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独必有对:朱熹《大学》《中庸》阐释的文本结构与经义生成

文本结构的理据重构是经学典籍义理生成的重要方式,典籍的结构化程度与义理思想的致密程度具有正相关的联系。朱熹的《大学》《中庸》(简称《学》《庸》)阐释充分发挥章句体“离章辨句”的功能,通过文本结构的多维调试,完成理学化重塑。朱熹的哲学思想与注经实践内外贯通,“无独必有对”既是其理学思想层面的认识论,也是指导其经典阐释的方法论。尤其在《学》《庸》阐释中呈现出鲜明的对称化追求:对于经文中的对称表达,多通过“添加一致性概念”“嵌入成对式概念”的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分析;对于单句、句群、章节之中的非对称结构,则通过“二元切分”“并蒂架构”“对称排布”等方式实现文本结构的重新组构。在“无独必有对”理念的作用下,《学》《庸》阐释建构起围绕关键理学概念展开的义理体系,文本结构的系统性和精密化程度大大提升。其中就单句、句群文本脉络展开的结构化阐说,使得章句体具有了文章学的特征,义理阐释也更为邃密通贯。

从“经文”到“经义”——“读书革命”视野中的近代读经法变异

清季新旧学术碰撞,今文经学崛起,读经方法成为学术论争的一大焦点。戊戌维新前后,康有为、梁启超师徒注重读书门径,提出“重义不重经文”的速成读法;同时期张之洞方面发布《劝学篇》,亦主张“经学通大义”为主的“守约”之法。癸卯学制确立“读经讲经”为中小学堂必不可少的科目,引出学堂体制下的新法读经和新体经学教科书。随着科举改废与新学流播,经学体系内原本融为一体的“经文”与“经义”开始在学者观念中分离;“读经法”的着眼点亦渐从文本记诵、文字训诂转向“微言大义”的求索或附会,对宋元以来文本取径的传统读书法带来致命的冲击。近代读经法的变异,伴随着白话文的兴起与新学科秩序的形成,问题已不限于读经本身,更关乎普遍意义上的教化实践与读写生活,预示着一场漫长“读书革命”(Leserevolution)的发端。

《经义考》著录江西人著作辨正十则

清代朱彝尊《经义考》是古代经学专科目录的集大成式巨著。《经义考》辑录先秦至清初经学著作凡八千余种,征引相关文献万余条,难免有缺谬者,兹以赣籍学人及其著作为检讨对象,略为辨正十则。

喻长霖《经义高风八言楷书联》

质地:纸本尺寸:本幅147cm×40cm×2释文:经义儒宗,诞敷硕响;高风亮节,传播清时。志云二兄雅正。集《郑文公碑》,志韶喻长霖。铃印:喻长霖印(白)、乙未榜眼(朱);康德楼鉴藏鼎甲墨迹(朱)喻长霖(1857—1940),字志韶、子韶,号潜浦,浙江台州黄岩人。晚清民国时期教育家、辞赋家、方志家。光绪二十一年(1895)乙未科进士一甲第二名(榜眼),授翰林院编修。

《经义模范》编刻考论

《经义模范》是研究明清时期科举时文演变的重要文献,成书于明朝嘉靖年间,多为其时之士子、塾师和考官使用。清朝乾隆年间,因其收录了大量宋代经义文,被著录于《四库全书》。该书现存诸本皆自四库本而来,四库馆臣对其评价甚高。光绪年间,《经义模范》曾有多次重刻,然其编刻情况历来存疑。通过查阅相关文献,考证此书编者应为明代学者杨慎,编选此书的背景与明朝嘉靖后期时文写作的风格演变有关。同时,杨慎编选此书的意图,应是为其时之士子撰写科举应试文章提供参考。

真积力久则入--评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

张宗友教授的《〈经义考〉研究》经增订后重刊,新增内容不少,新见迭出,势必将《经义考》的研究推到一个新的高度。现从“体大思精,全方位剖析《经义考》”“平议学界成果,指示《经义考》研究的新路径”两点对该书价值加以管窥,以期引起学界对该书的重视。同时,对书中的不足稍加指陈。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论唐代议文的经义逻辑

传统社会主要受儒家精神笼罩,唐代政治、学术、文学也不例外。“议文”与唐代“集议制度”关系密切,写作上遵循的是儒家经义逻辑。唐人以儒家为基本指导思想,以经义作为权威依据,共同使用、维护、巩固儒家话语体系。议者通过引用、阐释、类比、折衷以及分层次等方法使用经义来进行说理和构建观点,作为议文的主要论证方式。议文经义逻辑的讨论,可为以儒家思想为主体的传统观念上“文学”的讨论提供视角和参考。

《國語·周語》王引之《經義述聞》商兑

《國語》向爲《春秋外傳》,與《左傳》互爲表裏,而韋昭(204—273)《國語注》是權威訓解。清代樸學大盛,高郵王念孫(1744—1832)、王引之(1766—1834)父子爲乾嘉巨擘,其《經義述聞》乃二王經學研究巔峰之作,影響極爲深遠。其中《國語》兩卷,就韋《注》之不足與其未及者,多予補正,其見精審,實發前人之未發,故深受學者推重。然細察王氏父子之訓釋,於文義理解、字形掌握或語法分析等,均有不周之處。今就《周語》諸條,擇其可議者略申己見,以就正於方家。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之演进与成因——兼谈科举文体的程式迁移与定型

宋代科举试论程式化进程始于北宋熙丰年间,而非传统看法中的南宋初年。这一转变与王安石科举改革引经义入科场密切相关。试论程式中的官题与论腰两部分直接源于经义程式,试论的程式化实乃经义程式迁移的结果。而这种迁移最早发生于北宋后期的太学,之后随时文刊本的传播而普及。试论程式虽始终未被官方制度化,但因便于考生仿效且为考官阅卷提供了便利,故在应举人数增加、试论篇幅渐长的南宋同时受到考生和考官的青睐,最终成为双方心照不宣的试论写作与评判标准。

《歧路灯》与“春秋决狱”渊源关系研究

长篇小说《歧路灯》写到谭绍闻因参与赌博而涉讼,导致对簿公堂,但官员在审案时多忽略法律条文,依据儒家纲常伦理或涉案人的身份等来判决,小说中官员审案方式与汉代董仲舒等人“春秋决狱”有异曲同工之处。汉代司法实践中“春秋决狱”的审判方式出现在清代小说中,究其根源,和“以儒释法”、科举制度以及作者所处时代背景、人生经历等相关,从侧面说明儒家思想对社会运转的多方面影响。

论汉代司法中的经义决狱

经义决狱,又称《春秋》决狱,兴起于西汉,系汉代流行的一种司法审判模式。汉代经学的发达,使汉人将以《春秋》为代表的儒家经典视为司法"宪章",由此导致了经义决狱的大流行。对经义决狱历来不乏褒扬者和批判者。研判汉代经义决狱案例,从积极的方面来看,许多案例贯彻了儒家的慎罚和平恕精神,而从消极的方面来看,一些断案者对儒家经义的援引缺乏必要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相反具有很大的随意性。经义决狱执行上的分歧滞涩和处境上的尴尬的成因,大致有两个方面:第一,儒家经典乃纯经验的而非逻辑的产物,并不具备法典所应有的周延逻辑和体系性,由此发生理论的碰撞和实践的窘境就在所难免;第二,对儒家经典的多元解读赋予司法裁判者以广阔的自由裁量空间,让冰冷的司法和执法活动变得温情脉脉,但同时也不免为一些人所利用,使司法活动的确定性大打折扣。经义决狱发展到后来,往往不尽限于刑事案件,亦扩及于对民事生活的干预当中。以经义指导司法实践一方面弥缝了机械执法可能带来的司法不公和非人道问题,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司法擅断和以经乱法等一系列流弊。

北宋中晚期科举考试中的诗赋、经义之争

诗赋是唐代至宋初科举考试中的重要内容。北宋中期以后,诗赋受到越来越多的攻击,其地位逐渐下降。庆历新政与熙宁变法中,诗赋与经义的斗争和党派之争、道德之争夹杂在一起,呈现出复杂的局面。元祐年间诗赋、经义分科取士,奠定了南宋科举制度的基本格局。

《经义考·通说》引文考辨十二则

朱彝尊《经义考·通说》四卷,辑录历代关于经学评论的文字四百余则,均未注明详细出处,且引文多经其剪裁。后代学者不明《经义考·通说》引文原始出处,据以征引时,无从覆案原文,以致时有谬误产生。本文考辨《经义考·通说》十二则引文的出处,期于增加学界转引《经义考·通说》相关材料时的真实性和准确性。间附辑录朱彝尊佚文《两汉精华跋》,并考订出何洛文、刘曰宁二人的生卒年。

《经义考》辨伪一例

本文考证了《经义考》卷一百三十三“吴氏澂仪礼逸经”条所引“又曰”一段文字不是何乔新所作,而是程敏政所撰。

中国古代经义决狱与司法公正

中国古代学者讨论司法公正,有其独特的视角。中国古代社会强调司法既严格依法、不背离原则,又有一定的灵活性,要求儒臣治臣在司法过程中以经义解释法律,扩展法律的适用范围,真正实现法律正义。礼法结合、经义决狱和权时执法便是实现司法公正的重要方面。

“经义”考

“经义”是中国古代科举考试中的一种重要文体,它萌芽于汉唐,形成于北宋。经义与选举制度的变革和学术风习的变化有密切的联系。在北宋熙宁贡举改革中,王安石利用经义作为统一士大夫思想的工具,对北宋后期的学风和士风产生了诸多影响。在古代文体史上,宋代经义文是明清八股文的雏形,它形成了一定的程式,在题型、结构等方面已经具备了八股文的一些特征。考察宋代以前经义与选举制度的结合情况、经义在北宋科举改革中演变和成形、传世宋代经义文体的形态和以经义试进士对北宋后期学风、士风的影响这四个方面的问题,可以大体明了经义的流变轨迹,以及它与选举制度和学术发展的关系。

国家图书馆藏《易筋经义》抄本的介绍与评述

《易筋经》一书长期以来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与传统武功、传统导引、少林武术史以及武侠故事等有着诸多方面的关系,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该书的不少情况往往云遮雾障,鲁鱼之讹不时发生,几成一个学术公案。国家图书馆古籍部保存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收藏过的前代旧抄本《易筋经义》,对于深入研究《易筋经》具有十分珍贵的价值。笔者从版式藏印、文本内容及学术意义等三个方面,对该抄本进行了介绍与评述。

西谛本《易筋经义》与述古堂本《易筋经》的比较研究

《易筋经》一书长年来有着广泛的社会影响,它与传统武功、传统导引、少林武术史以及武侠故事等有着诸多方面的关系。但由于资料的匮乏,人们对该书的不少情况往往云遮雾障,鲁鱼之讹不时发生,国家图书馆古籍部《易筋经义》与台湾图书馆藏述古堂钱遵王抄本《易筋经》为了解《易筋经》的早期概况及进行相关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经义述闻》因文求义说略

因文求义的训诂手段,在《经义述闻》中有着精彩的运用。这表现在三个方面:1)据词语之连列求义;2)据句式、语段之平行求义;3)据语境、文脉求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