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织考试作弊罪若干问题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认定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关键在于准确地界定"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同时还需明确"作弊"的各种表现。考试作弊罪的既遂应当同时考虑组织行为的完成和作弊行为的实施。帮助组织考试作弊应是一个独立罪名,帮助组织作弊的行为不属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共同犯罪。

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司法检视与反思——基于组织考试作弊罪158个案例的实证研究

积极刑法立法观指导了近年来的刑事立法,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增设便是典型体现。综合评价积极刑法立法观不仅要从刑法教义学角度论证,更需要结合司法实务进行检验。实证研究表明,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司法实践中呈现过度犯罪化趋势,主要表现为既遂标准前置化、考试范围扩大化、两法边界模糊化和量刑情节混乱化。因此,积极刑法立法观无法弥合立法上犯罪化与司法上犯罪化之间的裂隙,也无法与法益理论形成自洽。由此,应在司法中寻找积极刑法立法观的完善出路,明晰组织考试作弊罪“情节恶劣”的入罪标准、量刑原则和确定既遂标准。

组织考试作弊罪若干重要问题疏解

组织考试作弊罪侵犯的不是复合法益而是单一法益,即国家为选拔人才而建立和维持的具有公共性质的考试秩序。对"法律规定"的界定应遵循如下解释路径:首先,"法律规定"中的"法律"应理解为狭义上的法律;其次,"法律规定"可扩大解释为包括法律直接规定和法律间接规定。本罪的组织对象在人数上必须是多人(三人以上),其范围不仅包括直接实施作弊的人员,还包括其他未直接实施作弊行为的人员。此外,倘若组织者既实施组织行为又参与实施考试作弊行为,则其自身亦属组织对象。组织行为是指以招募、雇佣、纠集、强迫、引诱、容留、介绍等手段,领导、策划、指挥、控制多人(含组织者)实施考试作弊的行为。

考试作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研究——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适用角度分析

2015年8月通过的《刑法修正案(九)》在刑法第284条后增加一条,作为284条之一,规定了四类考试作弊犯罪,首次运用刑法对考试作弊行为进行规制和处罚。但刑法的制定与司法适用之间仍然存在一个法律人主观意识的能动过程,加之我国目前并没有统一的考试法,对诸如"国家考试"、"组织作弊"等法条表述缺乏一个权威、统一的界定。本文着眼于组织考试作弊罪这一司法实践中认定较多、争议也较多的考试作弊犯罪,针对组织考试作弊罪在当前司法实践中存在分歧的几方面,如"国家考试"的认定、"法律规定"的理解、"组织作弊"行为司法层面的认定等问题进行分析和厘清,以期对司法工作者正确理解、适用该罪名提供思路。

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立法模式与司法适用问题解析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从近几年的适用情况来看,仍有一些问题需要探讨。组织考试作弊罪采取的是将组织行为实行行为化的立法模式,这一模式具有正当性。但在具体适用时,存在扩张化的倾向,需要对组织行为进行限制解释。具体来说,组织行为本质上是同时具有整合和支配效应的行为类型。司法实践中于组织的认定过于宽泛,应予以纠正。帮助组织作弊行为的规定属于帮助犯的量刑规则,而不应理解成帮助犯的正犯化。

组织考试作弊罪完成形态探析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组织考试作弊罪,但在司法实践中对该罪的认定仍然存在争议。如何正确区分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各种形态,关键在于准确认定组织考试作弊罪实行行为的着手和终了。判断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着手,必须对组织行为进行厘清。组织行为是指通过招募、雇佣、纠集、引诱、介绍、强迫等手段,领导、策划、指挥他人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实施考试作弊行为,被组织的人数不影响该罪的着手认定。对于组织考试作弊罪既遂的判断应采取折中说,从组织行为和被组织行为2个方面判断实行行为是否终了,即在组织行为已经完成的基础上,以被组织的考试作弊行为是否已经渗透至相对封闭的考场为标准进行判断。

论空白罪状作用范围的扩张——以组织考试作弊罪为例

空白罪状的作用范围,传统意义上仅限于行为要件,但是伴随其发展,作用范围也在不断扩张,可以作用于整个犯罪构成体系。以组织考试作弊罪为例,条文中的法律规定用于犯罪对象的确认,保证了刑法的谦抑性。空白罪状作用范围的扩张,不仅不会与罪刑法定原则产生冲突,反而会要求补充规范质量和司法工作者水平的提升,这也是空白罪状发展的应有之义。

组织考试作弊罪的司法判定问题研究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首次将有关考试作弊的行为纳入刑法规制的范围,使治理组织考试作弊行为变得有法可依。在司法实践中要科学准确地对组织考试作弊罪进行司法判定,首先是要吃透和理解考试作弊犯罪的具体法律定罪条文,并在此基础上对组织考试作弊的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加以清晰界定,从而为司法实践对中组织考试作弊罪的既遂标准和共犯的司法判定提供法理依据。

考试作弊犯罪的基本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九)》规定了四种考试作弊犯罪。只有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的作弊才可能构成犯罪。考试作弊犯罪的行为方式可以分为组织行为、帮助行为和替考行为。组织作弊行为和协助组织作弊行为分别构成不同的犯罪,组织替考构成组织作弊罪,不同类型的帮助行为触犯的罪名也不相同。对考试作弊犯罪处罚规定基本合理,但还可以进一步完善。

哈尔滨理工大学MBA招考作弊的罪名分析

哈尔滨理工大学MBA考试作弊案是一起有组织作弊案件。因其保密时限不明确、试题答案不一定是"参考答案",裁定其为非法窃取国家秘密罪存在一定的法律适用困难。但是,涉案的培训机构及其工作人员、哈尔滨理工大学MBA教育中心前办公室主任涉嫌触犯其他多项罪名,待司法部门确证后可依法治罪。

考试作弊犯罪法律适用的几个问题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规定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和代替考试罪。《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考试作弊犯罪的相关法律适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具体范围应当严格限定,组织考试作弊罪需要理解组织作弊的行为表现方式,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需要注意试题、答案不完整、不标准、不完全一致的处理,代替考试罪应区分情况定罪处罚。该司法解释的施行,不仅对于确保刑法统一正确适用,有效防范、依法严惩考试作弊犯罪具有重要指导意义,还有助于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良好社会风尚。

考试作弊犯罪最新司法解释的针对性检视：基于实证分析的反思

201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针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具体适用作出细化规定。通过对《刑法修正案(九)》增设此类犯罪后相关司法适用的实证分析发现,最新司法解释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之间,依然存在若干无法全然对应之处。因此,只有通过进一步完善考试作弊犯罪刑罚适用标准,增强相关司法解释的针对性,才能更为有效地打击考试作弊犯罪,真正实现增设此类罪名的立法目的。

考试作弊犯罪司法解释评析

2019年9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该司法解释对“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界定合理,针对考试作弊犯罪的应对措施有法律依据,且具有可行性;但该解释对一些基本概念的界定仍然缺失,对有关犯罪的具体情节和犯罪既遂标准的规定也存在不足。

限制与协调：考试作弊犯罪的司法边界——从“两高”司法解释切入

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发布的《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明确了“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的范围,细化了情节认定标准,明晰了组织考试作弊既遂的判定标准等;但是,该解释仍然存在考试作弊行为概念不清、既遂标准过于提前、部分规定有失公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完善。此外,在打击考试作弊行为时,不可陷入“刑法万能主义”的牢笼,必须重视道德约束、行政法规的作用。

浅析考试作弊类三种罪名的认定

考试作弊类犯罪的三个罪名在考试的适用范围上需要从法律规定和国家考试两个层面予以限定,避免刑法打击的扩大化和差异化。考试作弊行为侵犯了国家考试制度和其他考生公平的考试权利双重法益,为加大对考试作弊行为的打击及威慑,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刑法修正案(九)》第二十五条增设的刑法二百八十四条之一,新设了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及代替考试罪三个考试作弊类犯罪的罪名。

代替考试罪的现状考察与刑法分析--以44份刑事判决书为例

通过对44份“代替考试罪”刑事判决书的文本考察,发现代替考试罪主要发生在驾驶证考试和各类职业资格考试中。代替考试罪的被告人在年龄分布上较为平均,法院对代替考试罪判处缓刑的比率较高,量刑总体较轻;但法院对从业禁止的适用普遍重视不足,一定程度上存在同案不同判的问题。因此,有必要通过发布指导性案例的形式,统一代替考试罪的量刑标准;同时,也需要在理论上厘清代替考试罪的行为特征和既遂标准,从而明确代替考试罪与组织考试作弊罪的界限。

考试舞弊刑事立法完善之探讨

《刑法修正案(九)》将考试舞弊行为犯罪化,以三项罪名立法为我国处理考试舞弊行为初步建立起较为完善的罪名体系。通过可以运用组织考试作弊罪,非法出售、提供试题、答案罪以及替代考试罪这三项罪名可以实现对考试舞弊行为的有效惩治和预防,是对中外针对考试舞弊行为刑事立法的有益借鉴,但在考试范围确定、组织考试作弊罪及替代考试罪等方面尚有待进一步立法完善。

高考作弊入刑的主要内容有什么?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办理组织考试作弊等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关于涉及高考作入刑有如下主要内容。1.普通高等学校招生考试及其特殊类型招生、特殊技能测试、面试等考试,均属于“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2.在法律规定的国家考试中,组织作弊,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二百八十四条之一第一款规定的“情节严重”.

打击“助考”类犯罪侦查对策探析

近年来,国家法定考试作弊屡禁不止,严重危害了国家统一考试的权威性,破坏了社会的公平正义,侵害了广大诚实考生的正当权益,公安机关必须保持“零容忍”。“助考”类犯罪呈现出惯犯累犯作案多、准入类资格考试作弊多、培训机构推波助澜、犯罪活动覆盖面广、社会分工精细、助考设备更新迭代迅速等特点。在打击“助考”类犯罪过程中存在犯罪嫌疑人反侦查意识强、考试作弊器材难查处、犯罪团伙分散难打击、战果难认定等难点。从侦查对策和预防犯罪的角度来看,完善法律法规,同时强化公安机关以专业侦查打职业犯罪、考试主管部门以监管补漏洞、无线电相关职能部门以强力促效能的能力,坚决防止发生影响考试安全的重大案事件,努力营造公平公正的考试环境,切实维护社会治安大局稳定。

培训机构人员组织考试作弊一审获刑

2023年10月11日,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依法对被告人张某等人利用无线传输方式,在2021年、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中组织考生考试作弊案作出一审宣判。法院以组织考试作弊罪分别判处张某等9名被告人5年6个月至2年不等有期徒刑,并处5万元至2万元不等罚金;同时,为防止其再次实施此类犯罪,对9名被告人依法宣告职业禁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