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权利交换视角下的农民工组织维权

论述了社会权利交换理论下劳资关系失衡的原因及表现;运用经济学理论,对农民工组织自发维权的公共产品属性与农民工通过组织维权的诉求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最后,基于企业内工会的低效性,提出了几种外部工会的构建方案。

关于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分析

土地问题是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尤其是征地过程中的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成为我国当前社会和政治生态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足以使我们对中国的土地制度、乡村治理模式进行深刻反思。本文结合实际,分析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表现形式和特征,解剖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产生的原因和背景,并从土地制度建设、乡村治理模式等方面提出化解征地过程中农民有组织维权抗争的思路。

发挥工会组织维权职能 助力体面劳动与和谐发展

体面劳动是指通过促进就业、加强社会保障、维护劳动者基本权益,以及开展政府、企业组织和工会三方的协商对话,来保证广大劳动者在自由、公正、安全和有尊严的条件下工作。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让广大劳动者实现体面劳动,是以人为本的要求,是时代精神的体现,也是尊重和保障人权的重要内容。

提升消费维权工作质效 构建放心消费共治格局

近年来,仙游县市场监管局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重点推进消费者权益保护、放心消费建设、12315能力建设等工作,多举措调解消费纠纷,全方位提升维权效率,推动全县消费环境持续改善,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持续增强,为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释放消费潜能、推动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新贡献。建立维权组织为了更好地发挥消费维权组织作用,仙游县市场监管局消保股与仙游县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合署办公,由13个辖区市场监管所处理消费者投诉和举报,切实保护经营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草根维权组织的属性考察与运作分析——基于对H市“城中村”改造中维权组织的调查

基层民众的集体维权是我国底层抗争研究中的一个热点问题。本文以实证调查为基础,探讨H市"城中村"村民维权组织在土地征收和房屋拆迁中,对政府征地拆迁计划实施抵制,并进行利益表达、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文章着重分析维权组织成立的原因及其属性、维权目标与行动方式、维权组织的普通成员及其骨干分子等问题,并就这些方面与既有研究进行比较。调查和分析表明,这些组织具有临时性、民间性、地域性、非政治性、非正式性以及弱组织性;通过各种合法的渠道进行抗争是它们日常维权的主要方式;维权骨干分子是村民中有代表性的成员,但不是显著有别于普通维权者的特殊阶层,他们在维权中公私兼顾,并非纯粹为民请命。维权组织的存在有利于增进官民之间的沟通,减少非理性抗争行为的出现,有助于和谐地解决征地拆迁中的利益冲突问题。

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与工会引导

当今中国客观上存在着各种形式的农民工自力维权组织,表明了农民工对维权"组织性力量"的需要。自力维权是农民工解决纠纷或冲突的一种有效方式,以"老乡会"形式组成的民工帮、"民间工会"等自力维权组织采用"潜规则方式"来维护自己的权益,形成了潜在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农民工自力维权中的"尴尬"不仅仅是法律意识问题,而应研究其更深层的原因,并为其提供便捷而有效的救济途径。为此,工会组织应承担起引导作用,积极探索并创新其运行模式,切实维护农民工权益。

从同乡会到工会——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可能道路

农民工时常无力守卫自己的权利底线,如获取合法工资。既有的制度化维权方式(政府、法院和工会)成本高、效率低、先天不足;非制度化维权方式(个人谈判、个体暴力、集体行动、非法组织、同乡会)有的力量弱小,有的缺乏法律和政府的支持与保护,甚至遭到政府或法院的取缔和打击。这种困局在义乌市总工会和当地同乡会的此消彼长中似乎有了出路:工会逐渐取代了同乡会的功能和地位,已经能够部分代表工人的利益和立场,并传达出他们的声音。但实际上,义乌工会仍然是"政府工会",即在政府授权和容许的范围内维护法律已经赋予工人的底限权利。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现状及其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河南省X县农民工的调查

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主要目标在于追求维权效果——经济权益的实现。选取组织化维权意愿、组织化维权方式、组织化维权能力、组织化维权效果等与农民工组织化维权问题紧密关联的四大要素,通过社会调查收集数据,进行因子分析、相关分析以及回归分析发现:当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较强、方式多样、能力较弱、效果一般;影响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的主要因素包括维权组织核心领导的能力、依托维权组织能力的重要性、依托维权组织的能力、维权组织的作用和维权组织的特征,各因素对农民工组织化维权效果具有显著正向影响,且影响程度从大到小正依此序排列。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意愿,优化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方式,支持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发展,增强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的能力是提高农民工组织化维权程度、提升组织化维权效果的可行选择。

农民维权组织和农村发展

本文分析了农民维权组织存在的可能性和对于农村发展的作用,介绍了这些组织的发展和基本运行情况,梳理了农村维权组织和农民权益、农村发展之间的关系,深入分析了农民维权组织所面临的问题和矛盾,并围绕这些问题与矛盾提出了相应的措施和政策建议。

农民工维权组织的建立和作用效率的经济学分析——兼论工会的改革走向

农民工维权的有效组织应是工会。工会维权效率的提高是一项长期、系统的工程 ,涉及到农民工、工会、雇主和政府四个方面 ,其中关键的是工会改革问题。工会要真正成为农民工的维权组织 ,必须转变工作重心 ,重新定位经济职能 ,提升社会地位 ,改变工作方式 ,加强区域 /行业联合。

农民工维权组织及组织化问题研究——以浙江省为例

农民工长期处于一种能力与资源缺乏的状态,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是"不申诉"、"不反抗"的群体。相反,从个体维权到集体维权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农民工维权的道路。本文以浙江省农民工维权为例,从"法团主义"关于国家与社会组织之间互动的视角,揭示农民工维权组织社会合法性和法律合法性的两大生存困境。

妇女维权组织与媒体伙伴关系探析

随着大众传媒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入，如何利用大众传媒进行倡导成为民间组织和团体在公民教育和政策倡导中所关注的焦点。一些组织，例如北京大学法学院妇女法律研究与服务中心、上海映绿公益事业发展中心、中国法学会反家庭暴力网络（研究中心）等都专门研讨过这一议题。在联合国妇女发展基金为联合国性别主题工作组中国社会性别研究和倡导基金受资机构举办的倡导能力建设研讨班上，如何利用媒体进行倡导也成为大家最关注的话题之一。

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组织维权——以征地维权为例

牛玉兵在《学海》2011年第5期撰文认为，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组织维权根植于农民分散利益维护的现实需要之中，预示着农民维权结构从无序朝向有序、从有序程度低朝向有序程度高的演化进程。借助于对农民征地维权组织资源的分析可以发现，农村现有组织尚无法充分满足农民组织化维权的迫切需要。新型农民组织的创设、农村现有组织维权机能的完善、农村不同组织之间关系的协调是促进城镇化进程中农民的组织维权进一步发展的重要策略。

“维权组织”转型为“合作社”之路

姜庄村位于山东省南部，临近微山湖。该村有370户村民，1900人。人均年收入约2000元，耕地面积约为9分，主要种植水稻和小麦。编织稻草帘子是该村传统的副业。村民每人有半亩微山湖苇地，所产的芦苇也可用于编织。上一届村干部在未经村民同意的情况下擅自把全部的苇地出售给外地人从中渔利，引起村民的强烈不满。

杭州地区高职院校非在编人员组织与维权情况的调研

通过对高职院校非在编人员的组织与维权情况的调查,总结了非在编人员组织与维权的情况,提出了对非在编人员组织与维权的设想及做好非在编人员关爱工作的建议。

我国大陆音乐产业维权组织运营机制探究

现阶段我国苔乐产业维权组织拥有中国音乐著作权协会和中国音像著作权集体管理协会两个组织，但其在行业中认可程度不高，运营效果不尽如人意。本文通过对德、美等维权组织发达地区的研究，对我国音乐维权组织提出可行性建议，以期更为有效的保护广大音乐版权所有者的权益。

全国民企维权组织成立

民营企业有了自己的维权组织,中国民营科技促进会维权工作委员会于日前在京成立。经科技部、民政部批准成立的维权委员会聘请了30多位法律、工商、质检等领域的专家,为民营企业维权搭建平台。

积极引导现有维权组织转型综合性合作社反映农民多方需求

我国改革发展的现阶段，由于一些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尤其是经济利益、土地利益、腐败问题等多种因素引发了农村社会矛盾．一些地方的农民开始走向“维权”之路．其中以湖南衡阳、安徽阜阳等地的诸如“代表队伍”、“农民维权协会”、“农民发展协会”组织最为典型．这些组织的绝大多数维权活动基本保持在法律框架之内，但都处于灰色状态。

浅析农民工维权组织的优势与困境

农民工不仅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而且是工人阶级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农民工的数量在不断增加，农民工在城市发展中的作用也在不断凸显，他们的权益保护问题也开始备受社会的关注。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农民工一直是作为一个弱势群体存在着，由于其无法享受到平等的国民待遇，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一直得不到有效地保证和维护。同时，他们在市场经济中所处的弱势地位更使得他们不足以靠自身维权，因此只能靠不同类型的组织来维权。

农民维权的行为困境与路径抉择

农民权益屡遭挑战,农民上访总量逐年增长。在农民各类上访中,土地已成为农民维权抗争的焦点。在农民维权过程中,行动曲折的原因有二:其一,内在原因为农民法律意识淡薄与权利意识增强之间的张力;其二,外在原因为政府的唯利性,尤其是官商之间的利益同盟。因此,成立农民维权组织已成为现实形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