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予同与经今古文学

周予同是带有强烈时代气息的新型学者,受五四时期重新审查一切古代典籍、构建符合时代要求之学术思想体系的观念深刻影响,首次尝试对二千年的经学进行系统清理。经今古文学则不仅是其研究入手处,亦是其一生治学重点。其主要代表作《经今古文学》,辨析经学两大流派的异同、揭示两派演进脉络及原因、挖掘今文学的学术思想价值并探讨两派与其他学术的关系,在20世纪经学史研究领域具有开创之功。其最初研究虽带有今文学倾向,但随着学术研究的不断拓展和提高,他逐渐摆脱了学派影响,能够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使研究真正达到科学、客观的境界。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

荀悦的经学思想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的终结张涛东汉末年，反映官方意志的今文经学日趋衰微，今古文经学逐渐融合、统一。郑玄兼通今古，遍注群经，在实践上基本完成了这一学术发展过程。而在理论上最早提出平息今古文经学之争的，乃是略晚于郑玄的荀悦。荀悦（公元１４８...

经今古文学之争的解释学解读

从表面看来,两汉经今古文学之争是对"经"的解释权之争,实际上这场争斗反映了两种不同的解释学观念的交锋。在解释学视域下对经今古文学之争进行观照,有助于我们把握中国古代解释学思想发展和变化的整体脉络。经今文学与经古文学在解释学思想上的对立主要表现为对"五经"是作"经学"的解读还是作"史学"的解读。这种对立体现了在经典解释实践中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亦即所谓"认识论断裂"。"认识论断裂"是普遍存在的解释学现象,它是解释活动中不可分割的有机成分。经古文学派的出现就证明了这种理解和解释活动中经常发生的断裂。随着经今文学派在汉初取得了统治地位,今文学家垄断了对"五经"的解释权。由于历代的解说陈陈相因,"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艺"。经今文学确实到了面临崩溃的地步。这时,经古文学派应运而生。它并不是对经今文学派的继承和发展,而是取代了"旧逻辑的位置",体现了在经典解释上的"彻底的非连续性和深刻的变化"。这种解释学意义上的断裂恰恰是经学历史——这是一个解释学历史——的重要成分,每一个"断裂"都构成了对"五经"所进行的解释活动中的重大事件。

陈澧今古文《五经》论

陈澧丰富、系统的今古文《五经》论,不仅弥补了此前与同期广东经学家疏于阐述《五经》的不足,为广东经今古文学研究留下珍贵的学术遗产,而且其论呈现的去广东经今古文学门户、与汉宋学相调和的特点,成为咸同年间广东儒学开始步入总结期的标志,反映了广东儒学家试图集汉宋学、经今古文学之力以应对儒学危机。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

从出土简帛经书谈汉代的今古文学高明汉代经今古文学之争，是经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对后来的经学、文学、史学的发展都有很大影响，直到清末余波未尽。经今古文学争论的实质何在？他们的区别在哪里？历史上说法不同，唯清末廖平在他的经学六变中谈论的最多，影响最广，以至...

《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

《文心雕龙》与经今古文学述略陶礼天一、引言刘勰的《文心雕龙》，体大虑周，包举洪纤，为我国古代文学理论批评论著的“成书之初祖”。在该书中刘勰从传统“经权”论思想出发，提出了他的文学“通变”说。可以说，“通变”观是其结构全书的一条逻辑主线，“通”与“变”...

汉代经今古文之争

儒家经典——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在中国封建社会中长期传播,崇奉勿替,经过历代统治者和封建知识分子的训释和阐发,形成了经学。汉朝自武帝以来,在封建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儒学传播出现了一个空前昌盛的局面。博士官学中不但经学博士完备,而且由于经学师承的不同,往往一经兼有数家,各家屡有分合兴废。甘露三年(前51)。

刘歆校书与古文经的发展

刘歆及其父亲刘向通过校理国家藏书,为我国古代图书事业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本文从当时的学术背景入手,通过分析刘歆校理图书、编撰目录等工作与古文经地位的确立、古文经的发展的关系,来确定刘歆校书对古文经学发展的深远影响。

《春秋》为史学著作说质疑——兼论杜预的“经承旧史”说及其影响

孔子所修《春秋》是作者借以“道义”的政治学著作 ,而非历史学著作 ,汉魏以前史无异辞。在今文经学衰微的背景下 ,晋初杜预率先提出《春秋》“经承旧史”之说。受该观点影响 ,后世学者多视《春秋》为历史学著作 ,不仅造成许多观念上的混乱 ,同时也对历史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本文认为 ,无论就作者的主观动机或论著的客观效果而言 ,《春秋》都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学著作。

汉代对《左传》的发覆与研究

对汉代的经今古文之争 ,人们常常作出简单化、绝对化的评判。以《春秋》三传为例 ,所谓师法家法只是表面上的水火不容 ,实际上却互相渗透 ,《左氏》也并非绝对不用《公羊》、《谷梁》之义。由于受时代的政治要求和思维定势的支配 ,古文学派使用的观点方法仍没有离开今文学家深求圣人“微言大义”的传统。而对于《左传》开启中国历史文化和道德精神的深远意义 ,汉代学者并未给以更多注意。

《经学抉原》与民初经学之走向

近代新史学接续清代学术复古求解放的精神,有意变经学为史学,经学史学化、史料化成为新学术建立的基础。整理国故运动兴起伊始,蒙文通即质疑以西学诠释经学,主张沿着中华文明演化的内在理路,条理经今古文之争的歧义。蒙文通撰述《经学抉原》,阐发齐鲁之学超越今古门户,以家法条例分殊礼制,寻求孔学嫡派,考辨今古文之争中悬而未决的难题,澄清晚周秦汉魏晋经学流变,为"以经驭史"、"因制明义"埋下伏笔。以蒙文通从平议汉学到抉原经史的学术历程及其与民国学界的纠葛为线索,考察其探索中国文化义理与制度、史事间互动关联的旨趣与尝试,可呈现民初经学流变的多元线索,返本开新,贯通义理、制度与事功,当是时下创新儒学的有效途径。

西周三公辨析

西周三公究竟指哪三种职官?从西汉末年开始,即有两种不同看法,代表者就是经古文学派和今文学派。本文认为,今文学派以六卿之中的三有司即司徒、司马、司空为三公,是以汉制说周制,不足为取;古文学派以太师、太傅、太保为三公,根据是较为可靠的。古文学派称引“古《周礼》说”。“古《周礼》说”同于伪古文《尚书·周官》,伪《尚书·周官》所记“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十一字,则是真《尚书·周官》篇之逸文。

河间献王与景武之世的儒学

秦火之后,典籍残灭,河间献王刘德,聘求幽隐、搜求余烬,广纳贤士,在河间形成了一个声名远播的儒学中心。由于其身处中国由封建制向郡县制转型时代,作为封建的信仰者和鼓吹者,他的学术活动与中央朝廷在一系列问题上都发生了尖锐的冲突,这构成了他悲剧性命运的必然性。儒学也在冲突中遂渐形成了河间与中央两大儒学系统,即后世所谓的"今古文经学"。

《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简介

浙江省社科院哲学所丁晓强博士所著的《近世学风与毛泽东思想的起源》(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出版)一书从学风的演变入手,抓住了明末清初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内在矛盾运动,分析了汉宋学之争、经今古文学之争、中西学之争的承续联系及其意义,从而在更宏观的角度把握了传统文化在近代的运动脉搏,揭示了毛泽东思想产生与发展的必然性。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

两汉经学与山东儒生张涛两汉时期，儒家经学大盛，山东地区也步入了一个文化上的黄金时代，一时儒生云集，经师众多，活跃于广阔的学术领域中和政治舞台上。本文拟对这种现象作一初步探究。不妥之处，尚析方家教正。一山东为齐鲁故地，是儒学的发祥地，素以礼仪之邦著称。...

也论经古今与汉代阶级关系

周谷城先生认为,经今古文的分歧,主要是主张"统一"与"分封"的对立,经今文学代表的是汉代工商业者的利益,在汉代取得了尊显的社会地位。笔者则认为,汉代中央政权对工商业者一直都是采取打击的政策,中央政权与工商业者的矛盾斗争,一直未有停止过。经今文学是汉代中央政权的官方哲学,并不完全代表工商业者的利益,经今古文学的分歧,主要是学术取向上的分歧。

试论两汉察举制对历史文献发展的影响

两汉时期的察举制不仅对当时的政治、经济及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重要影响,而且对这一时期的历史文献发展也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察举制的推行,促进了经学的繁荣和大规模文献整理工作的开展,推动了史学体例的创新和多种文体的形成。

郑玄注《三礼》方法略探

自郑玄注解《三礼》之后,始有《三礼》之名。郑玄注经,先是统观全局,提纲挈领,总体上纲举目张,以点带面,从而达到"解一卷而众篇明"的目的。并根据已有的研究成果,兼采今、古,既注重名物训诂,又注重章句之释,吸纳今文经学派和古文经学派互不兼容的注经方式。然后再具体而微,深入到经文的具体字词,兼用直训和义界的方法注解之。如此,从面到点,从全局到具体,郑玄注经犹如层层剥笋,既兼顾得当,有条不紊,又透彻深入,巨细无遗。

今古分合与“国史”叙述:以柳诒徵、蒙文通为中心

在现代社会与学术语境中,调适儒学价值立场与客观经验,无疑是重建中华文明主体性的重要议题。柳诒徵、蒙文通的学术立场有着鲜明的经今古文学色彩,均注重发掘与转化传统经史之学,以“国史”重建学统,整合义理价值、经史传统与文明历程。双方围绕中国历史文化与经史关系等议题交涉颇多,对于如何梳理中国文化与古史,认定中国史学的功能以及义理与制度的抉择,取径有别。柳诒徵秉持儒家正统史观,倡导史术通贯经术,确立国性与文明主体;蒙文通建构儒史相资能动系统,提倡“义与制不相遗而后学明”。以此为线索,考察民国学人创造性重建儒学与转化史学的多重取径,既可呈现近代学术流变的复杂面相与多元旨趣,又有助于创造具有中国主体性的多元学术体系。

模糊语言琐谈

“古、今”是一组相对的词。它们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所以它们的词义是模糊的。这个道理清代的段玉裁就有明确的认识,他在《说文解字注》“谊”字下说:”古今无定时,周为古则汉为今,汉为古则晋宋为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