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墓壁画和石椁线刻中女性形象的视线

壁画和石椁线刻是唐代墓葬中女性形象的重要载体,但是过去论述研究数量较少。以壁画和石椁线刻中女性人物的视线为研究的切入点,详细分析女性视线的角度和观看对象,从中了解唐代墓葬对庄穆的墓葬礼仪和活泼的日常生活的平衡,并且体会到墓葬平面载体中的女性形象是唐代道德准则和社会风貌的体现,也是现实生活的变相反映。

浅谈唐代石椁人物线刻的创作主体

20世纪中期以来,有关唐代石椁人物线刻作者的研究大多将作者集中于民间画工或领俸工匠之中,并分为两种观点,一为勒石刻工整体完成;二为画工与刻工合作完成。文章则依据所刻人物身份特性及制作过程结合文献,确定样本画家为待诏和高官画家,勒石刻工则为工部甄官署领俸刻工。

谈古代线刻艺术

中国古代线刻艺术以其特有的东方韵味,反映着中华民族特有的审美理想和品位。古代线刻艺术闪耀着古代工匠们的智慧与才华,是中华民族的文化瑰宝。

玛雅墓室壁画的宗教意义——以帕卡尔石棺线刻图像为例

玛雅文明是世界最著名的古代文化之一,本文通过从垂直空间的三大领界、水平空间的四合秩序、通往下界的"门户"、先祖与神灵四个方面分析帕卡尔石棺盖板图像,认知反映天、地、人之间关系的玛雅宇宙观及宗教信仰。这些宗教信仰渗透进入玛雅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构筑了玛雅人的宇宙空间结构、神灵体系、创世演变、宗教仪式、死亡与重生以及稳定上流阶层的地位,从而维系了古代玛雅社会的稳定运转。

刻瓷艺术点刻、线刻工艺结合的创作步骤和技法

刻瓷艺术创作根据瓷器釉面的颜色,雕刻刻使用的工具及表现形式的不同,其基本工艺分为四种,即点刻工艺、线刻工艺、面刻工艺和釉雕工艺。在创作实践中,点刻工艺、线刻工艺和面刻工艺常结合运用。如点刻、线刻工艺结合;点刻、面刻工艺结合;线刻、面刻工艺结合;点刻、线刻、面刻工艺结合等。因此,在创作中可根据不同题材、不同风格以及个人的喜好及擅长选择相应的工艺结合雕刻,以丰富刻瓷艺术作品的表现效果。本文以《孔子杏坛礼乐图》为例,谈谈瓷上点刻工艺和线刻工艺结合的创作步骤和技法。

陕西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线刻石棺

潼关税村隋代壁画墓位于陕西省潼关县高桥乡税村,陕西省考古研究院2005年3月至12月对该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墓内出土的线刻石棺,是隋唐考古和美术考古史上的又一重要发现。该石棺体量之大、图像之繁复、制作之精美,在南北朝、隋唐考古史上可谓'扛鼎之作'。为了使学术界能够更好地了解该画像石棺的全貌,特别将石棺单独介绍。墓葬发掘简报刊布于《文物》2008年第5期。

界首彩陶线刻艺术风格特征及成因

线刻艺术是界首彩陶极具特色的装饰表现技法,界首彩陶由于吸收当地木版年画和界首剪纸艺术的线刻工艺,应用于界首彩陶的表面纹饰表现中,发展出具有独特艺术风格的界首彩陶。界首彩陶承载着皖北民间大拙大巧的地域文化特色,它的风格形成与地理位置、民风民俗、地域文化都有着密切的联系。结合现有文献资料,从界首彩陶极具代表性的线刻艺术入手,以“刀马人”装饰纹样为例,追踪界首彩陶线刻艺术风格的成因,分析界首彩陶线刻艺术的刻绘工艺,研究界首彩陶线刻艺术的艺术特色及其所蕴含的深层文化价值,以加强人们对界首彩陶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识与关注,更好地保护与继承发展这一属于我国的文化瑰宝。

李重润墓石椁线刻宫女图

这幅画绘于石椁东壁外侧中间一块石板上,高约135公分,宽约79公分.画面上有宫女及门框.门坎、门捐和门额等建筑材料.宫女有两位,作相向站立状,双手拱于胸前,分别位于门扇之前,其着装比较特殊.以右边的一位为例,头戴高冠,冠高出头部约一半,顶部插五树花钿钗,前部正中有一圈串珠,内镶五颗宝石.左右两侧绘两层圆珠,前后插凤头金簪,风嘴衔长缨,长缨之下有步摇,步摇由王珩、玉据、玉璜、冲牙、组绶组成.上身穿双挑式袒胸宽袖窄衣短衫,在特别宽大、几欲垂足的袖口端绣有一对鸾鸟及蔓草.腰束宽带,带宽约3.5公分,上绣宝相花团,下着曳地长裙,外罩一笼裙,笼裙比长裙稍短.左侧部垂一绶带,绶带连接一组王佩,玉佩由玉珩、玉琚、冲牙和组绶组成.左边宫女的装饰同右边,只是冠部插六树花钿钗,估计她的身份较右边高.

纹非饰也--关于良渚文化线刻符号的考察

该文围绕良渚文化线刻纹饰展开研究,探讨纹饰中线条的造型方法、文化意涵和审美原则,从观象制器、器以藏礼、以形写意三个层面考察线刻纹饰,厘清纹饰的造物理念、礼制系统、符号能指。

天台国清寺塔发现之隋代线刻菩萨像研究

天台国清寺塔发现的线刻菩萨像共七尊,每尊一石,石高130、宽43厘米,分别为导师、弥勒、药王、文殊、普贤、观世音及大势至.这批线刻菩萨像虽然发现已久,但对于其绘刻时代、内涵和艺术价值等,至今尚未有人作过专门研究.据说:“1956年,时任文化部副部长的郑振铎来天台考察,断定为隋代之物,并把佛像拓片带回北京.”可惜其考察结果并未形诸文字.为使国内外学者和诸多同好对此有一粗略的了解,并进一步开展深层次的研究,笔者不揣浅陋,对这批石刻线画作一初步的研究和探讨,以祈引玉.

介绍一块阴线刻孔子圣像碑

1977年,在三台县花园公社中学内,发现一块宋代单线阴刻孔子及七十二贤图像碑。型体长方形,高200厘米,宽90厘米,厚12厘米。立于长方形的基座之上。分上下两阙,上阙线刻孔子及七十二弟子图象,下阙是楷书阴刻县尉张埴的题跋。

真际禅师线刻像小考

1981年4月16日至18日,以日本梶谷宗忍长老为团长,小堀南岭为副团长的日中友好临济黄蘖协会“友好之翼”佛教访华团,一行64名僧侣来石家庄访问,专程拜谒了正定临济寺澄灵塔和赵州柏林寺真际禅师塔。离石时,原河北省副省长李峰代表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在河北宾馆接见了日本佛教代表团.并向日本客人赠送了一幅装裱精致的赵州柏林寺真际禅师线刻像拓片,日本客人全体跪接,顶礼膜拜,举行了很庄重的赠像仪式。

磬石线刻 刀尖艺术

可以是文字,也可以是图案;可以是动物,也可以是人物……经过刀尖的抚摸,石头被赋予了灵魂,产生了灵性,既具有书法绘画的笔式笔调,又具备雕刻刀法的生气生动,构成了千变万化的世界,展现出惊心动魄的美感。石头也不再是石头,而是一个个被唤醒了的生命。

中国古代墓志线刻纹饰对当代装饰纹样的影响

我国古代墓志上的线刻纹饰种类齐全,形式丰富多样,有花草图案、动物图案、几何图案、水纹、云纹等多种类型。我国古代墓志纹饰往往用许多图案一同进行装饰,并且这些纹饰作为中国传统图案,被永久的保存下来,成为中华民族一笔珍贵的艺术文化遗产。这些传统图案被世人继承后应用于各个不同的装饰领域,同样发挥着令人赏心悦目的美化功能,并且这些当代纹样达到了意想不到的艺术效果。

北魏薛怀吉墓志盖与石棺线刻图像研究

本文对北魏孝昌二年(526)薛怀吉墓出土墓志盖及石棺残存线刻图像进行了解读和复原。通过对北魏洛阳时代十四组墓志和十组石棺图像的内容与布局分析讨论,指出这些线刻图像题材最早且集中见于北魏洛阳时代晚期,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主体纹饰多为四神升仙图,偶见孝子故事;各类组合神兽等辅助纹饰在图像选择与形式设计上并无定式,大多装饰在次要位置,应当存在统一的“蓝本”供制作者取舍。

良渚线刻磨光黑陶研究

带有精细线刻纹饰的磨光黑陶在良渚文化晚期开始流行,其图像特殊、技术难度高,成为一种新型奢侈品。已有研究大多关注其中心图像的类型和意义,而技术和艺术风格方面讨论较少。这种新产品明显受到玉器的启发,此外也能找到长江下游自河姆渡文化以来的各类技术和艺术传统的痕迹:内容上,黑陶线刻纹饰与良渚玉器在主体—背景构图以及部分装饰元素和母题上存在相似之处,而类似的艺术风格早在河姆渡文化就出现过;技术上,玉器锥刻技术为陶工的雕刻提供了工具和技法,打磨抛光技术或许也被陶工吸纳使黑陶呈现光泽效果。跨材质的手工业技术交流为进一步研究良渚手工业技术选择和工匠组织提供线索。

帝后礼佛图:大唐石刻线画与敦煌纸墨画稿

利用近年新见《大唐皇帝皇后供养图》线刻画与敦煌莫高窟《帝后供养礼佛图》粉本草图,进行对比研究,结合在敦煌壁画中多次出现的帝王形象,揭示了皇权统治者的形象对宗教艺术表现的深刻影响,指出经幢石刻线图与墨线纸本草图,虽然均没有真正转换生成大型石窟壁画新图像,但是不仅可见中古时期佛教艺术创作中的帝王政治庇护因素,也可见唐代皇帝、皇后形象作为“夫妻家庭与政治艺术”的图像流传,在宗教文化诸领域中不仅成为教化民间信徒的理想粉本,也成为国泰民安与积攒功德的祈求心愿。

唐代石椁人物的线刻艺术

20世纪中期以来，随着不断的唐代墓葬考古发掘，为明确地认知唐代绘画的时代风格及其流变形态提供了可靠的实物证据。唐代墓葬形制是唐代贵族文化及审美取向的体现，特别是作为贵族至高身份显现的石椁墓，不但集中于关中地区，亦是唐代级别最高的墓葬。因此，在时序相对完整的初唐至盛唐29座石椁当中，以19座石椁作为载体的人物线刻，代表了这一百多年间唐代人物画的主流形式与风格变迁。

宋代乐舞杂剧碑趺线刻的新发现

在距离山西省洪洞县左家沟乡东圈头村南一公里处的英山上，有舜帝庙一座，相传山上有舜田、舜井、百鸟峰、象卧沟等遗迹。舜帝庙1942年毁于日本人之手，现存建筑均为新建。在东侧之娥皇、女英祠内，仍然散落有莲花柱础和三方珍贵的长方形青石碑趺，其中两方碑趺的一侧立面分别雕刻有乐舞、杂剧表演场面，另一方碑趺的一侧立面镌刻有宋代“天圣七年”的文字记录，从而为研究宋代的赛社献艺及其民间雕刻艺术提供了极为珍贵的图像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