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政策组合对企业微观的风险传导效应研究

利用2005—2016年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季度数据,基于熵权法构建货币政策组合,使用KMV模型计算773家A股上市公司的预期违约率,并将其作为企业风险承担代理指标,研究货币政策组合对企业风险传导效应的存在性和非对称性。结果表明:货币政策组合对企业风险承担存在传导效应,货币政策组合越宽松,企业风险承担水平越高;货币政策组合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大于单一货币政策,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对企业的风险传导效应大于存款准备金率;高财务杠杆企业对货币政策组合风险传导更为敏感;小规模企业对货币政策组合风险传导更为敏感。

东亚区域内人民币替代弹性的实证分析——基于“货币需求资产组合理论”模型的扩展研究

笔者基于"货币需求资产组合理论"的货币替代扩展模型,以2000年～2011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探讨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的货币替代弹性。结果表明:人民币在东亚区域内具有替代美元的潜质,这为人民币区域化可行性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持。

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组合的实证分析

截至2006年2月我国外汇储备达8536亿美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外汇储备持有量第一大国,其后我国外汇储备也呈不断增长的态势,到2007年3月已达12020.31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持续增加意味着面临的风险也在持续增加。因此,如何确定合理的外汇储备币种组合成为目前需要迫切研究的课题。本文根据国内外已有研究确定了外汇储备货币结构的影响因素,结合因子分析法,得出了我国外汇储备币种组合的新选择,提出了我国外汇储备货币组合的对策建议。

中国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及宏观政策的有效组合

中国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反通货紧缩过程中,引伸出两个政策问题:一是货币政策的非对称性;二是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怎样组合有利于反经济周期。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分析逻辑出发,系统阐述了中国货币政策非对称性的基本原因是社会公众预期的非对称性。积极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是反通货紧缩的有效政策组合。在2003年中国经济增长率达到9.1%从而进入新一轮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后,中性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的组合符合理论与现实逻辑的选择。

货币政策组合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机制研究

本文以货币政策组合对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为着眼点,基于货币政策与消费理论从理论层面分析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并实证检验了货币政策对我国居民的消费水平产生影响的机制,最后得出了相关结论。

流动性状态变化下货币政策组合的选择

传统宏观视角下的线性货币关系模型在正常状态下表现较佳,但在面临一些特殊情况如流动性过剩或流动性黑洞状态时则往往失灵。从微观层面,应用多状态平滑转换面板模型分析我国经济流动性状态变化对货币政策有效性的影响,进而研究货币政策组合的选择问题。研究结果表明:当经济处于流动性黑洞状态时,为促进实体投资的增长,应采取紧缩的信贷政策、宽松的货币流动性政策组合;当经济处于流动性过剩状态时,则适宜采取宽松的信贷政策、紧缩的货币流动性政策组合;此外,近期我国货币政策组合出现加息、降准并存的矛盾现象,实则是金融周期下行期货币政策组合的必然选择。针对当前我国所处的金融周期阶段,央行应采取"紧信用、宽货币"的货币政策组合。

异质产业金融结构与货币政策非均质效应

本文从货币政策对产业经济影响非均质的假设出发,通过设计包含9个指标的产业金融结构指标体系,对中国证监会所分12类产业建立面板模型,实证研究货币政策对我国金融结构异质产业的非均质影响。通过定义和研究货币政策组合传导机制,发现金融加速器效应普遍存在于产业经济范围内,不同产业金融加速器效应大小的异同是由商业周期中各产业金融结构的变化所决定的,并对货币政策实施效果有不同程度的放大或抵消作用。

人民币与美欧日货币的协调策略

中国正以其独特的发展方式异军突起,中国经济的崛起将打破国际经济舞台上传统的势力结构,同时也会始终伴随着与发达国家间的经济摩擦。协调国际货币关系,尤其是协调与美欧日的货币关系,创造宽松的国际货币环境,是新世纪中国崛起中货币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

金融稳定的基石:货币政策要素协调

本文从新的视角提出了货币政策要素协调新理念,从理论和实践各层面,揭示了货币政策要素协调与金融稳定关系,分析了货币政策要素组合对金融稳定的效应,构筑了多维金融调控空间整体,归纳出了货币政策要素协调主、辅机制结合的复合型目标模式。

次贷危机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何去何从

席卷全球的次贷危机,给全球金融监管带来了新的挑战,在国际货币体系中起着枢纽和核心作用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究竟该在这场金融海啸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本文就这个问题进行了一些分析,虽然目前没有一个标准的正确答案,但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改革,势在必行。

跨国企业多币种货币组合管理探索

依据打分后的货币等级划分结果,企业可将货币组合划分为A、B、C、D四类。其中,政策管制少、流动性好、交易便利的货币,企业可将其划为A类货币,并在日常交易与结算中尽量多选A类货币。

日元国际化的前景及其影响

今年以来，由于日元国际地位下降、欧元启动以及亚洲金融货币危机为日本带来的机遇，日本加快了其推行日元国际化的步伐。日通过改善日本国内金融资本市场和方便日元的使用、加大对亚洲国家的金融支援等举措，推进日元国际化的进程。在推进过程中，日既有有利条件，也面临诸多不利因素。而日元国际化对不同国家和地区也将产生不同的影响。

特别提款权排斥人民币的理由不成立

2010年11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拒绝了人民币成为特别提款权(SDR)的权重货币之一,其理由是人民币自由兑换程度难以达到IMF认定的标准。然而,从SDR创立的动机、货币篮子演变的历史以及当前人民币开放程度度看,人民币完全有资格入选SDR货币篮子。一。

人民币汇率走势分析

人民币短期内呈现贬值态势是正常的,但不存在长期大幅贬值风险中国自2005年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钉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汇改11年来,人民币汇率波动经历了较快升值、基本稳定、弹性增加、贬值压力增大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较快升值阶段,2005年7月至2008年6月,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升值21%;第二阶段是基本稳定阶段。

中国加速拥抱全球经济

面对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所带来的国内外环境变化,政府需要发挥更为重要的引导、鼓励、扶持作用,并用好国际规则,避免由此给中国经济带来过大风险2016年10月1日,人民币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认定为可自由使用的货币,加入到IMF的国际储备资产——特别提款权(SDR)货币篮子,成为中国融入全球治理体系的重要里程碑,对中国经济、企业和个人都会产生长期的结构性影响,值得关注和应对。作为全球经济的重要一员,中国的态度、商品。

汇率预期、外汇供给与外汇储备

基于货币资产组合思想和外汇储备供求理论,本文综合运用理论和实证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汇率预期、外汇供给和外汇储备三者之间的关系。理论研究发现:直接标价法表示的汇率预期波动对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外汇供给具有反向影响,而且这种反向影响随着预期汇率大小的不同具有分段特征;为了维持汇率的相对稳定,外汇供给增加的冲击会导致非国际货币发行国的外汇储备增加,但即期汇率的变化方向并不确定;总体而言,预期汇率波动对非国际货币发行国外汇储备具有反向影响。基于中国数据的实证研究很好地支持了理论分析的结论。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

经济周期阶段研究,主要立足于以下几个方面产出缺口、总需求——总供给(AD-AS)模型、储蓄与投资的对比关系、“可运行区间”的确定、失业率、价格指数,其中重点是产出缺口的测算,对产出缺口进行正确估算是判断经济周期阶段的重要基础。经济周期分阶段分析的目的是为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选择提供依据。经济周期阶段的不同,财政货币政策取向也就不同。

外币报表折算理论探讨

外币报表折算属于会计计量问题,折算方法的理论选择与合并报表的编制要求之间存在严重矛盾,其外因是公司管理当局追求收益平衡化,内因则是企业跨国经营拓展了会计计量的空间,非单一货币环境使传统的单一货币计量尺度假设受到冲击。解决矛盾的途径应从计量尺度入手,以货币组合(如:SDR)而不是单一货币作为会计计量尺度或许是一项有益的尝试。

对人民币汇率制度的思考——可尝试灵活的多元钉住制

人民币汇率有管理的浮动近年来实际表现为钉住美元。近期人民币汇率不具备实行浮动汇率制的条件,采用钉住汇率制较为适宜。但在钉住对象上应选择钉住多元货币组合,增加汇率调整频率,放宽外汇市场波动幅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