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影响因素的制度分析

本文基于制度经济学的视角依次分析我国政府行为、市场化进程和资本市场发展特征对公司终极控制权配置的影响。研究发现:私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保护私有产权向政府寻租,为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和资源转移等多重动机选择集团化、股权集中的终极控制权安排;国有性质终极控制股东为执行国有资产管理变革制度和缓解地方政府公共治理压力也会选择股权集中的金字塔结构。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初期所形成的重筹资和上市公司独立性不足特征也使终极控制股东的上述动机通过上市公司更加容易实现。所以,特定终极控制权配置结构与特定制度环境下的终极控制股东利益模式相互强化,治理大股东控制和利益侵占则需要多种制度因素的协同变革。

终极控制权配置与再融资方式选择:管理防御还是利益侵占

复杂网络关系情境下终极控制权配置及其所引致的两类代理问题对再融资方式选择的影响有待重新认识。在双重控制链基础上,聚焦终极控制权配置整体评价的新测算,探究其通过经理管理防御对再融资方式选择的传导机制,研究发现:终极控制权配置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可转债,其次为债券;公司控制权配置水平越低,越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终极控制权配置对管理防御具有负向影响;管理防御水平越高,越倾向于选择定向增发,但对于可转债和债券融资之间的选择影响则不敏感;管理防御在终极控制权配置与再融资方式选择关系中具有部分中介效应。进一步研究发现,终极股东利益侵占对再融资决策的影响是导致部分中介效应的关键。本研究在为再融资异化行为提供新解的同时,揭示了两类代理问题的动态关联关系,为终极控制权配置的优化设计提供了靶向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