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控股权、政府干预与产业结构

较高的最终控制权既可以激励终极控制人制约直接控股股东和管理人员行为而降低两类代理成本,也可能激励终极控制人自己采取'隧道攫取'行为而降低公司价值,但文献中仍没有定论,而且结合政府激励和公司股权结构研究政府控制的特殊作用及其对产业结构影响的文献较少。我们发现,当最终控股权较小时,公司价值随着最终控股权增加而减少,当最终控股权较大时则相反;而且,在财政和GDP激励下,政府会利用最终控股权的作用,偏向性地干预不同行业的企业,对工业企业给予更多支持,以成本最小的方式平衡两种激励,也影响着我国的产业结构。本文在宏观和政治制度背景下,分析政府干预在微观企业的作用机制及其对宏观经济的影响,从而更系统地解释政府激励和干预,企业的股权结构和产业结构问题。

何种内部治理机制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大股东与董事会治理效率的比较

文章采用相对管理费用作为权益代理成本的代理变量，以1999-2002年上市公司为对象，检验了两种核心的内部治理机制——大股东和董事会对公司经营者代理问题的影响。研究发现，董事会独立性在国家控股公司与非国家控股公司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但对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几乎没有影响；相反，终极控股权性质对权益代理成本产生了显著影响，即无论是否考虑董事会独立性的影响，国家控股公司的代理成本显著高于非国家控股公司；并且，在国家控股公司中，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越高，公司权益代理成本越高。此外，文章还发现，国家控股方式影响了公司权益代理成本，国资部门控股公司代理成本显著高于其他的国家控股公司。

企业并购中政府干预的动机与效果:综述与启示

在政府干预企业并购动因与效果的研究中,现有文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政府规制理论,从政府政策、法规制定的外部宏观视角出发,历经公共利益理论、利益集团理论,发展到目前的激励规制理论,强调政府公共利益动机与集团利益动机并存。二是政府终极控制权理论,从公司治理的微观视角出发,将政府干预行为视为企业并购决策的内生变量,认为政府的"掠夺"之手与"支持"之手共生。两大理论体系研究视角各不相同,彼此独立成型但缺少关联性。探讨政府控股对企业并购产生影响的路径与机理,构建合意的地方政府的激励性规制及企业的经济性规制体系是未来研究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