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始五德推演与“斩蛇著符”文本的生成——兼论斩蛇故事《史记》掺入问题

秦人依据战国邹衍终始五德理论建立了正朔服色等制度,刘邦建汉承袭了故秦制度而未做更定。汉初有关正朔服色的讨论非常激烈,然而无论是水德,还是土德,象征火德的高祖醉斩白蛇故事出现在《高祖本纪》都是不恰当、不合时宜的。在汉成帝后期,刘向父子利用五行相生理论创立了新的五德终始说,将汉家尧后、火德的理念完美结合,由此才产生了赤帝子斩杀白帝子的思想以及政治土壤;高祖醉斩白蛇故事与感赤龙而生神话都带有谶纬造作的话语痕迹,所以应该出现在西汉末期。最有可能将高祖感生神话掺入《高祖本纪》的一是刘歆,二是班固等人,二者都校订过中秘书,有能力、机会、条件修改《史记》。而在著文中使用高祖斩蛇故事的文人,分别与刘歆与班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增加了二者将斩蛇故事掺入《史记》的可能。

论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学说的关系

邹衍的五德终始说与儒家思想有着紧密的关系,这一学说受到了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巨大影响。五德终始说吸收了孔孟天命观思想中君权神授、前兆迷信等思想,把它作为帝王政治的前提,为新兴帝王的出现找到了必要的前提条件。五德终始说还在帝王统一九州所采取的制度——“五德”制度中对社会制度中的正朔、服色、度数、音律、政术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规定,安排了一种井井有条的社会秩序,力求达到“仁义节俭,君臣上下六亲之施”的效果。邹衍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与孟子等儒家代表由小到大、由近及远的推理方法,改为按照时间顺序和空间顺序,把从今至古,从天上、水中到地上的万物神灵全部容纳于自己的理论之中,把天道与人事结合了起来,建构了一座雄伟的理论大厦,成为一种著名的政治学说。

《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與近代今文經學譜系的重塑

民國學術由經入史,以史學方式重探經學關鍵議題,且以此重建可靠的古史系統。古史辨運動的興起既受到晚清今文經學疑古辨僞之啓發,又承接相關學術主張,直接介入漢代經學今古文大議題之中,以此破舊立新,成爲這一學術新方向實踐的旗幟。顧頡剛作爲古史辨運動的領袖人物,《五德終始説下的政治和歷史》便是他由經學的今古文問題入手破除舊古史系統的重要實踐。同時,他又取捨利用晚近今文經學的不同方面,於事實上重塑了近代今文經學的譜系。研究者多注重康有為對顧頡剛古史研究的影響,而較爲忽視在其學説形成過程中具有樞紐性作用的崔適。顧頡剛關於劉歆利用“五德終始説”僞造上古歷史的核心觀點不僅直接來自崔適,而且受錢玄同叙述今文經學脈絡的影響,顧頡剛還以崔適的學説爲先導理解康有為,有選擇地強調康有為在疑古辨僞上的貢獻。

试论邹衍五德终始说中五德与帝王的配置关系

邹衍综合战国时期所流行的五行、德、天命等重要思想,结合所处时代的特征,以周代为起点向上逆推,并以土、木、金、火、水五德分别与黄帝、夏禹、商汤、周文王及未来朝代的新帝王相配置,安排了一个表面看来似乎不为人力所能扭转的五德与帝王配置图式,其实质就在于为新帝王的继起提供理论依据。

《世经》帝德谱的形成过程及相关问题——再析“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

《世经》帝德谱关系到传统主流社会对于古代帝王世系的权威设定,同时又与两汉之际的政治、文化和学术颇多关联,历来受人重视。对于其形成过程,东汉以来都认为是"刘向父子"的共同创制,但晚清开始的疑古思潮对之发表了颠覆性意见,其中以顾颉刚《五德终始说下的政治和历史》最具影响,其核心观点认为:刘歆在五德相生的理论基础上,通过设置闰统和加入少昊,创作了《世经》帝德谱,使该谱同时符合"汉为尧后"与"汉为火德"两个命题,以为王莽篡权服务,为了弥缝这一学说与其他文献的矛盾,刘歆不惜遍伪群经。顾颉刚的这一说法代表了疑古派的高峰,但是也遭到很多学者的反对,钱穆就力辩刘歆遍伪群经之说为虚妄,指出《世经》帝德谱的材料皆有来源,但他没有对该谱的成因和过程给予明确的论断;最近出版的杨权《新五德理论与两汉政治》重拾旧题,在承认刘歆没有遍伪群经的基础上,却依然得出了该谱是刘歆创制并用来为王莽服务的结论,甚至还构拟了一个不同于该谱的所谓"刘向版"帝德谱。其实,《世经》帝德谱本质上即是为汉代寻找合法性依据,刘向很可能为汉室皇族编制了一套从春秋战国以来的家族迁徙路线图,以与《左传》记录相衔接。在这个过程中,刘向父子之间并没有原则分歧,只是由于所谓"新五德理论"先天具有的轮转特性,这些苦心经营后来被野心家王莽利用来作为篡汉的舆论工具罢了。

五德终始说与汉代史学的正统观念

中国古代的五德终始说,包括土木金火水五行相胜与木火土金水五行相生两个系统。作为一种解释王朝更替和历史变易的学说,五德终始说对于秦汉时期的政治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五德终始说提出的古史系统和内蕴的经世意识与正统观念,则对于以司马迁和班固为代表的汉代史学的历史撰述与史学思想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汉代史学构建的古史系统所蕴含的正统观念,以及以《汉书》为代表的中国正统史学的出现,与五德终始历史学说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

论董仲舒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及终结王保顶董仲舒的五德终始学说为刘汉统治提供了理论依据，但循环不已的五德终始动性体系也为王莽代汉准备了逻辑基础。东汉建立之后，惩于前汉亡国的教训，对五德终始学说进行改造，使原本用于说明朝代更替、政权嬗变的动性体系变为规定封建...

从“五行”学说到邹衍“五德终始”理论的中间环节

从"五行"学说到"五德终始"理论,之间扮演着重要中间角色的不是战国时期的思孟学派,应该是春秋末年的史墨和大哲学家老子。史墨将五行相胜学说与中国传统开放的王权更迭理论进行嫁接,为邹衍"五德终始"理论提供了重要启示;"五德终始说"之"德"既有对"五行"含义,即物质的本性、天性之含义的继承,又生发出君主后天修养之道德新义,这是吸收了老子《道德经》思想营养之后的结果。

“五德终始说”之理论逻辑与现实困境——以王莽代汉立新为中心的讨论

建基于宇宙系统信仰之上的"五德终始"学说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论证建立政权合法性的重要理论工具。西汉初年开始,以"五德相胜"为基础展开了一场汉承何德的讨论;到了西汉末年,以刘歆为代表的儒生又以"五德相生"为中心为王莽的代汉立新进行合法性论证。从"五德相胜"到"五德相生"的这一转换,既有理论自身发展的逻辑可循,同时又与现实政治的发展密切相关。但"五德终始说"作为阐释政权合法性的基本理论,其自身的困境与局限也不容忽视。新王朝的开创者可以凭借"五德终始说"来论证建立政权的合法性,那么长久执政合法性的论证与维系,就已经远远超出"五德终始说"所能涵盖的范围。这一困境与尴尬在王莽代汉立新的政治事件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亦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它在宋以后逐渐被消解与扬弃的命运。

刘歆五德终始说与班固史学

刘歆创立五行相生之五德终始说,用以解说王朝更替与新朝的合法性。其五德相生说以木德伏羲作为＂百王先＂,由此构建了一套帝王系统;以伏羲为＂百王祖＂,大力宣扬了古文经学＂圣王同祖＂的思想;以火德汉朝上继木德周朝,视秦朝为闰朝,由此开启了以＂五德＂言正闰的先河。刘歆的五德终始说对于班固史学有重要影响,《汉书》的《律历志》、《郊祀志》、《高帝纪》、《叙传》等篇详细载录了刘歆的五德相生说;《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构建的自伏羲至刘汉的帝王系统,并且具体贯彻到志、表等的写作当中;《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宣扬的＂汉为尧后＂的思想,为刘邦建汉提供了合法依据;《汉书》接受了刘歆五德相生说以＂五德＂言正统的思想,由此确定了历代正史以＂五德＂言正闰的做法,对中国古代史学产生重要影响。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

秦汉五德终始初探汤其领五德终始说是战国末期阴阳家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是五行相生、相胜理论在人类社会、王朝兴替过程中的具体应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首推五德终始之说，第一个将五德终始理论付诸实践。其后，西汉高帝、文帝、王莽新朝、东汉光武帝都相继采用了这一理...

司马迁的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

司马迁的通变观是在五德终始说的影响下形成的。在表述过程中,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以及“承弊易变”传达了“通古今之变”的历史哲学思想。受五德终始说的影响,司马迁将历史考察放到了终始循环方面。在邹衍“先验小物,推而大之”先验思想的影响下,司马迁以“先验小物”支撑天人感应,把自然之变扩充为主观上的类推逻辑的先验论,从而使其通变观与五德终始说发生了密切的联系。

论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及其与“五德终始说”之关系

"五德终始说"的一个重要思想源流是自古以来就形成的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可是历来的研究者对其少有探讨。所谓开放的王权更迭观念,实际属于中国古老的"德"文化传统的组成部分。这一文化传统萌芽于"五帝"时代,完善于西周,发展出"以德配天"的政治文化理论,再到春秋时期,又被总结为"社稷无常奉,君臣无常位"的历史文化常识,而到战国重建政治秩序的帝制再造时期,阴阳学派邹衍将这一价值观念植入"五行"学说之中,从而推导出"五德转移,治各有宜"的"五德"循环理论。

五德终始说与《两都赋》

《两都赋》的成功是以五德终始学说为基础的,与班固家族的学术及政治信仰密切相关。五德终始理论兴于战国而风行于两汉,班固以新五德终始学说建构了自己的历史观,因此在《两都赋》中以"汉家火德"的标准去检视两都之得失,确立了东都"协于火德"的结论,从道德层面判断了两都的高下。五德终始理论源于河洛之地,洛阳具有统合天道圣统的象征意义,《两都赋》的落脚点便是唯有定都洛阳方可颁德行运,从地理层面证述了洛阳超越长安的正统之优势。前后两层,相辅相成,寄寓了作者施行德政的人文理想。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

五德终始理论与中国古代政权更迭两种方式之关系陈江风“五德终始”理论导源于“五行”哲学观念，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的重要理论，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久远的影响。而从其理论的应用与实践上看，却又十分混乱与玄奥，比如，同是一个夏禹，《吕氏春秋》所载五德终始体系记...

“五德终始说”与秦汉之际的受命改制思潮

天人之际,是战国秦汉间思想界面临的最大的时代课题,其目的在于建构新的政治制度和文化理想。秦汉之际,对新政权的合法性进行系统的理论解释成为了当时政治秩序的首要问题,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尤其是其中五行相胜的历史循环论为王朝秩序的合法性提供了理论支撑,并对这一时期国家祭祀的理论建构产生了直接影响。

从《洪范》“五行”到“五德终始”——一个经学问题的哲学考察

本文从哲学角度入手,通过考察《洪范》“五行”、“思孟五行”和“五德终始”三种“五行”学说,对经学史上围绕“五行”所产生的思想观念的变化进行了概括和分析。整个论述意在关注不同的思想形态及其意义,不涉及学术史方面的具体考证,因此本文不是严格意义的经学史论文,而是一篇哲学史或思想史论文。

论“五德终始说”的政治意识形态意蕴及其功能

"五德终始说"在中国古代政治意识形态系统中占有很重要的位置。本文在梳理"五德终始说"的发展和影响史的基础上,认为"五德终始说"具有解释历史的功能,强化合法性的功能,维护政治秩序的功能,约束君权的功能,确定立国精神的功能和提供国家象征的功能。

论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的改造

历来认为 ,秦始皇完全接受了五德终始学说 ,并把它运用于政治实践之中。本文研究指出 :秦始皇对五德终始学说加以了改造 ,去掉这一学说的道德约束因素 ,用以说明秦朝代周的合理性 ;改换五德循环代替的内容 ,制造秦朝江山永固的神话 ;淡化水德养育万物、谦和卑下的特性 ,突出其阴暗冷酷、严刑竣法的要求。从而把”五德终始学说”这一既维护君权又限制君权的理论改造成了只维护君权不限制君权的理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