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终身刑替代死刑制度研究

日本终身刑导入指的是以死刑废除为前提,设置不可假释的无期刑作为最高刑代替死刑以推动死刑废除。目前日本死刑与执行10年可假释的终身刑之间存在“鸿沟”致使无期刑呈现终身刑化趋势,一方面为了改进这一刑罚失衡问题,另一方面在死刑废止的背景下,终身刑替代死刑成为最高刑也成为死刑废止的重要课题。《创立重无期刑及设立死刑制度调查会等相关法律案》及《创立重无期刑、判处死刑判决特例等法律案·概要》两部法案确定了终身刑的定义、适用条件及法条修正,虽然最终未正式通过国会支持,但日本终身刑的理论前提探究与司法实际仍为我国提供了一定域外经验。

死刑的废止不需要终身刑替代

终身刑与无期徒刑并非等同概念;终身刑是侵害人格尊严、比死刑更为残酷的惩罚方法,不应成为死刑的替代刑;死刑的削减与废止不依赖于终身刑的设置;终身刑未具备刑罚的正当化根据,无助于刑罚体系的完善,没能顺应刑罚的发展趋势,不符合行刑的合理目标,因而不应成为一种刑罚措施;当前,我国应当在削减与废止死刑立即执行的同时,合理运用现行刑法规定的死缓与无期徒刑。

论《刑法修正案(九)》“终身监禁”的性质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以立法的形式增设了"终身监禁",堪称刑法史上的一大突破。修正案中"终身监禁"不同于终身监禁刑,因此,"终身监禁"性质的界定是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评析"刑种说"和"措施说"等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寻求"终身监禁"性质的确立依据,从而对"终身监禁"的性质予以界定:"终身监禁"既不是刑种,也不是刑罚执行制度,而仅仅是死缓改无期徒刑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措施。

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重贪犯终身监禁刑,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亦是国家刑罚权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根本性剥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宪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比例原则被视为公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基于此,文章认为对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可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从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则逐层对其予以合宪性评价,充分发挥宪法原理对刑法的基础性调控,从而促进宪法与刑法的知识体系对话,有助于构建有效互动、循环诠释的整体法秩序。

德国终身自由刑的历史、根据与适用

德国终身自由刑在刑罚体系中占据重要位置,它发展到今天与刑罚人道化息息相关。死刑的废除并非它成立的自然依据,它的正当化恰在于它可以满足不同的刑罚目的要求。立法者对它的构造也经过宪法法院周密的审查,从而让其合宪性不再产生争议。它今天所具有的假释规定,是合宪性争论为刑法完善带来的一个附随后果,是对“人的尊严不可侵犯”的宪法要求的严格落实。假释条件之一“特别严重的罪责不要求继续执行”,创造性地让罪责程度在绝对刑的执行上得到了考虑与反映。假释后的考验内容和附随条件的设定,充分考虑了犯罪人个体情况,具有一定的精准性。

质疑与反思: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的设置与死刑废除的关系探析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对之亦不宜扩大适用,更不应成为我国死刑废除的替代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刑发挥其威慑力是以摧残人性的方式实现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所享有的平等人权的保护,即便是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后,也不应采取带有鲜明泯灭人性、摧残人权特征的刑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已经包含了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期限较长的自由刑,其处罚足以达到抗制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强度。因此,设置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并非替代死刑的良方,对之应审慎适用。

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研究

《刑法修正案(九)》首次规定终身监禁,体现中国强势反腐的刑事政策。关于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问题学界存在较大争议,有特殊执行措施说、特别死缓说、中间刑罚说和死刑替代措施说。终身监禁的法律定位不能简单一概而论,应当与我国限制、废止死刑的进程相联系,与刑法规定的死缓制度以及无期徒刑相协调。现阶段,终身监禁不是独立刑种,是针对特定罪名适用的特殊刑罚措施;长远来看,终身监禁可扩大化适用:对于经济性非暴力犯罪而言,终身监禁可作为死刑替代措施,以彻底废除此类犯罪死刑的适用;对于暴力犯罪而言,终身监禁应当视为特殊的死刑执行制度,其严重性介于死刑立即执行与死刑缓期执行之间。

韩国死刑制度的回顾与展望

韩国现行刑法中共有89个条文以法定刑的形式规定死刑。自从1997年12月对23名死刑犯执行死刑之后,尽管几乎每年仍然有人被判处死刑,但直到今天,韩国将近10年间没有实际执行过一例死刑。韩国国内就死刑存废问题有着激烈的争论,其中官方的宪法裁判所、大法院、法务部以及学界与国民中的部分人仍主张保留死刑制度,但废止死刑的动议在韩国也正在积极酝酿之中。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前应该考虑将能够把犯罪人与社会永久隔离起来的绝对终身刑作为替代刑罚,以绝对终身刑代替死刑制度是一个可行的方案。

试析中国死刑替代措施——以学说争论与批判为视角

死刑替代措施是指在立法上替代具体犯罪法定刑中的死刑的刑罚措施。本文试从学说争论与批判为视角,通过对死刑替代措施的定义之争、内容之争的分析,对相对无期徒刑替代说、无期徒刑长期自由刑替代说、死缓替代说、多元采用说等进行逐一的批驳。无期徒刑绝不等同于终身刑,应当在不久将来立法上逐步废止死刑的语境下讨论死刑替代措施,不必设置终身刑,也不必提高有期徒刑的最高期限,应当维持我国现行刑法关于有期徒刑与无期徒刑的规定。

论我国终身监禁制度之造与用

自2015年我国《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终身监禁之后,学界一直争论不休。一派学者认为终身刑的设立不利于犯罪人的改造,且死刑也不需要替代;而另一派学者则认为终身监禁终将逐渐取代死刑成为我国的最高刑罚。本文就此问题,以学界争论为学理,以西方制度为照镜,探究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产生与适用,并站在逐步去死刑化的视角之下,对我国终身监禁制度的未来发展方向做出探析。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十八大以后我国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惩治贪腐。在法律规制上的表现就是《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严密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进行完善,更正了贪贿犯罪的从宽处罚原则,对贪贿犯罪的具体刑罚也进行了修正。紧接其后,两高作出《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最新规定进行最为详细的解释。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我国管控和惩治贪贿犯罪的法律体系。

终身监禁司法适用论要——以终身监禁第一案“白恩培案”为视角

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其适用应当以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为前提。在终身监禁的性质考量层面,应当划清"终身监禁"与"终身监禁刑"的界限。对于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贪污受贿犯罪,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刑,则应当以修改后的新法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缓的则适用旧法。在贪污受贿犯罪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情形下,应当将其他罪作为终身监禁的裁判依据。在终身监禁判决作出后,交付执行前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思考

反腐斗争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关系的利器。党十八大以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针对官员腐败出台了系列有力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规制。其中针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以立法的形式增设了“终身监禁”,是对上述人员被判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的一种刑罚执行措施。修正案中将终身监禁制度适用对象规定为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在依法被判处死缓的同时可以决定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将终身监禁改造为实际执行期限更长的无期徒刑。有学者提出终身监禁是反腐重器,但新规的设立与运用在取得社会呼声的同时也引起学界争议。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是否应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目前社会各方主体暂未达成共识。本文笔者将从终身监禁的适用为切入点,对终身监禁予以评价,分析刑法基本原理的调控功能及边界,为建设良性互促、循环诠释的整体法秩序尽绵薄努力。

论我国终身自由刑制度的改革

我国的终身自由刑即无期徒刑与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和有期徒刑之间存在冲突，这些冲突妨碍了刑种之间的衔接和刑罚功能的有效发挥。在改革我国现行的终身刑制度时，应当设置两套不同的相对终身刑制度，但不应当引入不可假释的绝对终身刑制度。

死刑废除与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

废除部分死刑罪名意味着中国朝着刑罚文明迈进了一步,但如果对死刑废除后的刑罚制度改革缺乏配套建构,又可能使之出现倒退从而带来更高的犯罪风险。结合中国目前的刑罚结构,死刑废除后应该对其他刑罚进行同步改革:增设终身监禁刑,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扩大财产刑适用范围,完善资格刑。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刑罚制度改革,死刑在中国还是暂时不废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