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以比例原则为分析视角

《刑法修正案(九)》增设重贪犯终身监禁刑,是刑事政策指导刑事立法的具体表现,亦是国家刑罚权对犯罪人人身自由的根本性剥夺。国家公权力对公民基本权利的限制是宪法学的重要研究课题,以约束公权力为目标的比例原则被视为公法领域的"帝王条款"。基于此,文章认为对终身监禁刑的宪法学反思可借助比例原则进行严格审查,从适当性、必要性、比例性原则逐层对其予以合宪性评价,充分发挥宪法原理对刑法的基础性调控,从而促进宪法与刑法的知识体系对话,有助于构建有效互动、循环诠释的整体法秩序。

质疑与反思: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的设置与死刑废除的关系探析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首次确立的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制度具有相当程度的威慑力,对之亦不宜扩大适用,更不应成为我国死刑废除的替代刑罚。这是因为:一方面,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刑发挥其威慑力是以摧残人性的方式实现的。基于对人性的尊重,对人类所享有的平等人权的保护,即便是在废除死刑制度之后,也不应采取带有鲜明泯灭人性、摧残人权特征的刑罚。另一方面,我国现行刑罚结构已经包含了剥夺犯罪人人身自由期限较长的自由刑,其处罚足以达到抗制犯罪人重新犯罪的强度。因此,设置不得减刑、假释的终身监禁刑并非替代死刑的良方,对之应审慎适用。

论《刑法修正案(九)》“终身监禁”的性质

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以立法的形式增设了"终身监禁",堪称刑法史上的一大突破。修正案中"终身监禁"不同于终身监禁刑,因此,"终身监禁"性质的界定是我们探讨相关问题的前提和基础。在评析"刑种说"和"措施说"等不同观点的基础上,寻求"终身监禁"性质的确立依据,从而对"终身监禁"的性质予以界定:"终身监禁"既不是刑种,也不是刑罚执行制度,而仅仅是死缓改无期徒刑之后的一种特殊的刑罚执行措施。

终身监禁司法适用论要——以终身监禁第一案“白恩培案”为视角

终身监禁是介于死刑与无期徒刑之间一种刑罚执行措施,其适用应当以死刑、死缓、无期徒刑为前提。在终身监禁的性质考量层面,应当划清"终身监禁"与"终身监禁刑"的界限。对于发生在2015年11月1日之前的贪污受贿犯罪,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刑,则应当以修改后的新法判处死缓附加终身监禁,如果依照旧法应当判处死缓的则适用旧法。在贪污受贿犯罪与其他罪名数罪并罚情形下,应当将其他罪作为终身监禁的裁判依据。在终身监禁判决作出后,交付执行前应当由高级人民法院复核。

终身监禁制度的适用思考

反腐斗争系建立我国社会主义和谐关系的利器。党十八大以来,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针对官员腐败出台了系列有力举措,包括但不限于出台法律、法规予以规制。其中针对重特大贪污贿赂犯罪,我国《刑法修正案(九)》中以立法的形式增设了“终身监禁”,是对上述人员被判死缓后改为无期徒刑的一种刑罚执行措施。修正案中将终身监禁制度适用对象规定为贪污受贿的犯罪分子,在依法被判处死缓的同时可以决定适用终身监禁制度,将终身监禁改造为实际执行期限更长的无期徒刑。有学者提出终身监禁是反腐重器,但新规的设立与运用在取得社会呼声的同时也引起学界争议。严重侵害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的贪污受贿犯罪死缓犯,是否应适用终身监禁制度目前社会各方主体暂未达成共识。本文笔者将从终身监禁的适用为切入点,对终身监禁予以评价,分析刑法基本原理的调控功能及边界,为建设良性互促、循环诠释的整体法秩序尽绵薄努力。

贪污贿赂犯罪的刑法规制研究——以《刑法修正案(九)》及相关司法解释为视角

十八大以后我国加大了对贪污贿赂等腐败犯罪的打击力度,以零容忍的态度严肃惩治贪腐。在法律规制上的表现就是《刑法修正案(九)》对贪污贿赂犯罪进行了较大幅度的修改和完善,严密了贪污贿赂犯罪的法网,对贪污受贿犯罪的具体量刑标准进行完善,更正了贪贿犯罪的从宽处罚原则,对贪贿犯罪的具体刑罚也进行了修正。紧接其后,两高作出《关于办理贪污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于贪污贿赂犯罪的最新规定进行最为详细的解释。逐步建立和完善新形势下我国管控和惩治贪贿犯罪的法律体系。

死刑废除与刑罚制度的立法完善

废除部分死刑罪名意味着中国朝着刑罚文明迈进了一步,但如果对死刑废除后的刑罚制度改革缺乏配套建构,又可能使之出现倒退从而带来更高的犯罪风险。结合中国目前的刑罚结构,死刑废除后应该对其他刑罚进行同步改革:增设终身监禁刑,提高有期徒刑的刑期,扩大财产刑适用范围,完善资格刑。如果不能实现上述刑罚制度改革,死刑在中国还是暂时不废除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