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公共政策终结理论研究综述

公共政策终结作为公共政策过程中的重要步骤,是政策周期运行中必不可少的一环,对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有着重要影响,关系国家长治久安。本文依次回顾了国外公共政策终结研究的概念、缘起与发展过程,并对国外的研究进行了阶段性划分,将国外政策终结研究分为四个阶段,认为政策终结研究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后在70年代和90年代分别迎来两次发展高潮,并在21世纪初开始阶段性总结与创新,最后总结了对我国政策终结研究的启示。

公共政策终结的可行性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过程本是一个由政策制定、政策执行、政策评估和政策终结等环节构成的完整周期,但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影响而难以终结,这就导致了资源的巨大浪费和过低的政策绩效。而解决这一问题,除了需要研究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外,更要研究促使公共政策终结的可行性因素。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的研究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研究公共政策终结的可行性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

公共政策终结的影响因素分析

公共政策终结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典型事件会触发公共政策的突然终结,政策评估有利于促使公共政策的正常终结,政策环境变化将导致公共政策的提前终结,公共舆论氛围往往推进公共政策的加速终结,政治领导者的领导力促成公共政策的顺利终结。

从公共政策运动到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

在20世纪的公共行政学的发展中,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是一个新阶段开始的标志,它不仅让公共政策研究成为一门科学而得到认同,而且推动了社会治理过程去注重公共政策工具的运用。但是,在60年代的公共政策运动中,关于公共政策终结的问题很少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到了70年代中期,由于现实中的政策冲突问题迅速的恶化,从而提出了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研究的渴求。公共政策终结的研究,既是公共政策过程完整性的体现,也是社会治理行动科学化的要求。在中国当下社会治理的现实中,公共政策冲突的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突出,因而,公共政策终结问题的研究也尤显重要。

政策终结的可行性探究──求解公共政策“有始无终”难题

公共政策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个“有始无终”的难题,即公共政策一旦制定出来,在完成了其目标或使命后却迟迟得不到终结,原因在于现实中的政策终结面对很大阻力,受到诸多障碍因素的制约。然而,它所导致的资源巨大浪费、政府低效和机构膨胀等负面作用是不可低估的。因此,促使那些过时的、无效的公共政策得以终结应摆上当前各级政府的议事日程。在这种背景下,从分析公共政策“有始无终”难题入手,研究公共政策终结之可行性就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

政策终结:政策过程中的重要环节

与传统社会中主要通过行政行为进行社会治理相比,公共政策在解决社会问题、降低社会成本、调节社会运行等方面都显示出了巨大的优势。但是,如果一项政策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而又继续被保留下来了,就可能会发挥极其消极的作用。因此,及时、有效地终结一项或一系列错误的或没有价值的公共政策,有利于促进公共政策的更新与发展、推进公共政策的周期性循环、缓解和解决公共政策的矛盾和冲突,从而实现优化和调整公共政策系统的目标。

多源流理论视阈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策略探讨——基于食品质量免检政策终结的分析

在公共政策领域长期存在着一个终结的难题,人们更多的关注公共政策的制定,对政策的终结却缺乏热情。然而现实的公共政策实践中,大量过时的、多余的、无效的政策已发挥不了作用,却耗费着政策资源,必须对其进行终结以节省资源、优化政策和提高政策绩效。政策终结需要多方力量的推动,文章以多源流理论为视角,以食品质量免检政策为例来分析公共政策的终结中政策之窗开启的契机,问题源流、政策源流和政治源流的正耦合,并探究基于多源流理论的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策略。

反思中国公共政策终结:缘由、现状与出路

转型期的社会变迁挑战着政策的科学性、合法性、公共性,通过政策终结废止那些科学性、合法性、公共性缺失的政策顺理成章。然而,政策终结现状堪忧,面临一系列困境,如对概念内涵的误读、政策供给拥堵与短缺并存、规范性标准薄弱等。注入公共行政精神,矫正理念误差;盘活公共政策资源,优化政策集群;完善政策终结机制,克服技术障碍,是适时推进政策终结的策略选择。

从服务行政的角度看我国公共政策终结

建设服务型政府已成为各级政府改革的目标。在服务行政理念的指导下开展公共政策终结工作具有巨大的进步意义。由于现阶段我国特定的决策制定方式,政策终结法制建设滞后,政策终结过程中忽视对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补偿等原因,导致政策终结工作存在诸多问题。为贯彻服务行政的理念,可从树立服务行政理念、扩大社会参与、加大政策终结利益补偿力度等角度来推进公共政策终结工作的开展。

论公共政策终结的启动原因

当前,人类正在进入一个复杂性和不确定性迅速增长的历史时期,政策终结将是政策过程中一种常态,无论是环境的变化还是政策本身属性的改变,都有可能导致政策终结。探究政策终结的原因,必须置于在一定的政策环境中,考量或掌握政策本质,才能找到政策终结的规律。就政策环境而言,社会情势的变化牵制着政策资源和支持,执政者的更替赋予政策终结的正当性,政策学习的效应促使政策趋同化,意识形态的变化强化了新的政策理念的诉求,焦点事件暴露政策的缺点或瑕疵。就政策本身属性而言,政策问题的重构改变政策因果关系,政策偏好扭转了政策方案的优先顺序,政策成本的考量促成政策的新陈代谢,政策工具则提供更多的选择机会。

日本为何难弃核?——基于政策终结理论的分析

福岛核事故后,民主党(现为"民进党")提出放弃核电,从激进到渐进,态度暧昧。自民党上台后则出现了政策逆转,明确把核电作为基荷电源,重启核电站。政党庇护、利益绑架、监管虚设与核武野心等四个方面的原因,导致日本根本不可能放弃核电。就核电的未来,日本国内出现了拥核和弃核的政策联盟。拥核联盟主要由长期执政同时又是日本核电创始者的自民党、力量强大且与政治家和官僚勾结的经团联等工商业团体、电力公司、核电站所在的地方社区、"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的经济产业省等监管部门构成。弃核联盟主要由执政根基不牢的民主党和力量较弱的市民团体、工会、知识分子和新能源界构成。双方都基于各自立场进行了政策论证。弃核联盟影响力相对薄弱、意见分散,难以有效组织,虽然能对政府决策形成一定的压力,却无法与拥核联盟抗衡。日本一直打着核电开发和和平利用的外衣,研究核技术,积累核燃料,研发核武之心不死。

政策终结的深层阻滞因素——组织利益因素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不论是政策功能的完成还是组织机构的结束抑或是政策的法律化,都会导致政策的终结。但在实际的操作中,一项政策的终结却存在诸多阻滞因素。其中有主观的因素也有客观的因素,但深层次的阻滞因素是组织的利益。任何政策都有时间性，即政策周期。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是政策决策者通过对政策进行慎重的评估后，

农村地区“中小学代课教师”政策终结的障碍因素分析与思考

国家教育主管部门"清退"代课教师的工作是一个特殊的教育政策终结过程,近年来"清退"政策在实施中遭遇了较大的阻力。代课教师群体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等利益相关者、舆论媒体对代课教师的广泛"同情"以及政策实施的较大代价等共同构成了"清退"政策执行的主要障碍性因素。反思正在进行的"代课教师清退"工作,政策终结的过程还需强化与地方教育主管部门紧密配合,需要制定细致、合理而又具备可操作性的行政措施方案,在政策执行中还应尽量避免"一刀切"式的方式,更要逐步消除代课教师存在的根源,防止新的代课教师出现。

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政策快速终结的启示——基于政策行动者视角的案例研究

地方政策创新是我国公共行政领域的鲜明特征。国内既有研究多关注地方政策创新经验总结和政策出台,相对忽视地方政策创新终结。本文运用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论和概念分析案例—重庆市医疗服务价格政策创新快速终结的原因。研究发现,政策制定过程中相对封闭的政策网络、政策执行过程中部分政策目标群体的抗争性策略、公众议程与媒体议程的互激等是政策创新迅速终结的主要原因。本研究有助于理解地方政策创新"昙花一现"这类非常态政策终结的逻辑机理,为提升我国卫生决策与改革的质量提供参考。

规制均衡视角下中国食品免检政策终结探析

本文通过对食品免检政策产生的背景、目标及内容的回顾,从规制均衡的视角,探析中国食品免检政策从政策产生到政策终结的整个政策过程中产生的问题,并运用规制政策均衡的分析框架来寻找问题产生的根源。

公共政策终结的执行策略

政策终结无论是在人类的心理认知上,还是在具体的运行过程中,均存在着诸多问题或障碍,而不愿采取具体的行动。但是,政策却有其不得不终结的理由,政策终结是政策发展过程一般规律的结果,也是政策运行过程中不可避免的情形,因而,必须积极面对政策终结,从政策发展的整体系统和宏观视野进行思考,发展和构建终结执行的策略,终结已经不堪重负的政策。

公共政策终结的障碍及其原因——以驻京办撤销为例

公共政策终结是政策过程的最后一个环节,在政策过程中占有重要地位。政策终结有利于改进政策系统,提高政策效率。但是政策终结障碍重重:非理性因素引发政策终结的心理障碍,信息不对称产生政策终结的认知障碍,机构的持久性形成政策终结的组织障碍,资源配置的不合理导致政策终结的利益障碍。

和谐社会视野下政策终结的利益协调机制分析

深入研究公共政策过程中的利益关系是研究公共政策的钥匙。文章立足于利益协调是和谐社会背景下政策终结的新取向,具体分析政策终结与利益的关联性,提出通过建立健全利益引导机制、利益表达机制、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机制、利益整合机制以及利益补偿机制等途径来构建政策终结的利益协调机制。

公共政策终结概念再探讨

政策终结至今仍是一个被忽视的研究领域,要对其作出一个清晰的、可操作性的定义非常困难。梳理现有的政策终结概念可知,现有概念难以解释政策终结与政策调整的区别、终结与非终结的区别及政策终结发生的依据存在模糊性。要克服政策终结概念中存在的问题,有必要设立专门的、法定的政策终结者,终结对象应关注政策本身及其运行,并把政策终结视为一个管理公共政策的工具。

政策终结中的利益输入:以合作型输入替代系统内输入

政策终结不仅是技术性问题,更多的是一个政治问题,是参与者在竞争与互动中走向相对平衡的过程。受诸因素影响,我国政策终结活动的利益输入过程很大程度上由政治精英主导,即系统内部输入。非官方行动主体难以通过程序化、制度化的途径输入自身利益。随着主体利益多元化以及网络化的兴起,我们主张用合作型输入模式予以替代,旧政策的走向将由每个参与到合作行为中的主体共同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