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察组织制度应以监察任务为导向——兼谈对我国监察组织立法的构想

监察组织制度应是监察制度体系的核心部分,但现行立法均未对其重点关注,致使监察委员会与其他国家机关的关系如何处理、监察组织内部如何设置机构等缺乏规范依据,对监察委员会职权赋予的多少、办案组织人员配置等缺乏判断标准。参考“行政任务”引入的“监察任务”概念可以作为监察组织制度的立法导向。监察委员会的产生、职权、组织等均以达至监察任务之需要为基础,又以实现监察任务之必要为限度。确保监察组织制度在法治化、规范化的过程中可以统摄于一,有助于监察委员会在实践中依法、依职权开展工作。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底层逻辑与应然表达——面向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背景的深思

目前试点地区围绕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保留和丧失的判定并未形成统一的标准。这一问题亟需认真对待。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标准,不仅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法律制度构造的逻辑前提,还是股份合作制改革的基础性工作,更是保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合法权益的现实需要。不排斥集体的自治、契合集体所有权的本质属性、采动态系统论范式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建构须遵循的法理逻辑。就体系定位而言,在我国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明确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标准,不仅是满足这一部门法体系架构和逻辑展开的内在需要,更是积极回应现实诉求,保障最广大、最艰辛的人民群体的基本权利的有力表达。就规则设计而言,围绕成员资格取得、保留、丧失三个方面设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认定标准较为妥当;此外,还需要针对嫁入妻、招入夫等特殊群体设置相应的规则。

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现实困境及完善思路

当前我国社会组织立法分散,多数规范性文件处于行政法规及部门规章位阶,立法层次低且相对滞后,与社会组织发展不相适应。这一问题既源于现有社会组织法律文本整体表现为强调限权而非赋权、注重规制而非扶持、侧重程序而非实体,也源于国家权力与社会权力失衡下政府管控为主的管理模式和政府主导为主的立法过程。基于此,有必要在平衡国家权力和社会权力的基础上,完善社会组织法律体系。如此,才能为我国社会组织参与社会治理提供全面的法律保障,充分发挥社会组织治理社会的功能,助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清末民初农民社团组织立法述论

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清末民初可以说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既代表了一个时代的结束,也代表了一个时代的开始,此时的中国包括立法在内的很多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革。农民组织立法的出现正是这种改变的一种表现形式。具体来看,清末民初的农民组织立法可以分为三个部分,一是确定公民结社权利的宪法及宪法性文件;二是限制公民结社权利的法律和政令;三是有关农会的法律和政策。客观上它们的产生开启了近代以法律来确认和规范公民权利的先河,表现出了近代资本主义国家法律的人权价值。

从政府机构设置现状看地方行政组织立法

地方政府机构、职位设置现存不少棘手的问题,是由于各种政治的、经济的、历史的原因特别是行政组织法的不健全造成的。加强地方行政组织立法,必须坚持地方性立法统一性、灵活性、实效性和针对性的一系列原则。

现行地方组织法的缺陷及地方行政组织立法的完善

本文在分析了我国《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各级人民政府组织法》中容易导致行政机构臃肿的一些缺陷的基础上 ,提出修改建议并就地方行政组织立法的完善问题作初步探讨 。

新时期社会组织立法路径研究

在新时代背景下,社会组织正成为承接政府职能转移和公民参与社会治理的重要载体,然而立法滞后已经成为阻碍社会组织发展的桎梏。本研究通过梳理我国社会组织立法的变迁历程,剖析社会组织立法存在的问题,指出我国社会组织立法已经具备一定基础,但是立法理念、立法架构和立法内容层面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在借鉴国内外不同地区社会组织立法经验的基础上,有必要转变立法理念(从管控转向培育)、立法架构(从制约转向激励)、立法内容(从程序法转向实体法)。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发挥社会组织在社会治理中的积极作用,满足促进国家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现实需求。

略论行政组织立法与行政机构改革的关系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法制建设的加强,政府机构改革的进展,行政立法也开始受到重视。赵紫阳同志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在精简机构的同时,要用行政立法明确规定国务院和地方各级政府的各部门的职责权限。

集体产权在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中的应然表达

明晰集体产权主体、明确集体产权改革对象和主要内容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需解决的三个重点问题。为此,立法需在以下问题上达成共识:一是我国《民法典》第262条中的“集体经济组织代表农民集体”,并非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代表,而是集体所有权主体的表达在不同语境下的转换。农民集体或本集体成员集体是政治学术语,在民法语境下,为解决农民集体与市场经济接轨的组织体难题,就需要进行概念术语的切换,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理解为集体所有权主体。二是本轮集体产权改革的主要对象宜明确为集体经营性资产,农村集体所有权之特殊性决定了其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较为简单,无法与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配置、流转的法规则设计同等而论,无须将其提到本轮集体产权改革层面加以强调。三是农村集体经营性资产的折股量化,其本质是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的股权化设计,这是我国集体经营性资产收益权配置、管理模式的重大转型。明确农民集体资产股权配置和流转的法规则体系,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立法的重点任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法(草案)》应对上述议题作出积极回应。

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视域下的行政组织立法

国家治理体系的主体包括中国共产党、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公民,行政组织是主要的主体,而中国共产党是国家治理的领导力量。国家治理体系的现代化,政府现化代是关键,法治化是保障。在治理视域下,行政组织法不再仅是政府内部的结构法,而是包括协调党政群关系、体现共同治理的治理主体法。从优化组织结构,体现党政群协调共治出发,积极回应国家治理现化化对行政组织的要求,通过行政组织立法明确行政组织的职权范围,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部门和地方间的横向协作关系法律化,确立社会组织的行政主体地位,为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全民参与的治理体系提供法治保障。

应急行政的组织立法构造

我国当前行政组织立法构造包括行政组织的形式法制以及实质法制两部分。在该立法构造之下,我国应急管理工作普遍面临着“良性违法”以及实践需求缺乏回应的困局,化解困局的关键是立法追赶实践。通过将行政任务与行政组织关系导入应急管理领域,我们可以获得调整行政组织立法的立法视角、立法理念、立法分工的启示,在此基础上,应拓宽行政组织合法性原则,确立应急管理“双立法模式”,制定应急管理组织的“弹性”法规条款,加强横向组织关系立法以及建立行政组织法对社会力量的地位认同,进而构建与应急管理任务适配的行政组织立法。

农村宗教问题的组织立法学分析与对策

尽管科技的进步与教育的普及已从认识论根源揭去了宗教的神秘面纱,但在我国部分农村地区,无论是信教人数还是宗教组织数量却呈现出不合国情的快速增长趋势。诱发农民信教的直接原因是物质或精神的贫困,深层次的根源却是社会转型期农民强烈的组织化生存方式诉求与广大农村农民组织化程度严重偏低形成的紧张关系,而这一紧张关系又源于农村相关组织立法的缺失。要使农村宗教信仰回归常态,应当考虑健全农村组织立法、发展并壮大各种现代农村组织。

我国行政组织立法的健全与完善

一、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的意义(一)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是巩固机构改革成果的需要政府机构改革作为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一直被列入党和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新中国成立以来,先后进行了五次机构改革。

宪法结社权的实现——中国社会组织立法:培育与监管的平衡

党的十七大首次把社会组织放到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四位一体"的高度进行全面而系统的论述,党的十八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要"加快形成政社分开、权责明确、依法自治的现代社会组织体制"。我国社会组织在立法方面存在诸多不足,立法的完善要从宪法结社权的实现和禁止权利滥用两项宪法原则出发,处理好有效培育和科学监管的平衡,促进社会组织健康发展。

健全与完善行政组织立法的若干设想

行政组织法是行政法的重要内容。健全和完善行政组织立法对推进政府机构改革、实现国家行政管理法治化、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分析了行政组织立法的现状、存在的主要问题，并提出了加强行政组织立法研究、明确行政组织立法原则。

农民合作组织立法国际比较——农民合作组织立法国际研讨会综述

本次国际研讨会汇集了德国、加拿大、英国、美国、日本、丹麦、越南等国的合作组织立法经验，有针对性地对中国农民合作组织立法中存在的难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会议主题包括合作组织立法的体系、合作组织的成员资格、盈余分配、会计制度、政府与合作组织的关系以及各国合作组织的新发展，为我国农民合作经济组织立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经验。

社会组织三大条例如何修改

本文是"结社权法律化和社会组织立法系列沙龙"之一,由清华大学NGO研究所、明德公益研究中心和《中国非营利评论》编辑部联合举办。2013年,中国社会组织管理的三大条例都面临整体性修改,这是《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的要求,但是修改的基本思路到底是什么样呢?与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结社法的制定到底是什么关系?本文就是在这个背景下进行的讨论,四位专家共同探讨了三大条例修改的背景、修改必要性、修改难度与面临的基本问题等,呼吁政府在修改社会组织三大条例时要确保社会组织成为真正的主体,确保政社分开,并为社会组织基本法的立法创造条件。

中国行政组织合法性的形成路径

行政组织获得合法性主要通过两种途径,一是在法治原则下,由行政组织法直接规定;二是在民主原则下,通过层级控制手段,间接受民意机关控制。中国长期依赖后种方式建构行政组织法制。但在现代行政任务变迁下,组织形式的多元化需求使得行政组织逐渐脱离层级控制,从而导致合法性困境,有必要通过行政组织立法予以补救。不过,中国始终坚持单一的层级控制方式,并通过行为法制度、双重领导机制以及“行政自制”机制缓解了组织立法的紧迫性,但这导致了中国行政组织法制化更为严重的路径依赖。

美国企业组织形态选择的影响因素分析及启示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美国企业组织形态选择的格局发生了革命性的转变，转变根源于美国税收政策的变化与企业组织立法的创新。美国政府通过调整税收政策和企业组织立法创新合理引导企业组织形态的选择，鼓励投资、自主创业和自我雇佣，最终达到从根本上解决国内就业与再就业问题的成功经验值得我国借鉴。

非政府组织兴起对行政组织法的冲击

非政府组织的兴起及其背后所代表的公共行政变革和治理理论的兴起,对包括行政组织法在内的整个行政法理论重构都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主要表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实质冲击,即以行政任务为导向重构行政组织法;二是形式冲击,表现在对效率价值的重视和多元化立法模式下社会行政组织立法的兴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