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文化戏剧传播、经典译介与家国情怀——美国汉学家陈小眉教授访谈录

陈小眉,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东亚语言文化系终身教授、美国汉学家。1989年获印第安纳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曾任教于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东亚语文系、比较研究系。在本访谈中,陈小眉回顾其学术成长历程,并讨论了中国现代戏剧跨文化传播中的几个问题:(1)中国戏剧海外传播的动因与影响;(2)戏剧选集的译者选择;(3)戏剧经典的选择;(4)海外戏剧教学的困境与突破等。陈小眉结合自身经验阐述独到见解,并提出可行的思路和解决的方法,笔者希望本访谈能为中国现代文学的海外译介与传播提供借鉴与参考。

从操控论视角评维新派的经典译介及其政治观

20世纪初,中国国运不济、国力衰弱,为西方列强蚕食。在这一历史大背景的影响下,中国维新派翻译迅猛地发展起来。它不仅开启了中国辉煌的现代翻译史,而且使中国翻译文学从附属学科逐渐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由于大环境影响,维新派的翻译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性,并突显出极强的矛盾政治观。文章选取当时最具代表性的两位翻译名家:严复、林纾,从翻译学操控论理论的一大主要因子——意识形态出发,做比较性地典型分析从而揭示出其中所体现的普遍政治观。

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译介的脉络辨析

晚清民初时期,各种社会力量纷纷求索救国救民之道,为寻觅列强繁荣强盛背后的思想、政治、经济等的深层动因,出现了大量翻译西方文献的高潮。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理论一道,借助翻译纳入国人视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马克思主义的翻译传播,从国民自发行为开始嬗变为在共产党领导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活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典在中国翻译传播,有力促进了其和中国实际相契合,助推了中国革命走向胜利。

大数据时代的“大翻译”——中国文化经典译介与传播的若干问题思考

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战略实施过程中,中华文化经典的对外译介与传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和大数据时代的来临,文化经典的译介与传播也迎来了新的机遇。本文认为,可以大数据技术为导向,建立目标读者的需求分析机制及评价机制。而如谷歌翻译这样的大数据平台,也能为整合翻译资源、节省翻译成本创造条件。最后,从单纯的"语际翻译"转向多模态的"符际翻译",并建构多元化的传播模式,也有利于国外受众通过多种渠道了解和爱上中国文化,从而提高中国文化的软实力。

英语世界对扬雄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兼论中国文化经典翻译人才的培养

扬雄是汉代重要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其哲学思想与文学作品具有独特价值,在英语世界也吸引了不少翻译与研究。梳理和讨论有关扬雄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情况,有助于了解英语世界对扬雄的理解与接受角度,展现英语世界对扬雄及其作品的译介与研究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而后再与国内文化经典翻译人才的培养现状进行对比,发现当前外译工作在语言、内容、主体和成果推介等方面存在误区。建议通过翻译博士专业学位来培养和加强译者的课题选择能力、原典研究能力、翻译变通能力与合作交流能力,全面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经典的新释:《共产党宣言》译介的悖论

《共产党宣言》译介过程中产生了语义新阐释。文章对比《共产党宣言》的多种译本,分析其中的主要代表观点,认为不同学者译介《共产党宣言》存在着理解的意义与原文的意义互相对立的悖论,主要表现为个人与私有的悖论、标准与对象的悖论、实用与研究的悖论、决裂的内涵悖论、译本版本的悖论、财富来源的悖论、历史的逻辑悖论、自由的关系悖论、个体与社会的悖论以及目的与方法的悖论。《共产党宣言》本身并不存在以上的多种悖论,可见悖论产生于多位学者的译介过程中。

中国经典对西方思想的影响——英美对《大学》《中庸》等经典的译介

《大学》、《中庸》等儒家经典的西传是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大事情。16—19世纪耶稣会士出于传教目的将"四书"译出并推介至欧洲,促进了共赢式的中西文化交流互动;19—20世纪英国的理雅各、罗素等将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翻译与研究推向深入,中国文化深层的思想价值在英语世界得到进一步体认,整体的中国文化形象呼之欲出;20世纪真正的中国文化研究中心转向美国,这一时期以杜维明、安乐哲等为代表的美国学者致力于发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并取得卓越的成果。关注他们的研究有助于建构具有普适意义的中西文化交流的框架。

试论西方经典的跨文化译介策略——以戴望舒译奥维德《爱经》为例

提高对文学跨文化译介过程中影响译本定位、接受及传播效果的制约因素的认识,在当今中国文学外译的战略背景下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本文从历史的角度出发,以戴望舒译介奥维德的《爱经》为例,分析西方经典跨文化译介中各类外部因素对译者和出版商译介策略的制约,特别关注《爱经》初版和再版时译者与岀版商的宣传策略及其对该古罗马名著在中国的接受的影响,为推动中国文学走出去提供历史的反向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