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虚弱轨迹变化的影响研究

目的:探究我国老年人社会参与对虚弱轨迹的影响,为促进老年人社会参与和健康福祉提供参考。方法 基于2002-2018年中国老年健康调查数据,选取7488名老年人(65+),应用组基轨迹模型构建虚弱轨迹,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社会参与与虚弱轨迹的关系。结果:本研究识别出3组虚弱轨迹:“持续健康组(62.22%)”“虚弱发生组(25.55%)”和“持续虚弱组(12.20%)”。在控制社会人口学特征和健康相关行为后,发现老年人社会参与得分越高,其轨迹归属越倾向于“持续健康组”,说明社会参与对老年人虚弱具有保护作用。通过年龄和居住地的分层分析发现,相较于低龄老人和城镇老人,高龄老人和农村老人进行社会参与更有利于延缓虚弱状况恶化。结论:老年人虚弱轨迹存在异质性,制定干预措施时应针对不同轨迹及各亚组特点。社会参与影响虚弱轨迹归属,提升社会参与是老年人虚弱行之有效的干预手段,且应重点关注高龄老人和农村老人的社会参与情况。

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波动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目的构建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波动的轨迹模型,并分析不同类别血糖波动轨迹的影响因素。方法本研究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纳入769例于2012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重庆市沙坪坝区双碑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建立居民健康档案并加入社区随访管理的2型糖尿病患者,基于群体的轨迹模型(group-based trajectory modelling,GBTM)来识别、构建糖尿病患者的空腹血糖波动轨迹,利用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平均验后分组概率(average posterior probability,AvePP)等评价指标选择最佳亚组数的轨迹,比较不同类别轨迹在人口学特征、个人健康状况、疾病史、生活方式、服药依从性等方面的差异,运用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不同波动轨迹的影响因素。结果运用GBTM分析,将社区769名2型糖尿病患者分为3个不同波动轨迹亚组,分别为“低水平平稳组”、“高水平下降组”和“中水平上升组”。以低水平平稳组为对照,无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有高血压病史、未服药患者被归为“高水平下降组”的可能性较低,即这些患者的血糖从高水平逐渐下降的可能性较低(OR=0.50,95%CI:0.28~0.90,P=0.021;OR=0.13,95%CI:0.03~0.56,P=0.006)。但是偶尔或不锻炼、饮酒或已戒酒的患者更倾向于被归为“高水平下降组”(OR=2.02,95%CI:1.15~3.55,P=0.014;OR=2.32,95%CI:1.16~4.63,P=0.017)。与规律服药的糖尿病患者相比,间断服药的糖尿病患者更倾向于被归为“中水平上升组”(OR=6.02,95%CI:2.86~12.66,P<0.001)。结论社区2型糖尿病患者空腹血糖轨迹呈现不同的动态变化特征;高血压史、服药依从性、锻炼频率和饮酒可能影响患者出现不同血糖波动轨迹。

童年逆境对中老年人失能轨迹的影响

童年是个体生理功能发育的敏感期和关键期,这一时期所经历的风险环境暴露可能会导致后续生命阶段的一系列不良后果,从而产生风险连锁反应,对中老年人的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这被称为“童年的长臂”。文章基于2011-2018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四期数据以及2014年的生命历程调查数据,采用组基轨迹模型估计中老年人随年龄增长的失能变化轨迹,发现我国中老年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轨迹遵循“低起点缓慢上升型”和“高起点快速上升型”两种类型;其工具性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受损轨迹呈现出“低起点缓慢上升型”“中起点快速上升型”和“高起点加速上升型”三种类型。通过使用Heckman两阶段估计方法对死亡选择性进行控制,探讨童年逆境与中老年人失能轨迹之间的关系。童年时期经历父母长期卧病在床、健康状况较差等逆境与晚年更不利的失能轨迹相关;童年逆境累积数量对中老年人失能轨迹具有显著的直接和间接影响,经历童年逆境数量越多,中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受损概率起点更高、恶化速度更快;社会经济地位和成年期健康状况在二者关系中发挥了显著的中介效应。“潜伏期模型”和“路径模型”共同解释了童年逆境对我国中老年人失能轨迹的影响机制。

中国老年人临终前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

本文以老年人为研究对象,以基本生活自理能力(ADL)为测量指标,使用"中国老年健康长寿影响因素跟踪调查"(CLHLS)数据,分析在1998-2014年期间去世的老年人群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的变化轨迹。作者利用组基轨迹模型对男性和女性老年人的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分别进行拟合,发现老年人在临终前的生活自理能力存在显著差异并归纳出三种变化轨迹:生活自理能力完好型、快速发展型和缓慢下降型。研究发现生命历程早期阶段的经历、所处的社会经济状况、年龄效应和队列效应都会对生活自理能力的衰退轨迹产生显著影响。增龄带来的生活自理能力下降使老年人临终前的失能风险及其持续时间增加,而较晚的出生队列在临终前出现长时间失能的可能性较低。在三类轨迹中,自理能力缓慢下降型轨迹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最为显著,而该类型的出现概率是影响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的主要因素,由此也证明了除去年龄效应与性别差异之外,由社会经济状况、健康行为习惯、生活环境等因素合力产生的健康保护作用将会在失能老年人照料负担增长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研究还发现老年女性在临终前会面临更高的失能风险和更长时间的失能存活期,其生活自理能力变化过程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

中国老年人失能轨迹的性别、城乡及队列差异

采用2005、2008、2011年的《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项目,运用组基轨迹模型考察了存活、死亡、失访老年人的失能轨迹以及总体老年人的失能轨迹的性别、城乡、队列差异。存活、死亡、失访老人的失能轨迹存在明显的差异,死亡老人起点更高、发展更迅速;女性老人、城市老人更倾向于走上自理能力不健全的轨迹;越来越多的老年人的自理状况是完善的,但失能的老年人其自理状况较之前恶化。

不要独自走进那个良夜——社交能力受限对认知老化轨迹的影响

老年认知障碍发病率逐年上升,正成为一项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在尚无有效治疗手段的情况下,识别可改变的风险因素对于预防疾病发生至关重要。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四轮数据,采用组基轨迹建模方法,分析了身体上的社交能力受限对认知老化轨迹的影响。结果表明,老年认知老化轨迹可以分为四种类型。基线时社交能力受限越严重,老人就越可能属于认知表现更差或下降速度更快的轨迹组群。伴侣和子女对老年认知具有一定的保护作用,但是也不能抵消身体受限对认知能力的损坏。

重症儿童高密度脂蛋白动态发展轨迹与临床结局的相关性研究

目的分析重症儿童高密度脂蛋白(HDL)纵向、动态发展轨迹特征,并探讨不同轨迹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方法回顾性队列研究。回顾性纳入2015年1月1日至2020年10月1日收住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儿科重症监护室(PICU)的患儿,利用组基轨迹模型(GBTM)分析入PICU后0~6 d的HDL动态发展轨迹,并建立不同HDL轨迹组,住院死亡率使用例数(%)描述,采用χ^(2)检验或Fisher′s确切概率检验比较组间差异,PICU住院时间用M(Q1,Q3)描述,采用Kruskal Wallis统计检验比较组间差异。利用Logistic回归分析以及多元线性回归分析明确HDL轨迹组与临床结局之间的关系。主要临床结局指标为住院死亡率,次要结局指标为PICU住院时间。结果共纳入4384例重症儿童,GBTM分析产生了6个HDL轨迹组。1组(758例),最低水平HDL组;2组(1413例),较低水平HDL组;3组(74例),低-高水平HDL组;4组(621例),中等水平HDL组;5组(1371例),较高水平HDL组;6组(147例),最高水平HDL组。Logistic回归分析,以1组作为参照组,2~6组的住院死亡率明显降低,其比值比(OR)及95%可信区间(CI)分别为OR:0.475,95%CI:0.352~0.641,P<0.001;OR:0.093,95%CI:0.013~0.679,P=0.019;OR:0.322,95%CI:0.208~0.479,P<0.001;OR:0.263,95%CI:0.185~0.374,P<0.001;OR:0.142,95%CI:0.044~0.454,P=0.001。利用多元线性回归分析,以1组为参照组,4~6组PICU住院时间明显缩短,β值及95%CI分别为β:-4.332,95%CI:-5.238~-3.426,P<0.001;β:-3.053,95%CI:-3.809~-2.297,P<0.001;β:-6.281,95%CI:-7.842~-4.721,P<0.001。结论PICU 0~6 d内HDL动态变化轨迹与死亡率具有相关性:持续低水平轨迹与高死亡率相关,而HDL持续高水平及由低水平逐渐上升至高水平的HDL轨迹呈现较低的死亡率。提示HDL轨迹建模有望成为预测重症患儿病情以及预后的指标。

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的多中心研究

目的探讨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及影响因素.方法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方法.收集2018年3月至2019年7月中国重症营养临床研究小组-NEED数据库中69家医学中心收治的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的临床资料;男247例,女107例;年龄为58(46,68)岁.根据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模型,分为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分别为164、49、141例.观察指标:(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正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x)±s表示,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偏态分布的计量资料以M(Q1,Q3)表示,组间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计数资料以绝对数或百分比表示,组间比较采用χ^(2)检验.等级资料比较采用Kruskal-Wallis秩和检验.两两比较采用Bonferroni校正.根据Stata17.0统计软件中Traj插件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最佳轨迹模型采用贝叶斯信息准则、平均后验概率参数评价.采用Kaplan-Meier法绘制生存曲线并计算生存率,Log-Rank检验进行生存分析.采用COX比例风险回归模型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结果(1)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一般情况.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行肠内营养治疗257例、行肠内营养+肠外营养治疗97例,急性生理与慢性健康(APACHEⅡ)评分为17(13,21)分,序贯性器官功能衰竭(SOFA)评分为6(5,8)分,改良危重症营养风险(mNUTRIC)评分为4(2,5)分,合并症数量为2(1,3)个,急性胃肠损伤分级为Ⅰ级、Ⅱ级、Ⅲ级分别为293、55、6例,行机械通气、连续肾替代治疗、血管活性药物使用分别为224、17、61例.354例患者喂养不耐受发生率呈先上升后下降趋势,第3天发生率达峰值为25.42%(90/354),7d内发生率为53.67%(190/354)o 354例外科危重症患者中,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APACHEⅡ评分,mNUTRIC评分,合并症数量,急性胃肠损伤分级,机械通气分别为16(12,20)分、17(14,25)分、18(13,22)分,3(2,5)分、4(3,6)分、4(3,5)分,2(1,2)个、2(2,3)个、2(2,3)个,Ⅰ级(152例、27例、114例)、Ⅱ~Ⅲ级(12例、22例、27例),95、39、90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H=6.14、13.11、28.05,χ^(2)=37.96、7.65,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均有更高的合并症数量和急性胃肠损伤分级(Z=60.32、54.69,χ^(2)=39.72、9.52,P<0.05);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mNUTRIC评分和机械通气比例(Z=53.41,χ^(2)=7.59,P<0.05).(2)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营养治疗情况.无喂养不耐受患者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幽门后喂养分别为36例,13例,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25例,10例,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上述指标分别为46例,19例,三者上述指标比较,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2)=15.76,6.20,P<0.05).进一步分析,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下降患者有更高的促胃动力药物使用和幽门后喂养比例(χ^(2)=15.60,6.10,P<0.05).(3)不同喂养不耐受变化轨迹患者生存情况.无喂养不耐受、喂养不耐受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28 d总生存率分别为96.96%、95.92%、87.94%,三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0.39,P<0.05);进一步分析,无喂养不耐受与喂养不耐受持续患者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19,P<0.05).(4)外科危重症患者预后影响因素分析.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风险比=3.92,95%可信区间为1.43~10.79,P<0.05).结论与无喂养不耐受患者比较,喂养不耐受持续的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总生存率下降,喂养不耐受持续是外科危重症患者28 d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中国高龄老人失能发展轨迹及死亡轨迹

文章采用1998~2014年中国老年健康影响因素跟踪调查的7次数据,基于组基轨迹模型,同时探索了高龄老人的日常生活自理能力失能发展轨迹和死亡轨迹,并从人口学特征、社会经济情况、儿童期特征3个角度对失能轨迹类型归属进行解释。分析结果表明,高龄老人的失能发展轨迹存在异质性,男性分为'低起点缓慢发展型''低起点快速发展型'和'高起点缓慢发展型'3种,女性分为'低起点缓慢发展型''低起点快速发展型'和'高起点快速发展型'3种。女性属于'低起点缓慢发展型'的比例低于男性。不同类型的失能轨迹和死亡轨迹的高低分层排序一致,女性的死亡率大多低于相对应类型的男性。高龄老人的居住地和职业类型对失能轨迹类型归属有影响。

恶性黑色素瘤术后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辅助治疗早期疲劳发展轨迹研究

目的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中的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受体1(programmed cell death protein1,PD-1)抑制剂已被用于多种晚期肿瘤的治疗中,该研究旨在识别恶性黑色素瘤术后PD-1抑制剂单药辅助治疗患者早期疲劳发展轨迹及其影响因素。方法 采用便利抽样法,选取2020年4月—2021年12月于河南省某三级肿瘤医院和吉林省某三级甲等医院肿瘤科住院的患者作为调查对象,采用癌症疲乏量表调查患者首次PD-1抑制剂治疗后1、2、3、4周后的疲乏现状,利用组基轨迹模型识别106例PD-1抑制剂单药辅助治疗患者早期疲劳症状发展轨迹,运用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患者早期疲劳症状发展轨迹的影响因素。结果 识别出“疲劳缓解组”和“疲劳升高组” 2种早期疲劳发展轨迹。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各亚组在肿瘤部位、自理能力、休息后是否缓解、伴有其他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个数方面的差异均具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早期疲劳症状休息后缓解[RR=0.026,95%CI(0.004,0.179)]、不伴有其他免疫相关不良事件[RR=0.255,95%CI(0.181,0.361)]被归属为类型2“疲劳升高组”的可能性较小。结论 恶性黑色素瘤术后患者PD-1抑制剂辅助治疗早期疲劳发展呈现不同的变化轨迹,护士应重视疲劳症状休息后不缓解、伴有其他免疫相关不良事件患者早期疲劳症状的评估和干预。

2型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性轨迹及其影响因素

目的:探究2型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轨迹及其影响因素,尤其是人格特质与用药依从的关系。方法:抽取北京市通州区和顺义区4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2型糖尿病患者作为研究对象,在基线、3个月、6个月、12个月时进行随访。采用中国大五人格量表简式版评估患者的人格特质,采用用药依从量表评估患者用药依从性。构建组基-轨迹模型探究患者的用药依从轨迹,采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描述各轨迹变化情况,应用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探究轨迹的影响因素。结果:共纳入患者671名。用药依从轨迹可分为3组:高-持续型(60.6%),中-增长型(35.3%),低-不变型(4.1%)。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高-持续型和中-增长型不同时间点的用药依从得分差异具有显著性(P=0.007,P<0.001)。有序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病程(P=0.042,OR=1.053,95%CI:1.002~1.106)、是否为本地医保(P=0.028,OR=4.204,95%CI:1.169~15.120)、神经质得分(P=0.005,OR=0.966,95%CI:0.945~0.988)是2型糖尿病患者用药依从轨迹的影响因素。结论:2型糖尿病患者的用药依从轨迹可以分为3类,病程、是否为本地医保、神经质得分是用药依从轨迹的影响因素。在未来的管理实践中,要多关注病程长的患者,且将人格因素纳入考虑,重点关注神经质特质明显的患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