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2005～2009年连续5年可获得相关信息的579家沪深上市非金融公司组成的平衡面板数据(共2895个观察值)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的基础上运用一系列混合最小二乘法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审计定价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审计定价的重要因素,具体而言:(1)与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没有偏离的公司相比,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存在偏离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审计定价;(2)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偏离度与审计定价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制股东是非国有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的公司的审计定价更高。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终极所有权结构关系研究

以2004—2006年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考察投资者法律保护与金字塔结构下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关系。结果显示: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越低,控股股东越有动机以较少的现金流投入来掌握企业的控制权,以便于通过财富放大效应进行掏空和寻租来谋取控制权私利;但是,当企业由国有企业控制而非民营企业控制时,控股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所有权分离度对投资者法律保护程度的敏感度降低,原因在于,在当前转轨经济阶段,中国国有企业产权公有的性质本身就是一种替代性的投资者保护机制。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权益资本成本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采用三种模型（GLS模型、ES模型和0J模型）度量上市公司权益资本成本，以2004～2007年连续4年均能获得相关资料的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构成的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在控制相关变量下，基于代理成本和信息不对称视角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与权益资本成本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权益资本成本的重要因素之一．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2）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权益资本成本显著正相关；（3）与终极控股股东是非国有控股的公司相比，终极控股股东是国有控股的公司具有相对高的权益资本成本．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面板数据的经验证据

本文使用中国非金融上市公司面板数据,应用一系列混合最小二乘法经验调查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影响。研究发现,终极所有权结构是影响公司业绩的一个重要因素。具体而言:(1)现金流量权与公司业绩显著正相关,表明现金流量权的提高能使控制股东和小股东的利益趋于一致,代理成本降低;(2)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公司业绩显著负相关,表明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越大,控制股东掠夺外部投资者的动机越强,代理冲突加剧,代理成本上升;(3)终极控制股东是国有控制的公司的业绩显著低于终极控制股东是民营等非国有控制的公司,表明国有控股股东经常会以公司其他利益相关者利益为代价追求政治目标,国有控股公司的治理效率低下。

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政策——基于终极所有权结构视角

自La Porta et al.(2000)将投资者法律保护引入股利政策研究领域后,为现金股利政策的研究开拓了新的视角。本文利用2003～2008年的最新数据,从终极所有权结构的视角探讨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政策的关系。实证发现:控制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后,投资者法律保护与现金股利支付呈现负相关关系,但并不体现替代模型,真正影响现金股利支付的是最终控制人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而且现金股利的支付导致公司价值的下降,现金股利政策成为最终控制人谋取私利的工具。

终极所有权结构对银行贷款契约的影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从代理成本视角理论推演终极所有权结构(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现金流量权、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金字塔层级、终极控制股东类型)对银行贷款契约(贷款利率、贷款金额、贷款期限、贷款担保)的影响机制。实证研究发现:(1)终极控制股东的控制权越强、控制权和现金流量权之间的分离度越大、金字塔层级数量越多,银行贷款契约越紧缩(贷款利率越高、贷款金额越少、贷款期限越短、贷款担保越严格),反之亦然;(2)终极控制股东的现金流量权越多、终极控制股东类型是国有属性,银行贷款契约越宽松(贷款利率越低、贷款金额越多、贷款期限越长、贷款担保越宽松)。

终极所有权结构和代理问题的严重性与公司业绩

文章讨论了上市公司终极所有权结构、代理问题严重性及公司业绩三者相互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问题,并以2004-2010年118家涉农上市公司面板数据为基础,构建三阶段最小二乘模型对三者关系进行分析。结果表明,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对终极所有权结构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终极所有权结构对第二类代理问题严重性的负向作用显著,但对第一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影响甚微;公司业绩明显地对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产生负面影响,但两类代理问题严重性对公司业绩的作用尚不明了;终极所有权结构对公司业绩的正向作用以及公司业绩对终极所有权结构的负向影响均很显著。

混合所有制、终极控股结构与控制权私利行为——基于“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的实证研究

以分类改革下的"一般商业性"国有企业为研究对象,选取2008—2015年沪深两市A股相关上市公司为样本,研究国有终极控股的股权安排与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在控制性股权结构(C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抑制其掏空行为;在控制性少数股权结构(CMS)中,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对控制权私利行为的影响会因国有终极控股股东攫取控制权私利的方式而产生差异。当采取掏空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不一定会影响国有控股股东对上市公司的利益侵占行为;当采取援助行为时,国有控股股东现金流权的减少会加剧国有控股股东的援助行为。研究结论对国有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中的股权安排和公司治理具有借鉴意义。

终极所有权结构影响了财务重述吗?——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选取2009—2015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考察不同终极所有权特征是否影响了上市公司的财务重述。研究结果发现:较高的现金流量权能够显著抑制财务重述,现金流权与控制权的分离、终极控制股东的国有属性对财务重述行为具有正向的影响。通过终极所有权结构的合理调整,可以提高公司治理质量,有效遏制财务重述行为。

家族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关系研究——基于股权分置改革后的分析

股权结构如何影响公司价值是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话题。本文以在2006年底前完成股权分置改革的173家家族上市公司为样本,从终极产权的角度研究了终极股权结构与公司价值的关系。结果发现:股权分置改革完成后,家族上市公司的现金流权和控制权均对公司价值具有较强的激励效应,而现金流权与控制权两权分离对公司价值有微弱的抑制效应。作为股权分置改革代理变量的流通股比例有助于提升公司价值。

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财务重述:基于媒介环境视角

本文选取2013～2015年在深沪两地挂牌交易的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Logistic回归法实证检验终极所有权结构对财务重述的影响;运用层次回归分析法实证检验媒介环境对终极所有权结构与财务重述关系的调节效应。研究发现:较高的现金流权或较低的终极控制权均可有效降低财务重述的可能性;终极控股股东两权分离度越大,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越大;终极控股股东为国有属性的上市公司财务重述的可能性要显著低于非国有属性;媒介环境能反向调节终极控制权、两权分离度与财务重述的关系,但对终极现金流、终极控股股东性质与财务重述的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基于终极所有权结构的现金股利政策研究述评

本文通过对国内外终极所有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研究文献的梳理,从终极所有权结构质与量两个角度归纳了国内外终极所有权结构与现金股利政策关系研究的特点,探讨了今后该领域研究的趋势和方向。

终极股权结构、分析师跟进与股价同步性实证研究

从终极股权结构的角度出发,本文研究金字塔控股结构对资本市场信息传播效率的影响。以2005-2012年度的沪深A股上市公司为样本,本文讨论公司终极股权特征对分析师挖掘公司层面信息能力的影响。我们发现,对于具有金字塔股权结构的公司来说,分析师跟进与股价同步性的正相关关系要高于具有非金字塔股权结构的上市公司,说明我们证券分析师难以获取具有复杂股权结构公司的特质信息。

《终极所有权结构、制度环境与公司债券契约条款》书评

近年来政府相关部门积极发展公司债、企业债等债务融资工具。2007年8月证监会颁布的《公司债券发行试点办法》标志着中国公司债发行工作的正式启动。债券市场的蓬勃发展意味着债券契约条款的合理设计日益重要。因此,如何设计一个合理、规范的债券契约是中国债券市场健康发展道路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基于我国政府终极控股上市公司经验数据的分析

以我国A股2004—2011年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采用CAPM、Gordon、OJ和ES模型估算其平均股权资本成本,检验国有企业集团控股政府层级、终极股权结构长度和宽度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分析表明:中央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低于地方政府终极控股的上市公司,终极股权结构长度与股权资本成本显著负相关,而终极股权结构宽度与股权资本成本不存在显著相关性。因此,相对于延长控制链条长度(控制层级),政府通过增加链条数(控制渠道)控制上市公司更加有利;政府应减少对上市公司的干预,同时也不能让终极股权结构长度无限延长。

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与股权资本成本

采用527家非金融类上市公司截面数据,运用普通最小二乘估计法实证检验终极股权结构、法律制度与股权资本成本的关系,以及法律制度和终极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交互作用。研究表明:(1)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比非国有控股的上市公司具有更低的股权资本成本;(2)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负相关关系;(3)终极控股股东的控制权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4)终极控股股东的现金流量权和控制权的分离度与公司股权资本成本呈正相关关系;(5)法律制度越完善的地区,对投资者保护水平越高,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越低;(6)完善的法律制度会减弱终极股权结构对股权资本成本的影响。

终极所有权结构、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审计质量

本文以2009-2014年沪深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了终极所有权结构、投资者法律与审计质量三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与审理质量具有显著负相关关系;现金流量权与审计质量之间具有显著正相关关系;不同的终极控制股东性质带来不同的审计质量,相较于国有公司,当终极控制股东为非国有公司时,其审计质量较低;投资者法律保护与审计质量之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当投资者法律保护的程度越高,审理质量也越高;终极控制股东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分离度、投资者法律保护的交互项与审计质量之间表现为显著正相关关系,增强对投资者的法律保护能够削弱两权的分离与审计质量的负相关。

代理理论视域下终极股权结构对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

代理问题是当前中国上市公司存在的普遍问题,严重影响了企业绩效,尽管已有研究重点分析了代理问题下股权结构和企业绩效的关系,但采用的都是直接股权结构,分析结构不够精确。立足公司治理中的经典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逐渐取得主流地位的终极股权结构理论,基于中国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采用多元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代理问题下终极股权结构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上市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对企业风险承担的影响

新经济常态下,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已成为家族企业发展的重中之重。在此背景下,探讨家族企业终极所有权结构、薪酬激励与企业风险承担之间的关系,对于完善企业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如何更好的发挥社会情感财富的功能起着重要指导作用。本文将风险承担决策的研究由第一类代理问题推进到第二类代理问题,有助于揭示在集金字塔控制方式下家族企业风险承担行为的深层次规律,丰富企业风险承担研究的相关文献;另一方面,能够进一步丰富终极所有权结构安排和薪酬激励影响企业风险承担的具体路径与方式,有助于具体深入地考察其影响动机、机理与后果,而且将进一步增强研究成果的实际指导意义和价值,为我国企业和政府相关决策与政策制定提供更为坚实的理论依据。

终极所有权结构差异、两权分离程度与自主创新

本文以终极控制人的所有权结构差异为切入点,考察了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的配置结构与分离程度对企业自主创新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1)终极控制人的控制权与现金流量权配置结构在一定范围内会激励企业的自主创新,超出这一范围则会对自主创新产生抑制效应;(2)两权分离程度对企业自主创新有显著的侵占效应,这种侵占效应会明显扭曲创新效率,当两权分离超过一定程度时,侵占效应导致自主创新呈现负效率;(3)采用Cobb Douglas生产函数推估的专利权价值作为自主创新的变量,检验结果仍然稳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