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自由发展:教育管理的终极善

在我国的教育工作中,教育管理工作的善恶标准主要就是教育管理理论的研究,这也是根本的理论问题。针对善恶标准问题的探讨在伦理学在历史上还存在着伦理上的目标化和伦理道义之间两种观点的相互其实内容。在社会上马克思主义创立了唯物史的观念,同样这种道德理论和观念也在根本上超于了其中伦理的目标和伦理道义,同时改善了其中存在分歧的方向。并且把其中人类的管理作为历史中行动的考察内容。并且也在科学方面揭示了善恶标准的基本规定内容。为了判断衡量管理善恶价值提供了最终的理论基础内容。同时人类的自由也是教育管理所需要必须坚守逇理念,这样才能够在根本上遵守人格,发扬民主思维,注重效率的管理情况。

追问和追寻中国式现代化的伦理基础

中国式现代化是朝向终极之善的社会变革运动,它将以最小的代价创造出个体与类所需要的终极之善。可以将这个终极之善先行标示为:找到一个能够持续创造财富并合理分配财富的经济组织方式,这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它既改变了传统社会财富匮乏的状态,又超越了西方现代化运动中产生的两极分化;创制了一个令每一个有理性存在者充分但必须合理表达政治意志的制度安排,它超越了传统社会的官僚政治又改造了西方国家错用甚至滥用自由和民主的政治结构;创造了令每一个人自愿过一种整体性好生活的财富基础和社会环境。基于这个完整性的终极之善,中国共产党人将在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追寻各种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最为根本的是实现一种本质意义上的观念革命,亦即人与自然关系上的观念、人与人关系上的观念和人与自身关系上的观念的革命;通过制度创新将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这些根本性的价值原则贯彻到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之中;在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实践中,不断培养出朝向终极之善的道德人格,并在反复进行的改革实践中将道德人格变成可以反复使用的实际能力,从而展现出优良品质。这便是中国道路、中国经验和中国精神。

观念·知识·理性:现代政治结构之核心要素

现代政治结构之根本不同于过往社会形态的方面,就在于它从本质主义出发界定和规定自身,将政治等同于权术、权谋这一根深蒂固的观念改造成朝向终极之善的观念、知识和理性。只有将特殊意志置于一般意志之上、将实践理性置于实用理性之前、将公共意志置于个人意志之首,一种最大限度地实现效率与公平、正义与平等、自由与幸福等价值原则的制度安排才会产生。现代政治观念的确立只是坚定了信念、确定了方向,只有找寻到实现终极之善的手段之善才能确实找到其始点、要素、环节和道路,这是拥有和分有逻各斯而行动的事情,而这就需要知识、理论和思想,而不是情绪、意见和常识。当把观念和知识统合地运用到政治事务中,一种将普遍与特殊、抽象与具体、理论与实践结合到行动中的综合能力和品质就会产生,这就是理性。理智和努斯是实践理性中的两个关键环节,沉思的理智是对不变事物的沉思,实践的理智是对可变事物的考虑,考虑和推理是一回事;努斯则是基于欲求而对某种善的事物的追求,它既要求获得就事物自身而言的真,又要求获得对于人而言像真、似真的事物,即善自身。现代政治结构既是目的性的又是功能性的,一个追求和实现终极之善的政治自身就是善的,其本身就值得追求,因为其本身就是令每个人自愿、充分且合理地表达政治意志的状态;同时它又通过政策设计和制度安排,将每个人对劳动本体论、实践本体论和意志本体论意义上的自由的追求,置于最大的可能性空间之内,将个人意志视作是领悟了国家伦理理念的公共意志而加以贯彻。这是一个遵天人之道而动、照人伦之道而行、据心性之道而思的社会状态,它超越了权力社会而进入了真正的政治社会。

对大学学术自由合理性的伦理解读

行政权力的抬高与学术权力的降低这一矛盾已严重影响着大学的发展,因此,对大学学术自由的诉求显得迫切重要。学术自由的终极善是人类的自由,它与大学学术活动追寻的终极价值有着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大学组织的学术性本质属性决定了学术自由是大学学术活动的基本工具善;既然大学学者负有学术责任的义务,那么从义务和权利的关系来看,学者享有学术自由的权利则具有普遍的必然性。由此,大学学术自由获得了伦理意义上的合理性。

政治哲学把握当代中国问题的方式：一种类型学的考察

当代中国问题在何种意义上是政治性的,确定这些问题的政治性质有何意义,构成了政治哲学把握当代中国问题的前提。既然是政治哲学的把握方式,就必须保持反思、批判和建构的学科精神。从类型学上梳理当代中国具有政治性质的问题,构成了这种把握方式的事实前提。在此基础之上,将学科精神贯彻到对政治性问题的研究中,要求我们从整体性和具体性上对问题加以分析和论证。在解决问题的道路上,应析分出基础性、根本性和全局性问题的类型来;在致思方式上,应力图实现系统论奠基和生成论奠基的统一、分析与规范的结合;在终极目的上,借助对政治之"是其所是的东西"的揭示,指明社会主义作为一种观念(信仰)、一套制度和一种行动,如何才能最大化地实现终极之善:财富的积累与公平分配、社会自治力的提升以及每个人都有意愿和机会过整体性的好生活。

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何所向与何所为

如何在语义学和语言哲学的视阈内规定中华伦理文明新形态,具有前提意义。从其内部构成看,首先它是一种主体性的德性,亦即令行动者、他人和城邦的各种能力得到充分发挥并使之处在整体性的好状态的能力和品质;其次它是一种作为客体性存在的观念系统和感受性存在的社会场域,亦即作为习性存贮下来的类意义上的意识和规范,以及由此形成的伦理环境。事实证明,如何拥有并切实可行地运用意愿中的德性与规范,才是最为艰难的事情。真实动机、道德革命、正心诚意、格物致知构成了一个自我流动、自我实现和自我完善的逻辑,以此为基础,将现象学的致思范式充分运用到伦理文明新形态的分析和论证之中,便有了结构现象学、价值现象学和发生现象学,其间充满了自我开显、自我转换的内在逻辑。

美与自由

西方现代精神从实现人类的总体性幸福的目的出发,将自由规定为依据理性对自然和自身的宰制,而美则被理解为柏拉图意义上的"终极善"的感性呈现,理解为超功利的自我宰制的道德的象征。但"终极善"作为超越的价值秩序,实际上由诸多不能相互圆成的向度构成。于是,放弃了总体性理想之后的当代立场,只承认一种具体、有限的自由,美也总与我们的形躯欲求、社会功利及权力运作,与个体的生存处境及个性主题相关。

现代性场域下生存焦虑的生成逻辑

生存焦虑源自人的特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而现实的生存焦虑则根源于特定的社会结构及其展开方式。由资本的运行逻辑所导致的市场化、资本化、符号化、全球化,使得现代性场域下的生存焦虑具有集体的、类的性质。整体性焦虑的复杂性取决于主体和客体及其相互关系的复杂性,还相关于造成生存焦虑之社会根源的故意与非故意的任性行为,更相关于由于人格缺陷或社会不公正所导致的生存焦虑。现代生存危机并不是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危机,而是制度危机、文化危机、情感危机和精神危机,且已超出个体和集体的范围,变成了整体性的、类的焦虑体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