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体犯罪的成因剖析与治理路径——基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视阈

作为组织体犯罪治理具象化的涉案企业合规改革已得到广泛关注,且体系化、立法化初显端倪。从主体与功能认知维度,上位的组织体犯罪原因与体系化治理在理论上亟须探索与证成。马克斯·韦伯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分析框架可以用于讨论组织体犯罪归因与治理路径,也便于理解当前“纸面合规”的困境与实质审查标准的应然价值遵循。构建组织体犯罪的治理体系应当从宏观和微观两个维度层面展开:一方面,应着力提升价值理性对组织体的规范引领作用,充分发挥工具理性的现实支撑作用,从而有效实现组织体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融合互动;另一方面,在微观层面侧重于最为关键的三个领域,即犯罪类型层面的电信诈骗独立成罪、组织层面的合规建设、核心要素层面的个人信息处理规范等。

超越刑事合规:组织体犯罪学的理论创新与治理价值

涉案企业改革的深化唤起了单位犯罪立法及其理论的统筹回应,同时也推动了组织体刑事责任论的方兴未艾,但其在可操作性层面的欠缺凸显出单位犯罪的罪责评价标准有待科学建构和有效验证。组织体犯罪学通过观察组织体(单位)的犯罪现象,查找其固有因素存在的致罪风险,进而提出行之有效的预防和惩治对策。它超越了制度建构语境下的刑事合规研究,能够为单位犯罪理论的优化和刑事法律制度的调整提供坚实支撑和可靠指引,实现刑事合规在理论与制度层面的贯通。组织体犯罪学的社会治理价值具有鲜明的安全导向和效益导向,有助于提升组织体内部成员的避险意识与合规素养,有助于强化组织体的自我存续与目标实现能力,亦有助于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优化治理资源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