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后经典批评——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趋向的考察

后经典批评着眼于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批评变动的思考,是对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方法嬗变情形的一种描述,因此要给后经典批评下一个准确的定义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不断接近这一问题的核心使其意义显现出来。在对文学经典的内涵及其形成进行分析的前提下,本文分析了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学发展与文学批评非经典化现象,探讨了后经典批评的内涵及其走向。

论《文心雕龙》的经典批评模式

刘勰《文心雕龙》的文学批评模式主要可以概括为四种,即经典批评模式、文体批评模式、才性批评模式和知音批评模式,各有所侧重,相互之间又构成一种主要以作者情志批评与作品文本批评相结合的整体"范式"。从文学批评的立场看问题,在《文心雕龙》"文之枢纽"前五篇中,可以有更丰富的理解,概括地说,就是建立起一种经典批评模式,主要包括其关于文学批评的合理性依据、正当性立场、价值判断原则、文学发展的合法性和基本批评标准,简单地说,就是合理性、正当性、价值性、合法性和准则性这"五性"原则与方法,这种批评原则与方法是贯彻《文心雕龙》全书的。

经典批评与文学的真实

文学作品特别是经典作品是作者个性和人生观的充分表达,是作者对所处时代和生活的一种描述和解释。文学的真实是指作品关于一种人的普遍精神的反映,它体现在作者的文学智力和文学情感之中。所以,文学批评关注的不是作品中生活和人物是否完美的问题,而应该是作品是否有可能成为这种真实的问题。

文学批评的后经典化趋向

经典文学文本在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视野中一直是批评研究的中心对象,一部文学史基本上是经典文本序列的组合。然而,随着国际上信息革命带来的社会震荡和国内改革进程出现的新情况,对文学经典认定的机制也相应出现了后经典化趋向。表现在:引入了各种各样的新潮理论,使传统文学理论所认定的经典的权威地位逐渐被解构;拆除经典设置的藩篱,打破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的界限,将权威形象世俗化、平民化;后经典批评作为重新阐释经典与解构经典的一种策略,将经典的阐释置于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文化空间;经典批评向后经典批评的转型暗含着文学性内涵的变化。

经典批评“误导”下的沉默螺旋传播效应——以王世贞文学批评的三大公案为分析中心

文学史奉经典批评为圭臬,由来已久。然而经典批评中不乏误导,且误导产生的负面影响甚或大于非误导信息,遂造成文学史叙述的诸多迷雾和假象。王世贞批评中三大公案:“模拟剽窃”“妄庸巨子”“晚年自悔”,出自《列朝诗集》诸书的有意误导。所谓“模拟剽窃”是将举世“递相临摹”王世贞的他人陋习移至厌恶剽窃的王世贞身上。而“妄庸巨子”说,是钱氏把归有光笔下的北方“二李”转嫁为归氏至亲王世贞;将王世贞对归有光的委婉批评,杜撰为王氏“推服”归有光,并不遗余力张扬“妄庸”说。所谓“老年自悔”,乃利用老年心态变化作文章,将王世贞后悔《卮言》“是非古今”得罪人的做法,曲解为否定早年文学观。这种被误导者还包括“七子派”“五子派”“竟陵派”一批人,以至出现明末清初扬宋贬唐之风。此后几部批评经典如《明史》《四库全书总目》《中国文学史》,推高了这一误导的影响,造成文学传播的沉默螺旋效应。由此可知,文学研究应由经典批评回归批评原典。

经典化批评的现代性历史元叙事及其悖论——以建国后17年文学批评为中心

以现代性历史元叙事作为切入口,可以发现建国后17年经典化批评的历史观具有自反性的宿命以及自身无法突破的悖论。这种尴尬、悖谬的悲剧性历史决定了以现代性、"一体化"、"不断革命"论为特征的文学批评必然走向崩溃的命运。

建国后十七年关于文学经典的批评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力而取得了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强化原有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文学经典的批评与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以建国后十七年文学经典的批评为中心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话语通过掌握文学经典的解释权而取得主导地位,其具体方式是颠覆原有经典、重新确认经典、文学经典重释、原有经典强化以及确立新时代经典,简言之,通过共时态的文学经典建构与历时性的经典评价从而实现文学批评的经典化。由于文学经典的形成受他律性因素的支配,文学批评的经典化与非经典化范围总是处于流变之中,其流变的复杂过程呈现了建国前后文学批评观念的转型态势,也预示着建国后主流批评话语的建构方向。

批评的系谱——《美国现代批评经典译丛》总序

从第五期开始“理论批评”栏目易名为“渤海论坛”。重新命名与渤海大学的协办有关,这所大学发展与繁荣学术的理想不仅与“理论批评”这个栏目而且也与《当代作家评论》的办刊宗旨相契合。我们作这样的尝试,亦期待在与大学的衔接中调整学术期刊的办刊方式。我们并不偏安一隅,如钱钟书先生云“东海西海,心理攸同;南学北学,道术未裂。”“渤海”乃庄子逍遥游的北溟之地,愿天下鲲鹏展翅。

双轴运作的另一种可能性——对赵毅衡教授“符号灾变论”的一种回应

赵毅衡的《两种经典更新与符号双轴位移》认为,当下盛行的大众群选经典化摒弃了文化的纵聚合轴作用,仅由横组合轴的粘连加以完成。这种双轴位移将导致符号的灾变和文化大劫。本文从三方面探讨避免符号灾变的可能性:第一,单轴运动引起的厌烦;第二,教学和研究机构的纵聚合作用;第三,知识分子在后现代运动中的主导功能。这些可以从形式上保证文化的双轴运作的某种程度的协调。其中,至关重要是知识分子要在现代文化运动中起批判性的作用。

驯化与犹疑:建国后十七年经典化文学批评群体的身份认同

建国后十七年,周扬、邵荃麟、林默涵、张光年等文化官员作为毛泽东文艺思想的阐释者与实践者,通过文艺批评掌控着文艺观念与创作的方向。该文学批评群体的特征表现在批评话语的权威性、文学阅读与接受的格式化以及文学批评方式的体制化。在建国前后的身份转型中,这一批评群体既有接受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询唤"而自动驯化的主动性,又有着无法摆脱的精神焦虑。结合具体历史情境给予"同情之理解与理解之同情",可以揭示他们在驯化与犹疑之间摇摆不定的身份认同危机。

作为大众美育家与经典普及家的布鲁姆

当哈罗德·布鲁姆的《如何读,为什么读》于2000年出版时,曾经对其《影响的焦虑》给予极高评价的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对该书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认为它“退回到一种就连奎勒-库奇（Quille-Couch）也会感到尴尬的凡俗批评水平”,里面缺乏对学界（尤其是对伊格尔顿这样的学者与读者）而言具有创新性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