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变迁视野下的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以陈某、张思某组织卖淫罪为例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卖淫类犯罪中非常重要的两大罪名,应从组织、社会的变迁和法律文本两个层面分析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变迁和在当下应该有的界定和范围。或者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将其作为组织卖淫罪之共犯、从犯处置,或者明确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两罪中组织与协助组织行为之界限、范围。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分——从一起组织卖淫案谈起

刑法修正案(八)对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具体行为进行了细化规定,但是由于现实中涉淫类案件的犯罪形式复杂多样,加之理论界对法律条文的规定解释认识不一,导致在司法实践中对组织卖淫罪、协助组织卖淫罪及容留卖淫罪三罪的范围界定与罪名适用仍存在一定争议。围绕组织卖淫罪的基本特征,厘清其与协助组织卖淫罪、容留卖淫罪的界限,对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组织卖淫罪法定刑设置失衡与解决路径

组织卖淫罪基本犯法定刑设置过重,存在刑罚处罚严重程度与犯罪危害程度不协调的情况,有违罪刑相当原则,与刑法中其他基本犯法定刑为五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罪的社会危害性无法匹配。组织卖淫罪的司法适用面临困境,现有的司法解释不足以解决罪刑失衡问题。为解决该罪法定刑设置过重的问题,应坚持罪刑相当原则,重新制定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解释。新的司法解释应提高该罪主客观方面的构罪标准并提高入罪门槛,对某些行为作出罪处理;新的司法解释应明确组织卖淫罪的组织属性和管理控制属性,将不具备该两种属性的组织卖淫行为依法以相关犯罪论处。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新探

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之间只有相对的界限,没有绝对的界限。在组织卖淫情节一般的情况下,应尽量区分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刑法定原则。两者的区别在于行为人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还是属于组织卖淫团伙成员之外的人。在组织卖淫情节严重的情况下,应尽量模糊组织卖淫罪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限,以更好地贯彻罪责刑相适应原则。采取以刑释罪的方法,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较大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组织卖淫罪,而将在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起着相对较小作用的行为人的行为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

论“组织卖淫罪”中“组织”行为的含义

对组织卖淫罪中“组织”的含义,刑法学界有两种对立观点:肯定说认为“组织”行为应包括“强迫”方式,否定说认为“组织”不应包括“强迫”方式。从刑法解释方法及规则角度来分析,“否定说”更有其合理性。不过“否定说”对“组织卖淫罪”中的“组织”的理解尚有补充之处。

论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是指以招募、雇佣、强迫、引诱、容留等手段，纠集、控制多人从事卖淫的行为。这是我国现行刑法规定的一个新罪名。

罪行均衡视角下的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罪因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糜烂社会风气,侵犯公民性自由而遭致刑法的重刑规制。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立法当时的强迫卖淫者卖淫的社会背景已发生质的转变,取而代之的是卖淫者自愿卖淫,故再按照组织卖淫予以论罪将导致实质不公。因而,需要从罪刑均衡的视角剖析组织卖淫罪,并通过类似罪名之间的比较发现其法定刑之不当,进而进行修改和完善。

组织卖淫罪的法律适用

目前我国刑法对组织卖淫罪的规定仅限于组织女性卖淫,对组织男性卖淫是否构成犯罪,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对组织卖淫罪应从罪刑法定原则视角进行重新思考,从时间效力分析组织卖淫罪的法律适用。

协助组织卖淫罪略论

协助组织卖淫罪是从组织卖淫罪中单列出来的犯罪,是为严厉打击卖淫嫖娼服务的,而实践中由于认识不一致导致处理上的巨大差异。随着卖淫嫖娼活动日益猖獗,认真梳理此罪,形成共识,有利于在案件处理上达到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统一。

组织卖淫罪与协助组织卖淫罪的界分

协助组织卖淫罪与组织卖淫罪虽然存在联系,但两罪都是独立罪名,具有不同的犯罪构成,边界清晰,在各自的共同犯罪内部可以区分主、从犯。两罪的区分应从组织卖淫罪的本质特征“管理性”入手,即组织者通过制定具体的管理制度和措施管理卖淫人员和活动,使卖淫人员听从指挥,卖淫活动依照、遵循一定的程序有序进行,如果行为人的行为不具备这一性质,则难以构成组织卖淫罪。

协助组织卖淫罪罪名应取消

199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严禁卖淫嫖娼的决定》中最早规定了协助组织卖淫罪,1997年刑法典保留这一规定。关于协助组织卖淫罪是否应当独立成罪一直存在争议,独立说和取消说各抒己见。笔者同意取消说,认为应当将协助组织卖淫行为定为组织卖淫罪,取消协助组织卖淫罪,而独立说的观点值得商榷,对独立说的理由予以反驳。

浅谈组织卖淫罪

组织卖淫是剥削阶级社会为适应剥削阶级玩弄妇女的需要,而产生的一种职业。旧中国的妓院,就是组织卖淫活动的场所,现代资本主义国家也有不少合法妓院,美国、西德等经济发达国家还有一些市镇划出红灯区,在那里可领取经营妓院许可证,公开营业组织卖淫。新中国成立后即取缔妓院,把组织卖淫活动一扫而光,但近年来随着卖淫、嫖娼活动的蔓延,组织卖淫活动又应运而生,严重地败坏社会风气,引发其他犯罪活动,危害社会治安秩序,传播性病,危及人民群众的身心健康,腐蚀干部、群众,损害国家和政府的威望,具有极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立法时。

组织卖淫罪刑罚适当性辨析

我国刑法关于组织卖淫罪法定刑的规定,无论是从犯罪形态变迁视角、罪质特征,还是从刑罚体系内在协调的要求,都已不具有适当性。虽然通过协助组织卖淫罪的分立和相关司法解释的细化规定,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这种不适当性,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反而带来了组织卖淫共同犯罪中帮助犯的认定难题。解决问题的根本路径在于修改组织卖淫罪的罪刑规定,适当降低法定刑幅度,尤其需要降低法定最低刑。

组织卖淫罪的司法认定

准确把握组织卖淫罪的定罪标准,对于区分该罪与强迫卖淫罪、容留、介绍卖淫罪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组织卖淫罪的立法规范及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的模糊性,仅凭定罪标准不足以保证组织卖淫罪的准确认定,而且也会造成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不当适用。因此,要准确认定组织卖淫罪,必须厘定组织卖淫罪的侵害法益,确保犯罪行为与侵害法益之间的必然关系;同时,确定组织行为的对象及内容,体现该罪的本质属性。

浅论网络组织卖淫罪的特点及认定规则证据———以139份裁判文书为样本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犯罪手段和方法也在更新,利用网络组织卖淫罪体现出组织严密化、团伙体系化、信息发布精准化、信息范围扩大化的特点.网络组织卖淫涉案人员成分复杂,趋于低龄化,无固定职业,卖淫窝点分散,隐蔽性增强,在认定组织卖淫犯罪上存在组织行为去场所化、信息沟通虚拟化等问题.网络组织卖淫罪的定性分歧主要在于组织、协助组织卖淫罪及相关罪名的区分,网络组织卖淫罪定量分歧主要在于组织、协助组织卖淫犯罪中卖淫人员数量的认定.本文在对网络组织卖淫罪的特点及认定规则证据进行了详细讨论的基础上,提出构建综合的认定标准的建议,以供参考.

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中非法获利、犯罪所得、违法所得数额之界分

【裁判要旨】组织卖淫罪的犯罪行为人通常对卖淫人员具有管理性或控制性特征,基于其组织而参与卖淫的卖淫人员的违法犯罪后果,都应由其一体承受,故该罪的非法获利与犯罪所得应系同等概念,行为人的犯罪成本依法不能在犯罪所得中予以扣除,犯罪所得或非法获利即是指犯罪行为人收取娟人员所有费用的总和。而在单纯的容留卖淫活动中,因犯罪行为人仅为卖淫人员提供卖淫场所收取场地费,对卖淫人员并未实施组织管理或控制行为,故该类犯罪的犯罪所得或非法获利应以犯罪行为人实际获得的金额认定,即应当扣除卖淫人员的分成。

关于“按摩店型”组织卖淫罪和容留卖淫罪的界分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一个案例胜过一打文件。”案例是人民法院的重要“法治产品”。权威、规范的案例能够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提高办案质效、增强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获得感。为此,本刊推出“中国审判实践案例”栏目,展现习近平法治思想在中国司法审判中的具体实践,期待通过记录与见证,助推、引领各级法院深入践行习近平法治思想,促进公正高效司法,服务“抓前端、治未病”,引领社会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服务法治中国建设。

协助组织卖淫罪的重要问题

协助组织卖淫罪虽然是独立的犯罪,且不排除帮助犯的正犯化情形,但在司法实践中不可能离开组织卖淫罪而独立地认定本罪。不管规定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法条性质如何,都需要区分组织卖淫罪的从犯与协助组织卖淫罪。一方面,不能全面肯定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否则会导致量刑的不均衡,也会给司法实践徒增麻烦。另一方面,对于组织卖淫罪的教唆犯,即使其在共同犯罪中起次要作用,也只能认定为组织卖淫罪且按从犯处罚。除教唆犯外,对于在组织卖淫案件中起次要或者辅助作用的情形,均应认定为协助组织卖淫罪,而不应认定为组织卖淫罪的从犯。协助组织卖淫罪存在主犯(包括正犯与共同正犯)、教唆犯、帮助犯(从犯)及胁从犯之分;组织卖淫者同时实施了协助组织卖淫罪的构成要件行为的,应按组织卖淫罪定罪处罚,既不能实行数罪并罚,也不能认定为牵连犯。

以刑释罪：一种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以对“组织卖淫罪”的解释为例

由于我国刑法未明确界定组织卖淫罪中"卖淫"、"组织"的含义,因此人民法院在判决组织卖淫案件时比较混乱。我国刑法为组织卖淫罪配置了极为严厉的法定刑,而法定刑的严苛要求罪状必须明晰。持"形式解释论"者无法对"卖淫"、"组织"的含义作出合理解释,原因在于其坚持"先定罪后量刑"、"定罪与量刑无关"的思维定式。对"卖淫"、"组织"含义的解释必须坚持"实质解释论"。以刑释罪、以法定刑的轻重为参照系对罪状进行解释,是一种较为可行的刑法实质解释方法。

死刑存废的民意维度——以组织卖淫罪可罚性观念的测量为中心

概率样本数据显示,组织卖淫罪适用死刑的民意支持率极低,这与公共空间所呈现的舆论态势存在较大反差;围绕本罪死刑存废的拉锯过程对进一步推进死刑改革具有重要启示。由政治领袖推动的"突然死亡"式死刑废除模式在我国不具有可行性,而依靠精英话语引导民众支持死刑废除的思路则面临"精英观念缺位"的尴尬。以个罪死刑的民意支持度为依据,逐步废除罪刑失衡的个罪的死刑,是我国死刑改革的必由之路。在这一过程中,要特别防止"沉默的螺旋"等传播现象所导致的"错位民意"对立法与司法的不当影响。以官方人口统计信息为参照获取概率样本,采用匿名电脑调查法和"讲故事法"测量相对敏感的"外指观念",是进行民意测量时可行且有效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