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发展社会组织协商的逻辑进路

社会组织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渠道,是基层协商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提出“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战略部署,为发展社会组织协商提供更为宏阔的创新空间,三者“有机结合”形成推动社会组织协商的强大动力源。党的领导为社会组织协商提供根本政治保证,统一战线为社会组织协商画出最大“同心圆”,协商民主为社会组织协商规定本质内容。社会组织要以加强自身建设为起点,积极融入坚持党的领导、统一战线、协商民主有机结合的伟大实践之中,在坚持三者“有机结合”的坐标系和动力场内积极参与、发展协商民主。

协商民主视角下社会组织协商的“伞形模式”建构——以上海市P区社会组织为例

本文从社会组织协商的研究背景入手,提出社会组织协商的理论、制度、边界、内容和场景五大难题;结合P区社会组织实际,提出社会组织支持协商、社会组织之间协商、社会组织内部协商三种协商模式,并得出“社会组织联合会是社会组织协商体系中的重要平台”的结论。本文依此建议发挥党建领导作用,建立社会组织联合会全覆盖,“为”社会组织协商“把关”;加快社会组织发展,完善社会组织联合会规范化,“促”社会组织协商“有效”;推进社会组织立法,扩大社会组织联合会影响力,“以”社会组织协商“出彩”。最后,本文提出要建立从中央到地方的社会组织联合会全覆盖,在人力、资金、政策和物资上保障各层级社会组织联合会规范化、可持续、有成效运营,为社会组织协商建立合规、实际、有效的平台。

基层治理新动能:社会组织协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建构——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深刻内涵再认识

党的二十大召开具有里程碑意义。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建立,这表明社区社会组织作为社会组织的特殊形式,已经成为社会治理的有效力量。基于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研究,虽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处处体现了社会组织协商的优势,但同时社区社会组织的动力与能力机制的建构深受顶层、内部、外部的三重驱动力和支撑力影响。从这个意义上,再认识党的二十大报告中社会组织协商机制的提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也具有鲜明的现实指导意义,为未来社区社会组织参与基层社会治理指明了方向。

社会组织协商的夹层角色与共治路径——基于制度环境与社会参与的类型学考察

新时代公共服务需要重点探索和大力发展多元主体协同。为何需要社会组织协商,其协商行动被哪些要素所决定,又以何种互动路径参与到治理议程之中。从行政规制和社会公众双面环境模式下社会组织协商角色如何形成以及如何更好共治的理论问题出发,构建“制度环境-社会参与”的分析框架,据此进行多案例比较,归纳出城市公共服务中双向赋能型、政治赋能型以及居民能动型的三类协商类型,并探索不同类型社会组织协商如何发挥自身专业性及志愿性串联起政府与社会公众。通过案例总结出优化社会组织协商的主要路径,包括建立双重合法性、凝聚共识话语策略以及形成稳定组织社会网络。探索社会组织协商在公共服务体系参与共治的更优方式,促进社会力量参与国家治理体系建设。

社会组织协商参与基层社区治理困境与路径优化

社会组织协商参与基层社会部门管理问题是一种重要方式,以多样化的形式满足社会的公共需求,能够让基层治理功能协调运转,提高基层部门的办事效率,增进基层部门与居民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共识,调动居民主动参与意识和能力。梳理社会组织协商政策的脉络,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社会组织的协商渠道”。2014年1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要求“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

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有效衔接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社会组织协商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渠道之一,人民政协是专门协商机构,积极推进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的有效衔接,很有必要。但在现实中,还存在着对社会组织协商重视不够和政协协商中社会组织代表比例偏低、参与度不够强、协商成果难以转化等亟待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本文提出积极探索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有效衔接的对策在于:巩固和加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增设政协“社会组织界”,调动社会组织中政协委员的积极性,完善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有效衔接的工作机制,促进两种协商成果转化的有效衔接,积极探索两种协商有效衔接的新模式,优化两种协商有效衔接的政治文化环境。实现两者之间的有效衔接,对于共同促进新时代统一战线事业蓬勃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广泛凝心聚力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新时代以来国内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研究综述与展望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伴随着社会组织在国家治理场域中的成长,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已然成为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学界关于社会组织协商民主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概念类型、功能价值、现实困境、制约因素与推进路径五个方面。这些研究成果为人们进一步理解社会组织协商民主提供学术支撑的同时,仍存在着理论基础薄弱、制度构建不足、研究方法相对单一等问题。为此,未来的研究需要在立足本国国情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协商机制、创新研究内容、丰富研究方法,构建一套符合中国社会组织发展实际的民主话语体系。

社会组织协商及其构建路径

社会组织是具有非政府性、非营利性、自治性、志愿性、公益性或互益性等基本特征的组织。社会组织的性质决定了社会组织协商不同于政党、政府、企业、公民个人之间的协商,不同于政治协商和经济协商,是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起基础性作用。社会组织协商必须遵循还权于社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公开、法治、循序渐进的原则。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必须基于中国国情,要转换研究视角,实现宏大目标到个案的转变、价值层面向问题层面的转变、理论层面向经验层面的转变。要去政治化思维,还社会组织及其协商的本性。要构建多样化的社会协商组织形式,加强法治建设,对社会组织统一立法。

资源禀赋与政治吸纳:社会组织协商的政治基础

新时代要求对社会组织协商进行"逐渐探索"和"统筹推进"。政党领导下的有序协商是社会组织协商的建设目标。新时代加强社会组织协商建设,要通过政治吸纳赋予社会组织政治资源,建构社会组织资源禀赋。政治吸纳包括基础性吸纳、政治性吸纳和组织性吸纳三个方面。加强基础性吸纳要求进一步加大社会组织直接登记力度,使大量体制外社会组织能够合法登记。加强政治性吸纳要求把更多的社会组织成员发展成为政党成员,吸纳更多的社会组织成员进入人大政协。加强组织性吸纳要求加大枢纽型社会组织建设力度,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中间政治结构把广大社会组织吸纳进来,使它们能够通过社会组织联合会等中间政治结构而进行有序协商。在基础性吸纳不可能迅速放开、政治性吸纳具有内在限度的情况下,组织性吸纳不失为一种便捷高效的办法。

社会组织协商的治理价值、制约瓶颈和实践趋向

社会组织协商是对中国不断发育的社会力量的积极回应,是解决社会矛盾和现实问题的务实举措,是推动社会治理和公民自治的一种民主形式。党的十八大以来,社会组织协商迎来了难得的发展契机,但同时也存在协商发展不均衡、协商能力有待提高、协商主体不对等、协商机制不健全等方面的瓶颈问题。探索和完善社会组织协商,需做好统筹协商和试点工作,提升社会组织的协商意识和能力,推进"去行政化"改革,创新社会组织协商机制。

社会组织协商:价值、问题与提升路径

推进社会组织协商不仅有助于培养公民参政能力、维护社会和谐稳定,而且有助于优化政府公共决策、完善协商民主体系。当前,社会组织协商存在协商能力参差不齐、相关法律法规缺失、机制建设薄弱等问题。在明确角色定位的基础上,通过提高社会组织协商能力、加强立法工作、构建协商机制和创新协商方式等路径,广泛深入推进社会组织协商,有效提升新时代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的质量。

国家治理视域下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研究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首次把社会组织列入国家协商民主体系之中,这一举措不仅是对社会组织作用的认可,同时也为其在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中更好地发挥主体作用创设了制度空间。当前,我国社会组织协商民主建设虽然际遇了良好的历史契机,但尚处于起步探索阶段,还存在主体地位尚未完全确立、参与协商民主的制度不健全、协商渠道不畅通、协商能力与水平不高等问题。因此,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新形势下,积极探索开展社会组织协商不仅具有深刻的战略意义,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价值。

社会组织协商:内涵与价值

"社会组织协商"作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渠道,其概念和内涵要在与其他协商渠道的比较中得到廓清,其价值要在协商民主的推进过程中得以体现。社会组织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之间有密切联系,对培养理性公民精神,提升社会组织能力,助推和谐社会建设,促进国家协商民主体系发展具有重要价值。

关于社会组织协商的探索研究

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的意见》提出"逐步探索社会组织协商",但对社会组织协商没有做出比较具体的规定。相比于其他6种协商渠道,我国社会组织协商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的空间都很大。积极探索、广泛开展社会组织协商具有重大意义。从概念的外延来看,社会组织协商包括社会组织与政府的协商、社会组织与企业的协商、社会组织与社会组织的协商、社会组织内部的协商等4个方面。从浙江省各地的实践来看,社会组织协商主要有参与立法协商、参与决策协商、参与行业协商、参与社会协商、参与国际事务协商、开展社会组织内部协商等6种实现形式。我国社会组织协商尚处于起步阶段,顶层设计不系统,基层探索不成熟。要以制度化、法治化的方式规范社会组织发展,解决社会组织协商所面临的问题。要以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促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把推进社会组织统战工作与推进社会组织协商建设有机结合起来,实现二者互动发展。

省政协首期“楚商茶座”开张 搭建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交流新平台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9月29日下午,省政协首期楚商茶座在美丽的东湖之滨举办。省政协主席徐立全出席活动并讲话,省政协副主席彭军主持活动,省政协秘书长翟天山出席活动。湖北省民营经济界的委员代表、民营企业家代表、省楚商联合会商会负责人等近50人相聚在此,聚焦“保持定力坚定信心、聚力企业高质量发展”主题,大家谈感受树信心话发展,在绿茶的清新与红茶的醇香中交流交融。省政协用茶叙、茶话的方式搭建了政协协商与社会组织协商交流的一个新平台。

社会组织协商的夹层角色与共治路径——基于制度环境与社会参与的类型学考察

我国公共服务类型日趋丰富,服务质量已达到较高水准,民众基础需求得到满足,但政府公共服务供给尚不能充分满足公众民生需要。为切实解决发送和接收双向阻滞、上限于政策下不接民生的公共服务供给矛盾,党中央提出依靠全过程人民民主以推进基层服务水平提升,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一个重要形式,十八大以来,国家明确将社会组织列为协商主体,社会组织协商成为整体协商民主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发展协商民主”“统筹推进”包含社会组织协商在内的七类协商形式。党和政府呼吁社会组织协商发挥兼具专业性和社会性的优势,成为政府与其服务对象之间的有机动员中介。

论人大协商的功能定位

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指出:“完善协商民主体系,丰富协商方式,健全政党协商、人大协商、政府协商、政协协商、人民团体协商、基层协商以及社会组织协商制度化平台,加强各种协商渠道协同配合。”这一表述是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新论断,是关于健全人民当家作主制度体系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新思想。“协商民主是实践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形式”[1](P31),人大协商是社会主义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明确人大协商在协商民主体系中的功能定位,为建设协商协同配合机制奠定基础。

推动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协同配合

本文深入分析了政协协商在中国协商民主体系中的重要作用,重点探讨了政协协商与其他协商渠道的协同配合问题。建议增强政协协商与政党协商的协同联动,强调政协协商加强与人大协商的功能对接,倡导政协协商支持和辅助政府协商,鼓励政协协商与基层协商有效衔接,推动政协协商与人民团体协商、社会组织协商联动发展。

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实践路径

社区组织协商是协商民主体制的主要部分,社区是基层管理的最小单位,社会组织是基层治理的重要参与主体。文章立足社会组织协商的实际,观察总结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现状,分析研究其现状、问题及成因,从而提出促进社会组织积极参与社区治理的对策建议,旨在推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治理的长远发展。

城市基层治理转型背景下的社会组织协商：主体困境与完善路径--以北京市为例

协商主体的能力、结构和功能直接影响社会组织协商的治理绩效。论文发现在新时代城市基层治理转型中,社会组织协商发展实质上是一种充满张力的制度设计,必须在行政权力的相对集中和社会权力的适当分散之间取得平衡,因此社会组织自身的发育成熟程度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现实是社会组织在价值理念、角色期待、运作过程和制度保障等方面均存在不足,致使社会组织协商经常呈现出公众参与效能感不强、治理绩效不佳等问题。以提升社会组织能力为依托,从角色定位、能力建设、渠道拓展、技术提升和制度保障等维度推动城市治理转型中社会组织协商发展,由此成为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