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规”与“国法”:国民党民众组训体系中的社团制度分析

1927年4月,国民党在由革命党一跃而为执政党,其民众运动方针也由"运动"转向"组训"。具体方案是在党内设立民众训练委员会,颁布系列党内规章及政府法令,构建起以职业和社会团体为中心的民众组训体系。党规直接体现国民党试图重构党民关系的政治意旨,政府将之以国家法律形式予以推进,此正为以党训政的既定路径。职业及社会团体的政治与专业职能制度边界虽由此大体确立,但党规与国法的表达重点仍存差异,党政之间组织及主义的传导存在落差。国民党虽试图通过社会部改隶、强化党部督导等办法来调适组训体系之内存矛盾,但效果并不理想。学界在以商会、农会、工会及自由职业者公会等团体为中心讨论国家-社会关系、党民关系时,需要关注到职业团体在组训体系中的制度与实情。

试论全面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对抗战领导力量的认识

全面抗战时期(以下简称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以下简称国民党)不仅认为抗战领导力量是执政党的理所担当;而且围绕着以"三民主义"为根本思想指导的抗战建国国策和根本任务,在党的建设、对外关系处理、国内各民族关系处理、组训民众、战时计划经济体制等方面,对体现其抗战领导地位和发挥抗战领导作用方面也有着系统的认识。

江津渡江战斗威动重庆

1949年11月19日,重庆卫戍总司令杨森主持召开了江津、巴县、綦江、南川四县紧急会议,进行紧急应变部署。会议决定,组织“反共保民军”和民众组训处。“反共保民军”在四个县成立3个师:第1师驻巴县,第2师驻江津,第3师驻綦江和南川。每个师3000人,枪支弹药由地方自筹,不足部分由司令部补充。

解放战争时期武汉民众自卫武力研究

解放战争爆发后,随着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的节节败退,如何组训民众以期使之与国民党军队配合作战来实现"面"的控制成为当务之急。为此南京国民政府于1947年7月颁布《各县市民众自卫队组训规程》,希望通过民众组训来达到"清匪、防匪"的目的。因时局影响,武汉民众自卫队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之下得以发展,并在配合国军作战以及维持治安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但是种种原因导致其实际训练效果有限,并且加重了普通民众的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