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义原则”还是“权变思维”:董仲舒春秋决狱司法功能重述

研究春秋决狱的学者,大都把关注焦点放在从春秋故事和微言大义中抽象出来的一些所谓的“经义原则”,认为正是这些“经义原则”转化为法律原则而成为决狱的标准和依据,但从董仲舒春秋决狱的具体案例来看,经义原则并没有成为与汉律并行或者效力高于汉律的法源性裁判依据和判例。从儒家思想中守经与权变的辩证关系出发,可以发现董仲舒春秋决狱的思维模式,实际上是将当时的汉律视为“经”,将儒家经义原则视为“权”,儒家经义与汉律在春秋决狱中是辩证统一的关系。正是基于权变思维,董仲舒春秋决狱为汉初以来的疑狱奏谳制度提供了解决方案,作为汉代特殊的司法审判模式,弥补了汉律的时代局限,成为中国法治观念从“守文”的形式法治向“原心”的实质法治过渡的关键一环。原心论罪是儒家权变思维的必然要求和自然结论,使儒家价值观在明断是非中获得了重要的指导地位。随着儒家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进一步确立,董仲舒春秋决狱对后世产生了巨大影响,但其并不能涵盖汉代及后世司法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