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看待西方艺术终结论和中国艺术的必然发展

中国艺术讲究内在美有西方学者断定:西方的艺术要终结了。西方艺术力主形式美,形式是有限的,孙悟空七十二变,然后也就不能变了。所以强调要形式美,形式变完了,也就要终结了。中国艺术讲究内在美,内在是无限的、永久的。元代赵孟頫说:“盖结字因时相传(形式),用笔千古不易。”南朝梁书论家庾肩吾说:“隶既发源秦史,草乃激流齐相,跨七代而弥坚,将千载而无革。”“千古”“千载”都是永久的意思,而且千载之后,形式也不必变革。但内在要有变化。

算法时代的艺术图式及其审美危机——兼及“艺术终结论”的算法回响

作为人工智能的底层逻辑,算法对艺术场域的介入是这一技术形态进驻人类社会的深层表征。就文本生产而言,基于大语言模型的“AI生成”不仅证实了艺术场域算法实践的加速迭代,其愈发抵近人类艺术的文本形态也佐证了基于算法的情感建模乃至艺术创造力的实现或为可能。就艺术传播与接受而言,算法推荐的量身定制营造了艺术接受的“趣味化”导向,推动了基于同一审美旨趣的虚拟社群的构建,在改写艺术价值评判规则的同时也重构了艺术场域的权力布局。艺术场域的算法介入改变了人类艺术实践的关系图谱,其衍生的审美危机使得“艺术终结论”的算法重启可能更具现实立场。

“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唯物史观意蕴——兼论“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主张以史为鉴、顺应历史,倡导和平发展,推动全人类的共同进步。面对20世纪末甚嚣尘上的“历史终结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准确把握现实的历史规律和历史大势,在唯物史观基础上展开了强有力的驳斥,消解了这种抽象的历史观。应当说,“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的观点体现了在唯物史观指引下扬弃与超越资本文明,坚定走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的要求。历史并非如“历史终结论”所言已经“终结”,而是处在进步发展的过程中。为此,我们要紧跟历史前进的潮流,走以全人类自由全面发展为旨归的和平发展道路,构建“合作共赢”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艺术本质追问下的“艺术终结论”再思考

黑格尔美学思想重要命题之一的“艺术终结论”诞生于19世纪初,引发了后世学者的广泛讨论且存在颇多争议。将“终结”一词置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中进行分析,可知黑格尔并没有否定艺术的价值,“艺术终结”也并非意味着艺术的消亡或被取代,而是指艺术功能和地位的变化。艺术作为人类沟通心灵、交流情感的载体,其本质在于人类情感的创造性表达,具备无限开放的意义生成和永无止境的发展空间。“艺术终结论”诞生以降的艺术实践证明,艺术伴随人类的精神需求而变化演进,不断涌现的多元化新兴艺术形式实现着对艺术本身规定性的解构,其所引发的每一次对艺术本质的追问都为探索艺术与真理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

“历史终结论”的终结之路——三十年的批判与展望

自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学术界的批判之声不绝如缕,形成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文献。梳理这些文献,发现对福山“历史终结论”的批判主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维度展开。理论层面的批判多集中于“历史终结论”的立论前提、论证过程、最终结论,进而指出其内在困境;实践层面的批判主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现实、资本主义现状、福山本人思想变化等方面证伪其理论。回顾“历史终结论”的批判图景,有助于洞悉福山作出该结论的实质,透视其理论观点的真实面目,领悟占领舆论制高点和国际话语权的时代价值,阐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世界意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注入更多战略定力,为人类实现现代化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福山“历史终结论”建构逻辑批判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将自由民主制视为人类政治制度的最后形式。福山将承认意识视为人性的核心内容,主张普遍承认是历史的发展方向。然而,这种人性观与历史观完全脱离生活实践,不具有任何现实性。他认为自由民主制实现了承认的普遍化,构成“历史的终结”,但在界定“历史的终结”及“自由民主制”的概念时,混淆了自由民主理念与自由民主模式的区别。他将西方民主模式视为社会发展的普遍模式,且以此评判其他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福山无视政治制度形成的特殊性和历史性,将政治发展视为西方式民主的推广,“历史终结论”不过是以普遍模式呈现的“西方中心论”。

从中国式现代化看“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弗朗西斯·福山提出所谓“历史终结论”,认为人类历史将终结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后发国家只有效仿西方国家才能实现现代化。从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与实践出发,剖析“历史终结论”的发生根源和理论缺陷,阐明中国式现代化对人类历史进步特别是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促进作用,厘清中国式现代化终结“历史终结论”的必然逻辑,对于批驳以“历史终结论”为代表的错误理论,展示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价值、理论贡献和世界意义,坚定“四个自信”具有重要意义。

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视角下艺术与生活的关系

“艺术终结论”是美国学者阿瑟·丹托提出的艺术观念。在艺术终结之后,二十世纪这个时代背景下,艺术获得了极大自由,拥有了前所未有的创造力,区别于传统艺术形式的艺术样式频频出现。在“艺术终结论”的视角下,艺术与生活的界限逐渐消融,艺术自由并非虚无缥缈,通过一系列艺术作品及艺术观念,认识到艺术自由终归于生活。

美国的政治衰败与“历史的终结”——福山“历史终结论”思想研究

政治衰败指的是一种政治制度与社会发展不相适应的状态。福山将自由民主制理解为国家、法治和民主负责制在稳定平衡中的结合,然而,法院和政党治国及否决制意味着美国的制度均衡已呈现功能失调。认知僵化与国家被利益群体控制是政治衰败的根源,由此导致的政府质量衰败是美国政治衰败的实质所在。应对美国政治衰败需要提高政府质量,其关键在于提升官僚自主性。政治衰败被福山视为政治发展的一种方式,可能发生在任何政体中。主张美国政治衰败并不意味着福山放弃了自由民主制是“历史的终结”。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中国式现代化对“历史终结论”的终结

自福山提出“历史终结论”以来,他始终视自由民主制为现代化唯一合理样态。马克思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入手揭示社会发展规律,试图在批判中找到超越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其中便蕴含着对历史终结思想的驳斥。中国式现代化以马克思现代化理论为指导,遵循生产力生产关系辩证运动规律,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超越了西方资本逻辑主导的自由市场经济。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全过程人民民主超越了西方民主政治体制。中国式现代化开辟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从实践层面证明了历史不会终结于自由民主制,历史终结论将走向终结。

后历史艺术的哲学转向——对阿瑟·丹托“艺术终结论”批判的再思考

从黑格尔“艺术解体”的宣判理路出发,美国艺术哲学家阿瑟·丹托在1984年重提该命题,即“艺术终结论”,或为艺术史上的“二次终结论”。从二者的阐释范围与本质属性作差异化研究:黑格尔就历史整体立论,而阿瑟·丹托则更倾向于具象艺术反思中所形成的纯粹艺术史叙事,是对黑格尔艺术终结论预言进行的后历史艺术的哲学性重构。在阿瑟·丹托的阐释当中,“艺术终结”实际上是背离了表层语词学的艺术之实体消亡的意指,他意在宣告艺术宏大叙事的终结,沿着汉斯·贝尔廷对艺术史是否终结所作出的探讨路径,提出第三种叙事模式的发展思路,即后历史艺术叙事模式。由此,后现代艺术在此叙事模式下完成后历史艺术的哲学转向,即本体论语境中的二元模型重建。

在自我否定中复活自身的艺术作品——阿多诺对艺术终结论的回应

在阿多诺看来,黑格尔所预言的艺术终结是正确的,但是现代艺术在终结中复活了。这表现在艺术作品要通过创造达到非创造的东西,即达到真理的内容。当艺术作品把握真理内容的时候,它必定是以幻相的形式出现,但是现代艺术又试图在幻相中提供非幻相的东西,它在绝望中提供希望。艺术作品包含了自杀的倾向,艺术作品通过自身的死亡来拯救它自身,它以融入社会的方式来反抗社会。艺术作品包含了基督教中的复活观念,而又不同于这种复活观念。它必然会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出现,但是却渴望真理。

从黑方块到白方块:马列维奇的至上主义进化思想与艺术终结论

在纯抽象艺术奠基之作《黑方块》诞生后,马列维奇试图继续巩固和发展至上主义的内涵,以“形式归零”为核心原则,展开对色彩的形而上学思考。在1915—1920年的理论写作和创作实践中,马列维奇萌生了“至上主义三阶段”(黑—红—白)的艺术进化理念,并为其赋予了相应的动机(简约—革命—纯粹行动),将蕴含普世乌托邦思想的“白上白”视为达到黑格尔进化史观中理念融入纯粹统一形式并自在自为的最终阶段,即马列维奇所谓的“地球之上统一的世界建筑体系”的艺术“后历史”时代。而结合丹托的艺术终结论来看,虽然绘画在形式和色彩双双“归零”的“白上白”这里走向了一种叙事意义上的终结,艺术的理念阐释转化成了哲学的理念阐释,但抽象艺术在“艺术界”的理论氛围中得以进入多元化的时代,抽象艺术的“空”依然能够不断孕育或生成新的内涵、新的创意。至上主义语境下的艺术终结论强调艺术在审美和社会价值双重意义上的“解放”,与俄罗斯白银时代美学思想有着密切的关联。

见证与反思:希利斯•米勒之“文学终结论”在中国

2000年7月,希利斯•米勒在他在中国的主旨发言中,以雅克•德里达的话为引子,探讨了文学研究在大学全球化和新的电信王国中能否生存下来的问题。这一发言在中国学界引起了极大震动,许多学者纷纷撰文回应他的观点。作为米勒在中国发言的译者和见证者,我也一直在关注和思考这个问题。究其实,这场论争所揭示的乃是中国学者在世纪之交,面对全球化和文化研究的大规模入侵,所产生的潜在的对文学和文学研究前景的焦虑。本文回顾了这场论争的背景和一些细节,并对此提出了一些个人的反思。

“意识形态终结论”的衍变、实质与悖谬

“意识形态终结论”作为资产阶级的理论论调,其终结直指马克思主义,是一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意识形态终结论”及其变种极具迷惑性,对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造成不利影响。为此,须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正确认识“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实质及其悖谬。“意识形态终结论”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是历史唯心主义的幻想。

“历史终结论”逻辑预设的哲学批判

“历史终结论”在价值预设上追求“普世价值”和在历史预设上追求历史普遍性,以证明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是合乎情理的。“历史终结论 ”并没有从实际中寻找真实,客观描述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价值追求,而是将人抽象化、理想化,不把人放在经济生活领域中去思考,从虚假中寻找真实。福山的“历史终结论 ”背后折射出的是美国的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冷战思维,这与当今社会多元文化思潮相违背。在全球局势动荡不安、世界和平发展受到挑战的背景下,重新思考“历史终结论”的逻辑预设有着极强的现实意义。

关于互联网时代“摄影终结论”的辩证

随着现代科学的进步和摄影技术的快速发展,摄影作为艺术表现形式已被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渗透到社会生活、精神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与摄影活动密切相关的各种文化和社会现象随处可见。本文旨在从历史角度出发,深入剖析互联网时代“摄影终结论”的辩证问题,探讨互联网对摄影艺术的影响及发展趋势。随着互联网的高速发展和数字化技术的普及,摄影行业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一方面,图片的泛滥、自动化技术的普及以及摄影商业模式的改变,使得摄影艺术的价值和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互联网为摄影带来了新的创新机会和发展空间,摄影艺术在多元化发展、跨界融合等方面呈现出新的生命力。本文通过对“摄影终结论”的辩证分析,旨在探讨数字时代摄影的多元化发展趋势,数字技术并没有导致摄影的消亡,而是加速了“客观再现不是摄影的唯一基本要素”的实现,揭示摄影在互联网时代的发展前景和挑战,为摄影行业的未来发展提供有益的启示和建议。

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对大学生的不良影响

1893年恩格斯首次提出有关"意识形态的终结"问题。此后,关于该问题的辩论一直持续到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展开了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大辩论。20世纪80年代以来,历史终结论和文明冲突论又一次引发了关于意识形态终结的辩论。在高校,由于受到西方意识形态终结论的影响,在学生群体中出现了主流意识形态的淡化、意识形态的进一步多元化和西化等现象。有鉴于此,高校应当营造浓厚的主流意识形态氛围,发挥教师的课内外引导作用和重视辅导员的人生导师作用。

“死亡”迷雾、现代性危机与批判精神——读吴子林编著《艺术终结论》

置身于全球文化工业的情境中,艺术如何担当起将沉沦的个体从物化的文化氛围中解放出来的重任,这是我们以及这个时代不得不面对的难题。正如尼采所言,＂没有一个时代,人们对艺术谈论得如此之多,而尊重得如此之少。＂〔1〕当我们通过吴子林选编的这本《艺术终结论》,再次集中审视黑格尔、阿瑟.C.丹托等人的＂艺术终结论＂或是J.希利斯.米勒的＂文学终结论＂的时候,

现代艺术史体制之完成——对贝尔廷与格罗伊斯关于艺术史与博物馆“终结论”命题的再考察

本文是对于这一"现代艺术史体制"在当代是否"终结"问题的讨论。笔者发现,当代艺术和艺术史理论中最重要的话题——Arthur C.Danto的"艺术终结论"、Hans Belting的"艺术史终结论"和Douglas Crimp、Boris Groys等人关于"博物馆终结"问题的讨论,仍然是在瓦萨里规定的"艺术世界"三元格局内展开;而且,当代关于"当代艺术"、"后历史艺术"或"后现代艺术"的新叙事,仍然没有超出瓦萨里所开创的"三个时代"的叙事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