术界无法弥补的巨大损失,并且对于所有支持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人们,对于所有为被压迫者、被剥削者而斗争的人们,都是无法慰藉的伤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