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新式教育的推广与乡村社会的无序化——以劝学绅董的权力扩张为中心

清末"新政"以来,国家开始在乡村大规模推广新式教育。为了满足新式教育发展的需要,加强国家对地方教育的控制,国家开始陆续在地方建立教育行政机构劝学所。由于其后发、外生的特征,作为"国家政权建设"重要组成部分的地方教育行政机构的扩张预示着一种与18世纪欧洲不同的道路。随着劝学所的出现,各州县出现了一个劝学绅董群体,他们从体制外进入体制内,获得了办理地方学务的权力。但由于国家没有能力使其实现完全的官僚化或完全的自治,在"官绅通力合作"的办学模式下,这些劝学绅董的权力得到了极大的扩张,且没有受到有效的监督。随着国家权力在乡村的急剧扩张,以及劝学绅董越来越把办理学务当作谋取私利的工具,乡村社会中的绅民矛盾也越来越尖锐,许多地方日益呈现出无序化状态。

绅董与晚清基层社会治理机制的历史变动

道光咸丰之际,中国社会中逐步出现了一个以绅董为主体的地方社会治理权属体系。这一具有历史趋向性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例不用绅”的惯制,建构了绅董自主、官为督察的地方社会治理模式,导致传统的“官役制”逐步被弱化。这一“隐性制度”在各地规制上尽管各有不同,但“地方事尽归绅董”的历史走向却大体一致。更为重要的是,绅董治理地方社会的权属范围十分广泛,完全溢出了“官役体制”所属内容。随着清末新政实施,绅董对于地方治理权属超越了“旧政”规范,并在地方自治制度的构建中,开启了地方治理体制的近代转型。

再论《赵阎王》、《绅董》、《原野》的表现主义

《赵阎王》、《绅董》和《原野》的表现主义特点曾受到学界的关注。评论界有一个主要趋向是:三部作品在形式技巧上取法于表现主义,但在思想主题上还是现实主义的。这就等于否认它们具有表现主义精神。笔者通过细读文本,认为这样的观点值得商榷,也拟在此文中以文本自身去见证其表现主义精神所在。

庚难之后:天津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与重建

1900年的“庚子之变”于津城创巨痛深,史无前例,燹火焚毁后的天津几成废墟。其时,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也是侵华联军必须措置的当务之急;但都统衙门并不能直接深入到民众日常生活秩序的深层,日常生活秩序的恢复和重建的主导者仍然是地方内生性社会力量——绅董。都统衙门在制度形式上纳入了地方绅董以协助管理基层社会,但绅董们实处于屈辱而尴尬的地位。经历巨大劫难之后的天津,在重建中亦发生了历史性转向。20世纪津城的历史走向和时代风貌由此形成而延展。

晚清县以下基层行政官署与乡村社会控制

学术界一般认为，县级衙门是清朝国家对地方控制最基层的行政设置。本文考察县以下行政官署的设置及其职能，说明清代的县级衙门并非皇朝统治的终点，巡检司署等基层官署是相当一部分州县中位于县级行政衙门与村落之间的重要基层官署。然而，无论是县级、还是次县级的行政官缺，到晚清时均并没有随着人口的巨大增长与乡村社会管理的复杂化而增加，巡检司等官缺反而减少。其原因应从传统中国皇权与地方绅权的既相互依存，又相互竞争与牵制的复杂关系中加以理解，太平天国以来，随着团练的广泛兴起，地方绅董依赖团练局所等非正式机构，在功能上逐渐取代官方的行政官署，成为晚清乡村社会的主要支配者，从而使晚清基层行政官署萎缩不振。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潮州人民反对英领事坚佐治入城的斗争

一八六○年十月(咸丰十年九月)《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第二次鸦片战争的结束,表明中外反动派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革命运动的时机业已成熟。但是地主阶级当权派对外国侵略者的屈膝投降,并不意味着整个封建地主阶级的屈服。在地方,不少地主豪绅和封建官员。

宣统人口普查“地理调查表”甘肃分村户口数据分析

对宣统人口普查数据的评价,学界存在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王士达认为,这是一次深入民间的真正普查,绝非凭空捏造。何炳棣则认为,与其说户口数据是普查的,不如说是编造的。①曹树基受何炳棣的影响,研究中直接放弃了对宣统人口普查数据的讨论。

《经正书舍章程》和《续约》

光绪十七年(1891年)进士,卫辉李敏修(名时灿),一生从事教育工作,兴学校,办刊物,以培育英才,振兴国家,造福社会为己任。他于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在卫辉创建的“经正书舍”是较为早期的具有图书馆性质的民办学校,受到当时官府和百姓所共赏。“经正书舍”是在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九月成立的“经正文社”的基础上成立的。据新乡郭泉声《诚谷记过簿》中说,以李敏修为社长、高幼霞、王筱汀为副社长、郭泉声为社宾的“经正文社”共有社友二、三十人。所以要成立“经正书社”,是当时“汲县在籍刑部主事李时灿、拔贡王锡彤、廪生高方灏。

龙泉廊桥碑刻文物简述

龙泉素有＂九山半水半分田＂之称,境内河溪众多,需要建造廊桥,来方便人们、物品进出。龙泉共有廊桥70多座,其中国保4座,省保10座。大多数廊桥都有桥碑作为修桥的记录。其中具有时期代表性的有如下5块桥碑。地处龙泉市八都镇的燕诒桥（见图1）有两块清代桥碑,其中在清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由龙泉知县陈海梅撰书的碑文内容如下（见图2）：甲辰之夏,蛟涨成灾。予方皇皇然,议捐赈,议平粜,以绅董佐理。

中国历史上的“功臣油矿”

陕西延长石油是我国乃至世界上发现最早的天然油矿之一,1905年建厂,1907年打成“中国陆上第一口油井”,同年建成炼油房,结束了中国陆上不产石油的历史,被誉为“功臣油矿”。光绪二十九年（1903）六月,德国水师提督汉纳根和世昌洋行委托陕西大荔县人于彦彪到延长县商谈开采石油的相关事宜,他和延长县绅董郑明德等私订合同,合伙开采延长石油,被清朝政府加以阻止。冬季,陕西当局筹集白银一万两,作为开办资金,在延长县设立了延长石油局厂。

城乡之间: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运动会

歙县旅沪同乡会是一个以商人为主的自治组织,与本土乡村社会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借助于城市的自治力量,解决乡村的问题,是当时一条有效的途径。本文运用文献资料与田野调查,复原了参与1947年歙县旅沪同乡会扑灭家乡疟疾时疫运动会的大多数绅董的职业与简历以及在1947年所呈现的绅董城乡联动的网络。这一网络其实是明清以来乡绅对农村社会控制网络的延续,对乡村社会的影响渗透到每一个角落。在乡村自治弱化的同时,城市自治的强化以及城乡两个自治体之间的互动和城乡网络的互动,使歙县乡村得以在战乱频仍、灾荒不断的艰难时世下得以生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