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初论

经义决狱是中国法史学研究中的热点论题,百年来积累了数量可观的研究成果,然而已有的研究多把研究视域限定在从两汉到魏晋南北朝的一段历史区间,对唐代及唐代以后的漫长的封建社会后期的经义决狱现象几乎没有涉猎。其实,自唐迄清,经义决狱现象无代无之,因为封建律法和儒家礼教之间在某些问题上始终存在矛盾和冲突,而且经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使得"以儒术缘饰吏事"成为一种制度惯性,因而经义决狱得以继续广泛地存在,只不过更多地表现为以经辅律而不是以经破律。

论汉代“以经义决狱”

汉昭帝始元五年春的一天,长安城内,一位身著黄装的男子驾着一辆黄犊车,径直驰到未央宫北阙,对公车司马门内的官员说:“我乃卫太子也”。官员们一听,大吃一惊。武帝的卫太子早在九年以前(征和二年八月)就遭巫蛊之祸自杀身亡,怎么又出来一个卫太子?他们不敢怠慢,立即禀报宫中。昭帝听了,也极感意外,便传令大臣们前往北阙辨认真伪。卫太子再现的消息很快就传遍了京师,不多久,北阙外便聚积了数万围观的吏民。未央宫里也十分紧张,右将军王莽勒兵北阙,以防不虞。丞相、御史等大臣见此人模样与卫太子无异,一时难辨真伪,谁也不敢开言。

经义决狱与汉代衡平法的形成和发展

汉代经义决狱是以《春秋》、《诗经》等儒家经典中有关法律适用的记述,以及有关历史事件、客观事物的记述中所体现的"义理"判决案件,进而弥补当代立法之不足,发展、完善汉代法律的一种司法实践活动。经学理论是对先秦社会实践经验的总结,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具有公平、正义的成分。经义决狱的产生与汉代经学研究密不可分。经学研究的产生、兴盛为经义决狱的产生、发展提供了理论基础和社会基础。儒家经典中所体现的"义理"具有公平、正义、理性的特点,符合时宜、事宜之意,依之所作的具有拘束力的判决,进而形成有拘束力的判例、判令可称之为汉代衡平法。

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新论

在梳理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文章对汉代司法中经义决狱产生的时间、原因、司法实践及其原则、历史评价等问题作了新的系统、深入的认识。文章认为,经义决狱的产生是在西汉前期,伴随着经学从边缘走向政治中心,为了促进儒学的政治化,经义决狱由此在汉代兴起。经义决狱受经学刑德观的支配和影响,并由此形成体系,对后世封建法律制度的制定,缓和社会矛盾,维系社会稳定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论“春秋决狱”对中国法律传统的影响

"春秋决狱"即以《春秋》等儒家经典里的经义和事例作为审判决狱的依据,实质是用儒家伦理充当法条。春秋决狱对中国特殊的法律传统具有根本性的影响:作为引礼入法的切入点和重要方式,它开启了法律儒家化的立法传统;同时,也开创了经义决狱的司法传统,直至清末,经义决狱余风犹存。传统的影响是深远的,加深对春秋决狱与中国法律传统的研究,有助于理解某些现实的法制问题。

董仲舒春秋决狱案例考

董仲舒春秋决狱是中国法制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作为经义决狱的一种,春秋决狱本身在义理上颇具研究价值。不过遗憾的是,目前学界的研究都侧重于其作为司法、政治制度的一面,即历史源流、运行方式、制度影响等。对审判逻辑、义理取向等问题尚缺乏深入探讨。只有结合儒学义理与法律理论,回到董仲舒判例原文,对其说理思路进行细致分析,方可正本清源。春秋决狱用儒家义理,即道德哲学之原则去引导某些僵化的司法判决,尽管单从判词上看,个别亦或存在推理之疏漏,但它本事原志,罪同异论,明理行教之特点仍然值得肯定。

经学中的整全法结构

经学是古典中国价值论证的元语言,应当重建基于经学的法理学,以提供"中国法律理想图景"。德沃金的整全法理论是价值法理学的主要替代理论之一。经学体系中隐含了与整全法类同的价值理论结构,"礼"与"仁"、"理"与"势"、"心"与"意"六个核心概念及三组关系,正对应着价值法理学的三个核心问题:价值论证起点、价值权力关系、价值论证方法。可以基于这一基本框架进一步阐发,以发展一套替代性的价值法理理论。

2014年董仲舒研究综述

2014年董仲舒研究取得了丰硕成果,其中不乏上乘佳作。传统问题热点依旧,讨论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增加;研究更具时代关怀,注重传统文化与现代的结合;学术反思是本年度研究新热点;《衡水学院学报》继续成为董子研究的重要平台。但本年度研究在理论和方法的突破上、海内外董学研究的交流切磋方面有待改善和提高。可以说,2014年是董仲舒研究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年。

论儒家思想对汉代法律的渗透

汉代在我国法律建设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它克服了法家立法和执法思想中的一些偏颇,大量地引入儒家思想,将礼的文化传统和法的文化创造相榫接,引礼入法,实现了“礼法并用”。在这一过程中,儒家思想对法律的制定、施行等方面都产生了重大影响,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礼主刑辅”的法律特色。

秦汉时期的法律宣传

中国古代法律的作用在于禁暴惩奸,惩贪触邪。为了发挥法律的作用,要让百姓知法、守法,历代都非常重视法律宣传。本文以秦汉为例。秦统一后刻石记法使民知法秦始皇在统一六国以后,继续奉行以法治国的方略,借以建立和巩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经义折狱”案例试析

前言中国法制发展史源远流长,姑不论古史传说中所谓"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赎刑",1或《左传·昭公六年》所载叔向之言"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2即自李悝之制定《法经》,3商鞅传授,改法为律;汉相萧何,更加悝所造《户》《兴》《厩》三篇,谓之《九章》之律以来,4两千余年,5其间历代法典代代相传,从未中断,是为人类法制史上一大奇迹。此所以无论就世界十六法系,1乃至五大法系立言,2中华法系均占有一席不可轻忽之地位。

中国法学史上董氏三大家法学思想比较研究

董仲舒,西汉经学大师,善于《春秋》《断事决狱》,主张刑不仅下庶人,而且上大夫,体现了《春秋》的重民、重义。董康,近代法制改革家,主张改革封建旧律,向东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学习新法,但也继承与吸收古代优良的法制与思想,所以特别推崇与尊敬董仲舒。董必武,赞赏三民主义,批判封建旧律,反对采用资本主义法律与思想的《六法全书》,而是实行民主法治。认真审判案件,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冤枉一个好人。三人虽处时代不同,但爱护关心人民是一致的,所以都是人民的法学家。

略论汉唐之际的法典编纂者

中国历代的法典编幕者莫不以贯通经史者为之,尤以汉唐之际为最。本文梳理自汉代以降,魏晋南北朝直至隋唐的法典编基者,其中不是经学大师、儒学名家,就是深谙狱讼的法官,而这些法官也都颇具儒学背景。正是因为这些一流学者参预法典编幕,才使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华法典能够远播中外,成为当时世界法学的顶峰之作。

礼法冲突与程序救济——以唐代复仇集议机制为线索

司法集议是唐代诉讼中针对重大、疑难案件,由皇帝召集百僚杂议辩驳,以求准确定罪量刑的集体审判制度。经由司法集议,可以在辨析疑难、融通礼法的基础上,达到弥补律典缺失,推动司法进程的效用。复仇集议是唐代礼法矛盾最为尖锐的领域之一,复仇与禁止复仇所反映的,实际是礼与法的尖锐冲突。通过司法集议,可在防止疑谳的同时,减缓社会舆论的抵制情绪,最终为复仇等事关礼法抵触案件的成功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唐律秉承经义决狱传统,奉行德本刑用理念,集议主要承担评议疑案、诠释律意以及创制先例的司法功能。判例反复行用,遂成诉讼惯例;集议结论若载诸律典,即为百司共守之常法。法司试图调和礼法冲突,创制并长期践行复仇案件集议裁量惯例。凡此诸端,均体现出唐代集议之礼法沟通功能,在弥合律令缺漏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礼法冲突与程序救济——以唐代复仇集议机制为线索

司法集议是唐代诉讼中针对重大、疑难案件,由皇帝召集百僚杂议辩驳,以求准确定罪量刑的集体审判制度。经由司法集议,可以在辨析疑难、融通礼法的基础上,达到弥补律典缺失,推动司法进程的效用。复仇集议是唐代礼法矛盾最为尖锐的领域之一,复仇与禁止复仇所反映的,实际是礼与法的尖锐冲突。通过司法集议,可在防止疑谳的同时,减缓社会舆论的抵制情绪,最终为复仇等事关礼法抵触案件的成功解决提供了有效途径。唐律秉承经义决狱传统,奉行德本刑用理念,集议主要承担评议疑案、诠释律意以及创制先例的司法功能。判例反复行用,遂成诉讼惯例;集议结论若载诸律典,即为百司共守之常法。法司试图调和礼法冲突,创制并长期践行复仇案件集议裁量惯例。凡此诸端,均体现出唐代集议之礼法沟通功能,在弥合律令缺漏方面进行了有益尝试。

“中国法的精神世界”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8年11月17日,"中国法的精神世界"学术研讨会暨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2018年年会(秋季)在四川成都百港国际大酒店举行。会议由中国法律史学会、中国法律思想史专业委员会和《山东大学学报》编辑部主办,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和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边疆法政研究中心承办。本次会议邀请了来自日本札幌学院大学、韩国首尔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四川大学、西南民族大学、山东大学、上海政法学院、云南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相关专家学者共50多人,围绕"中国法的精神世界"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会议共收到关于"中国法的精神世界"学术论文30余篇。与会专家学者分别围绕"中日韩学者谈中国法精神""传统中国法理念""中国传统政治与法律思想""中国法观念与传统司法""礼法思想的近代变迁"五大主题展开了研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