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扶贫的理论基础与实践空间

社会组织是扶贫攻坚行动中的一支重要力量,不仅能够满足贫困群体灵活性需求,还可以促进贫困治理的可持续性及公平性。本文通过分析社会组织扶贫的理论基础,梳理社会组织扶贫的历程与优势,探析社会组织扶贫的行动空间,提出社会组织扶贫的政策建议。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组织扶贫研究的热点与趋势——基于SATI的知识图谱分析

社会组织参与精准扶贫作为对国家与社会共治理论范式的回应,正在引起学界广泛讨论。运用SATI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组织扶贫文献予以可视化分析,有助于准确聚焦已有研究热点与演进路径并为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基础。分析显示,社会组织扶贫研究自社会组织参与反贫困治理的必要性与可行性讨论,向典型经验的实践观察和应然性阐述延展。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治理等理论的引入,经历了照搬移植向本土调试的转变,一方面从组织内部观察社会组织扶贫中的结构化困境与动因,进而提出针对性的改良路径,另一方面探索扶贫场域嵌入中的多主体互动,试图构建中国情境下的合作主义理论框架与实践模式。据此,未来社会组织扶贫研究可以在方法创新与文献积淀等研究基础上,寻求对社会组织扶贫绩效与动力机制、国家与社会关系下的政府与社会组织互动逻辑以及社会组织竞争机制等论题作出回应。

重庆市深度推进东西部社会组织扶贫协作

重庆市民政局认真落实《2019年重庆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要点》要求,通过完善协作机制、打通传输渠道、聚焦重点领域等形式,与山东省民政厅深度推进东西部社会组织扶贫协作。2019年,经过双方不懈努力,东西部社会组织扶贫协作机制不断健全、合作领域不断拓展、综合效益充分发挥、协作成效持续彰显。

全国性粮农类社会组织扶贫对接活动在合肥开幕

10月31日至11月2日,由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主办,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承办的全国性粮农类社会组织产业扶贫对接活动暨第十八届中国国际粮油产品及设备技术展示交易会在合肥市成功举办。开幕式上,中国种子协会与22家协会共同发起“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倡议书,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授予包括中国种子协会在内的共23个行业协会商会扶贫工作出色表现表彰证书。

2020年国家扶贫日系列论坛之社会组织扶贫论坛在京举办

10月14日上午,以“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凝心聚力脱贫攻坚”为主题的2020年国家扶贫日社会组织扶贫分论坛在北京会议中心举办。本次论坛由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民政部社会组织管理局指导,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与中国慈善联合会、中国网络社会组织联合会共同主办。

上海市浦东新区 积极发挥社会组织扶贫“生力军”作用

上海市浦东新区社会组织在脱贫攻坚的战场上加足马力,努力践行着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调动各方力量,加快形成全社会参与的大扶贫格局”的指示精神,积极发挥出社会力量参与扶贫工作的“活水”作用。在努力克服疫情的影响下,坚持“输血”与“造血”并重,积极发挥专业优势,深人贫困地区助力打赢脱贫攻坚战。

组织扶贫与组织振兴的有机衔接:现实需求、困难及实现路径

组织扶贫与组织振兴分别作为脱贫攻坚、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保障,两者的衔接程度直接决定着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两大战略的衔接成效。组织扶贫与组织振兴具有内在一致性,但在组织结构、服务对象、工作内容和发挥作用方面也存在一些差异,这些差异使得两者在衔接中面临困难。因此,建议丰富完善乡村振兴的组织结构,全面实现服务对象的精准对接,全力推进工作内容的有序衔接,积极推动组织发挥作用的转变。

我国农村扶贫的制度性陷阱:一个基于组织的分析框架

目前,中国农村扶贫陷入了制度性陷阱,具体表现为:扶贫的边际效益出现递减趋势;农村贫困人口存在着严重的脆弱性,贫困人口“返贫”的压力依然很大。为此,需要对现行政府主导型的农村扶贫制度进行重新审视。研究发现,构建农户的“内在激励机制”可能有助于冲出扶贫制度陷阱,而农户组织化则为该机制的运行提供了有益的组织支撑。通过对贫困农户组织化的内在逻辑和组织化效应的系统分析,本文有力地支持了农户组织化与农村扶贫存在有机统一性的推断。

对我国农村科技扶贫组织形式转变的思考

传统的科技扶贫政策已经不能适应我国不断变化的农村形势的需要。各地在实践中涌现出了诸如福建省南平市的“科技特派员”制度和陕西省宝鸡市“专家大院”模式等新型的科技扶贫组织方式,它们在一定程度上巧妙地在原有的制度框架内,通过资源重组等存量改革措施提高了科技扶贫的效率。政府在由过去单纯技术提供向综合性技术服务转变的同时,通过建立利益共享机制为农村发展提供了持久的技术支撑。

政农关系视角下扶贫合作组织名实分离的过程与逻辑——基于Y县扶贫互助社的分析

本文以Y县为例,从政农关系角度探讨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的内在逻辑。研究表明,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与农民之间的利益存在较大张力,这是造成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的深层原因。受资金逐利本性驱动,扶贫互助社"名实分离"和资金安全问题的显现具有一定必然性和合理性。在压力型体制下,地方政府优先从政治角度出发将"不出事"作为必须完成的"硬指标",将扶贫互助社纳入科层体系加以控制,在彻底规避资金安全问题和社会稳定风险的同时,进一步强化了扶贫互助社的"名实分离"问题。

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精准扶贫的路径探析——以“公益中行”精准扶贫互联网平台为例

本文以中国银行"公益中行"精准扶贫互联网平台为例,探讨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精准扶贫的新路径。分析了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精准扶贫的可行性与困境,探析新形势下社会组织参与国家精准扶贫的路径:多方合作打造"互联网+公益"精准扶贫新模式;政府提供政策支持;社会组织提升自身精准扶贫的专业性。

福建8个案例获评中国社会组织扶贫案例50佳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社会扶贫司《2020年社会组织扶贫案例名单通告》,福建8个案例获评中国社会组织扶贫案例50佳,占比达16%。8个案例分别为:福州市青年创业促进会《青春扶贫消费助农》、厦门市泉水慈善基金会《用希望之光照亮前程》、福建海西青年创业基金会《聚焦产业人才创业助力脱贫》、福建省黄仲咸教育基金会《聚焦老区山区致力脱贫攻坚》、南平市扶贫开发协会《精准发掘小白茶形成扶贫大产业》.

2020年苏陕社会组织扶贫协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

为贯彻落实民政部和江苏省关于引导动员社会组织参与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决策部署,与陕西齐心协力决战决胜脱贫攻坚,10月29日,2020年苏陕社会组织扶贫协作项目签约仪式在西安举行,江苏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周恒新,陕西省民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戈养年出席签约仪式并讲话。

组织化扶贫与乡村振兴

中国大规模减贫之所以能够实现,离不开强有力的组织基础。组织化扶贫模式有助于强化资源统筹的能力,提升村庄治理的公共性,进而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2020年之后的扶贫工作应当以返贫治理为重点,强化农村基层组织建设,形塑减贫的本地化机制和自主化机制,使农村和农民继续保持脱贫发展的内在动力。组织化扶贫为完成减贫任务而不断强化的基层组织框架,将为乡村振兴工作提供最重要的脚手架。从这个意义上讲,组织化扶贫不仅是一个农村经济发展的问题,也是一个中国制度建设的问题。

贵州省旅游扶贫产业组织模式研究——以雷山县朗德镇“总社+分社+农户”为讨论对象

本文以贵州省雷山县朗德镇“总社+分社+农户”的旅游扶贫模式调查为基础,采取了实地调查法、深度访谈、对比研究方法,分析了雷山县朗德镇旅游扶贫产业组织模式的组织结构及制度优势。研究发现:政府主导的“总社+分社+农户”的旅游扶贫模式是对传统模式的深化,弥补了“公司+农户”“公司+合作社+农户”旅游扶贫模式的制度化缺陷,有效地避免了交易成本过高及“敲竹杠”行为。因此,“总社+分社+农户”旅游扶贫产业组织模式,以农业、旅游业融合为纽带,建立利益联结机制形成乡村旅游共同体,充分发挥了旅游扶贫的可持续强、返贫率低的特点,真正实现了物质和精神的“双扶贫”。

基于企业与社会力量参与的精准扶贫思考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方针,对我国扶贫工作提出了新要求。在精准扶贫的工作进程中,扶贫主体、扶贫客体间结构性问题突出,存在企业参与扶贫意愿不强,精准扶贫社会组织缺位等问题。当前要做好精准扶贫,必须解决扶贫主体、扶贫客体自身的问题,合作开发承担企业社会责任,鼓励社会组织参与,进一步提高精准扶贫质量,为社会健康维稳和经济发展提供有力支持。

关于印发《辽宁省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力度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若干政策实施细则》的通知

辽宁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辽宁省财政厅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文件辽宁省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办公室辽人社发[2019]16号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财政局、农业农村局、扶贫办:现将《辽宁省进一步加大就业扶贫力度提高劳务组织化程度若干政策实施细则》印发给你们,请各市结合工作实际,调整就业扶贫有关政策,并认真贯彻执行。执行中如发现问题,请及时反馈。

经济效率与扶贫

扶贫一般要经过三个阶段:资金的筹集、资金的传递、资金的使用。每个阶段都涉及到效率问题,即如何用较少的投入换来较大的收益,有效率的扶贫事半功倍。扶贫的效率除了指扶贫过程中的效率以外,还包括扶贫对整个经济运行效率的影响。扶贫是一把双刃剑,它既为经济的发展、市场的运行提供了更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又对市场经济的一些基本原则造成了冲击。

中国小额信贷扶贫中的若干问题研究

小额信贷扶贫在我国实施过程中有得有失,本文对小额信贷扶贫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解决方案,主要是将金融衍生工具应用到扶贫组织的风险防范上,进而提出发展金融衍生品市场等一些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