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若干问题研究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并非打击所有的传销行为,其仅针对"金字塔欺诈式销售"式传销;对于情节严重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仍然按照非法经营罪处理。"骗取财物"是该罪最本质的特征,但并非所有的传销犯罪都将此本质特征客观外化表现,司法实务中对"骗取财物"应做实质性解释。该罪的主体应当做相对广义的解释,包括传销组织的发起者、核心成员以及各地方传销分支活动的组织、领导者,另外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也应当构成本罪;不具备组织、领导职能的积极参与者可以根据其行为构成其它犯罪;对于一般参与者不易以犯罪论。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骗取财物”问题刍议

从立法轨迹上看,对传销犯罪适用的罪名从非法经营罪转变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从之前所有参加传销活动的人都有被追究刑事责任的余地转变为只追究组织者、领导者的刑事责任;当前刑法规制的范围仅包括"拉人头"和"收取入门费"形式的传销,将"团队计酬"式传销排除在外。"骗取财物"是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最本质特征。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集资诈骗罪之间属法条竞合中的交叉竞合关系并适用"重法优于轻法"的规则。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的证据收集

公安机关在侦办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案件时要严格把握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构成要件,创新打击传销犯罪的侦查模式,充分利用信息化侦查手段,准确认定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通过勘验、搜查传销窝点现场,讯问传销犯罪的组织者、领导者,询问参与传销人员,勘验、检查会计资料等侦查手段和方法,全面收集传销证据,完善证据链条,达到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关联性的证明要求。

组织、领导传销罪的认定及与其他罪名的区别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罪",对"非法传销"明确入罪,使"组织、领导传销罪"成为独立罪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摆脱以往对非法传销行为定罪难的困境,也加大了对该行为刑事制裁的范围,加强了打击力度,能够更好地起到预防犯罪的作用。但是,《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不够具体明确,使得罪与罚在司法实践中难以把握。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时,除准确区分直销与传销外,应注意三点:一是单位不能成为组织、领导传销罪的主体;二是组织、领导传销罪是一种行为犯;三是组织、领导传销罪与其他罪可数罪并罚。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2009年2月28日,刑法修正案(七)中增加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罪名设立,进一步有力地保护了我国的社会管理秩序和经济秩序,增强了社会的稳定。从犯罪构成,罪名区分,刑罚设置以及新发条对本罪规定之不足之处几个方面对此罪作些初步探讨。

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及完善

非法组织传销犯罪严重扰乱了社会秩序,影响了社会的稳定。以往司法机关在处理这类犯罪时,分别以非法经营罪、诈骗罪、集资诈骗罪等罪名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造成同一行为罪名的不统一,《刑法修正案(七)》将此种情形统一为组织、领导传销罪。本文将从组织、领导传销罪的立法背景、犯罪构成以及与相近罪名的区别入手,对《刑法修正案(七)》中关于组织、领导传销罪立法的不足进行分析,进而提出相关完善措施。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地方骨干人员”的定罪量刑问题研究

传销活动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十分巨大。随着打击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传销活动的外在表现形式也花样百出,但万变不离其宗,只要牢牢抓住“拉人头、收入门费”的基本核心特征,对于“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较容易厘清。传销活动的特点就在于当顶层的发起人员设立传销平台后,每一层级的会员均会向下发展其他会员,形成多层级的金字塔型组织结构。除了顶层管理人员以外,下级会员能否认定为“组织领导者”,尤其是在一些跨区域的传销组织中,对在某一区域层级较高,但在整个传销组织中又只是中间层级的会员(即“地方骨干人员”),一直都是司法实践中的难点之一。由于传销组织多层级的金字塔构造,造成“地方骨干人员”很容易达到“组织领导者”条件而入罪;并且入罪后,动辄判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较重刑罚。因此,应当明确“地方骨干人员”成为“组织者、领导者”的标准,以及在量刑上的把握,才能使“罪刑法定”落到实处。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追赃挽损的实践探析

利用网络组织、领导传销活动案件多发,传销主体公司化、集团化;具备涉众经济犯罪和网络犯罪显著特点;手段、形式多样,案件办理难度较大;被害人也是传销活动的参与者,涉及人员众多、分布地域广。追赃挽损受困于案件本身特征、具体执行方面法律规定、部门之间协作能力、执法合力、互联网企业监管等因素。建议完善并细化追赃挽损具体执法规定,促使司法机关针对涉案财产处置范围达成共识;增强部门之间的协作能力、执法合力,探索跨区域追赃挽损机制;切实加强互联网监管工作,强化互联网公司的社会责任,建立互联网金融监管协作机制。

浅谈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的现状及对策——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犯罪为视角

近年来,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日趋严重,特别是从传销活动的普通参加者向组织者、领导者发展的趋势愈加明显,从而使传销活动呈现出对大学生群体的危害越来越大、传销活动的方式越来越复杂、传销活动的欺骗性越来越强的特点。只有坚持对大学生的价值观、择业观教育,加大法制宣传,增强大学生防范意识,高校加强与工商、公安、网监部门的协调沟通,提高工作合力,加强网络传销活动监控,切断网络传销途径等方面的对策,才能对防控大学生参与传销活动起到一定遏制效果。

浅谈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

传销现象,由来已久,特别是近些年来,传销活动已成泛滥之势。对于如何规制传销行为,立法上几经周折,最终于《刑法修正案"七"》中确立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这一新罪名。该罪名的设立固然有其客观必要性和现实意义,但笔者认为该罪名在设置上仍然存在一些问题,有待商讨。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罪量计算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在司法裁判中存在普遍的罪刑失衡,因为以司法解释为根据的主流观点为发展下线人数设置了间接发展的计算规则,致使罪量被严重高估。以全国规模的“善心汇”传销组织为典型案例,对1792份裁判文书中的数据建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可知,现有罪量计算规则无法合理描述罪刑之间的均衡关系。所谓间接发展规则在刑法教义学上存在滥用体系解释技巧、忽视共犯作用耗损以及过度导入刑事政策三个维度的具体缺陷,将之一一修正之后,应对初犯的积极参与者转而适用直接发展规则。

论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行为构造

《刑法修正案(七)》将刑法所规制传销活动由原始型传销转变为诈骗型传销,对其行为构造的分析直接关涉犯罪成立与犯罪形态的认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既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存在时间与空间间隔意义上的结果犯,也是针对财产法益、市场经济秩序、生命健康法益的不同情境下的实害犯或危险犯。针对财产法益,其可能是实害犯或危险犯;针对市场经济秩序,其通常是危险犯;针对生命健康法益,其只能是实害犯。

我国传销犯罪研究的可视化回顾与理论反思

通过分析我国传销犯罪的研究变迁,揭示该领域研究前沿和发展趋势,为进一步研判传销犯罪的发展规律、完善法律规制措施、打击传销诈骗犯罪、保护商业模式创新和企业产权提供决策参考。以CSSCI与北大核心中收录的“传销”相关的主题论文为数据来源,通过文献计量工具对传销犯罪研究进行可视化回顾。结果显示,该领域研究的相关理论历经了“传销行为进入法律视野”“传销行为的刑事规制”“新型传销的查处与规制”三个时期,目前在研究方法、程序及证据理论、实体刑事规制等方面依旧薄弱,应当兼顾规范研究与实证研究,立足国情的同时广泛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实现应用与理论研究的并重。

我国治理传销犯罪的基本逻辑及其展开

传销组织与传销活动具有合一性,不存在组织、领导传销组织罪和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区分。传销犯罪是一种特殊的诈骗犯罪,由"组织"事实和"行为"事实组成。传销犯罪的"组织"事实是金字塔结构,层级至少应该在四级以上,而非三级;"行为"事实是"骗取财物"的行为目的,团队计酬式传销不成立传销犯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的实行行为仅限于对整个传销组织活动的组织、领导,积极参加者即便存在对下线的领导行为也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必要共犯,不存在帮助犯的情形。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与其他诈骗犯罪之间是复合的法条竞合关系,应根据不同情形分别适用特别法优于一般法、重法优于轻法的原则处理。

传销犯罪刑法规制略谈——以刑法修正案(七)为视角

刑法修正案(七)增设了组织领导传销罪,有其深刻的背景和积极的意义;从犯罪的主体的角度考虑,刑法修正案(七)的规定有诸多值得研究的地方;对传销活动中积极参与者也应该以组织领导传销罪定罪处罚;应该增设"非法设立传销组织罪"、"诱骗、胁迫、介绍参加传销组织罪",以更好的打击传销违法犯罪活动。

网络传销的刑法规制研究

网络传销的社会危害性极大,单纯的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已经难以规制此类犯罪。对某些网络传销行为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定罪量刑,既难以达至行为人罪责刑的均衡,同时也易引发被害人定位模糊、涉案财产处置不当等其它社会问题。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和集资诈骗罪是法条竞合关系而非想象竞合关系。当前司法实践中对以传销手段实施的集资诈骗行为解释为想象竞合犯,并以集资诈骗罪对行为人定罪量刑,有削足适履之嫌。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组织、领导者之外的明知是传销活动而积极参与的人,是违法行为人,不知道是传销活动而参与其中者,是被害人。对于网络传销活动中的网络服务提供者的帮助行为,可能构成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和拒不履行信息网络安全管理义务罪。未来,作为正常市场营销行为的"团队计酬"应当合法化,同时应将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刑罚配置提高到和集资诈骗罪相当的程度,以实现刑法的公正和罪责刑的均衡。

团队计酬式传销无罪的刑法原理探析

作为传销的一种特别形式,团队计酬在我国司法实务中原则上不认为是犯罪,但是学界仍旧存在大量有罪论的观点,认为应以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或非法经营罪论处。因此,应对其无罪的刑法原理进行探析。团队计酬不构成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是因为团队计酬不满足一般可罚性传销的组织与行为事实要件,并且没有侵犯该罪所保护的个人财产法益和保护市场活动参与者交易安全、信赖利益的溯源性超个人法益。

虚拟货币融资发行行为的性质认定与罪名适用问题研究

虚拟货币领域犯罪行为可能涉及传销、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集资诈骗等罪名。近年来,司法机关对于该类行为的性质认定尚存在一些分歧。各地司法部门应当在明确入罪标准的基础上,加强对取证工作、犯罪数额认定等细节的把握,打造一批精品案例并加以宣传,从而有效震慑犯罪分子,为国家金融秩序稳定、人民群众财产安全保驾护航。

传销类活动的刑事立法刍议

传销类犯罪活动在社会上的危害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着社会生产和安全稳定。文章指出了我国刑法在打击传销类犯罪方面的不足之处,汲取国外传销类犯罪立法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实际国情,提出了完善我国传销类犯罪刑事立法建议。

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性质与界限

根据是否存在实际经营内容,传销可以分为经营型传销和诈骗型传销。在刑法修正案(七)设立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之前,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经营型传销行为按照非法经营罪定罪处罚。组织、领导传销活动罪中的传销是指诈骗型传销,因此该罪与诈骗罪之间存在特别法与普通法的法条竞合关系。随着司法解释将团队计酬的经营型传销行为非犯罪化,传销犯罪的范围被进一步限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