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发生性-边缘性的终极境域——试论张祥龙先生对儒家“诗”“乐”之教的现象学阐释

在当代中国哲学界,张祥龙先生以其独有的现象学方法所重新发明的儒学思想——笔者将之称为"现象学儒学"——可谓独树一帜。张祥龙先生的现象学儒学至少有如下两点特色:(1)他极为重视现象学的境域发生分析方法,并将这一方法运用于本原或终极问题,导致他对本原或终极之物的境域发生性理解;(2)他尤为强调这种发生性终极境域的边缘性或边缘构成作用。张祥龙先生对于现象学尤其是现象学方法的这样一种独到、原初的理解,使得他能够发明或重新揭示出儒学的一些久已被遗忘或被遮蔽的思想维度,使其现象学儒学呈现出某种原发的力量。这尤其体现在他对儒家六艺的现象学阐释上。经过他的重新阐释,儒家六艺如"诗""乐"的原初"教化"作用就体现为:营造并把我们带回到一个个具有原初解放与构成作用的边缘性纯境域,使人摆脱一切对象化的执着或束缚,从而解放人、拯救人,使得人生、国家和礼制在其中兴发更易,最终走向至善至美的境界。

哲学视域中《周易》诠释诸问题刍议

本文立足于哲学视域,对《周易》诠释中的一些基本问题进行了探讨。其一,在《周易》的性质问题上,认为从发生意义上看,它是一部卜筮之书;从内涵意义上看,其意蕴精微广大,乃天人之学;从历史发展来看,它自身有一个学术品格转换、提升、发展的历程。其二,初步揭示了占筮中所具有的哲理意蕴,指出占筮与《周易》的天人整体之学之间有甚深之诠释关系,占筮所蕴具的天地人物一体融通的终极境域乃是易学无穷意义的来源。其三,认为深入挖掘文本,澄清《周易》的表达方式,乃是易学研究的基础,就此本文主张回到《易传》以开显易学活的精神,辞、变、象、占四圣道的确立为解读《周易》精微之蕴开辟了道路。

“曲成万物而不遗”——先秦儒家、道家哲学的原初“物”论论域

先秦儒家、道家哲学依“存在实现论”的个性特质,孕育出一种不同于西方哲学知识论意义上的原初“物”论论域。此论域可用《周易·系辞上》“曲成万物而不遗”一语来标示。它揭示出万物的成就与实现方式乃是在天人相通、互为中介的关联中达成的。此一原初“物”论论域规定了,“物”在本原上并不是外于人的现成对象,而是经由人之修为工夫所转出的整体性的境域显象。儒家、道家哲学中的为学工夫论与境界论由此被收摄其中。在修为工夫方面,儒家、道家两家工夫的具体进路虽有所不同,但最终都落实为“复”“反”“归”“止”的“曲成”工夫。循此修为工夫,“曲成万物”最终指向一个“人”“物”各成其所是而又“独”立超越的“道”境:一方面它是“人”之“道”,是经由“人”“物”相接的修为工夫所转出的人格气象境界;另一方面它又是“物”之“道”,是“物”自身的本真成就与开显。先秦儒家、道家哲学“合外内”“一天人”的精神特质在此独立超越的道境中得以实现。

“海化儒学”还是“家源儒学”?——回应杨生照先生

杨文对“现象学儒学”的阐发,除了那些值得肯定的方面之外,还是忽视了一个重要的终极境域,也就是在心理情感之先的意义发生的意境结构,它直接感动人和兴发人。这就使得这种儒学的哲理,不等同于一般的动态发生型的存在论。此儒学就是以这境域为基本视野,去揭示儒家讲的诗、礼、乐和亲子关系中一些还未被人注意的东西。杨文无法充分明了儒家文化特区的构想,误将它视为是现成化的复古,因为未看到这种家源儒学与海德格尔学说在哲理根基处的区别,也就是以个体还是实际人类家庭关系,以单向度重心的时间性或三向度交织的时间性,为领会终极真实的契机的区别。对家庭的缘发生式的境域化理解,会改变整个读解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