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经典诠释学思想发微

孔子不仅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实践,而且开创了儒家的“经典诠释学”理论。它不仅不同于西方诠释学,也不同于中国“汉学”与“宋学”的诠释学。它不仅回答了被诠释文本的新的意义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还回答了诠释者的新的主体性怎样在诠释中生成的问题,即阐明了经典诠释怎样生成道德主体和知识主体。因此,通过揭示“存在者变易”,即作为存在者的主客双方都会在诠释中发生改变的事实,孔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具有“前存在者”的存在论意义。

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探赜

孟子经典诠释学思想是一个理论系统。经典诠释的宗旨是“以正辩邪”,即通过正邪之辩,“息邪说,正人心”。经典诠释的原则是“缘情解经”,即根据作者与读者的情感及意志来诠释经典。经典本义的理解方法是“以意逆志”,即以读者的情感意志去迎契而理解作者的情感意志。这种契合之所以可能,其根据乃是“人心之所同然”。诠释的具体步骤,首先是“书不尽信”的态度,即对经典的语言文字表达“存疑”;然后是“由详返约”的路径,即通过详尽的分辨与论辩,揭示经典的微言大义。经典新义的生成方式是“即文赋义”,即不仅“依文取义”,而且“托文赋义”,让经典生出新的意义。诠释的生活渊源是“知人论世”,即通过了解作者的生活来理解作者,从而理解作品。就此而论,孟子的经典诠释学思想已达到“前主体性”的境界。总之,生活造就了作者之“志”、读者之“意”,才有“以意逆志”的本义理解,才有“托文赋义”的新义生成,也才能够贯彻“缘情解经”的诠释原则,最终才能实现“息邪说,正人心”的诠释宗旨、救世情怀。

诠释学的经典与经典诠释学——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潘德荣先生访谈

一、诠释学在中国 孙义文：潘老师，您好!我粗略地统计了一下，从2008年到2010年，明确以“诠释”、“解释”、“释义”作为文章标题的期刊论文每年都超过3000篇，每年又有30多位不同专业的博士所写的毕业论文标题中用这些词语，其中竟然还有很多是自然科学的。甚至，我们去搜索引擎上搜索词语“诠释”，可以得到超过一亿的相关结果；在日常生活中，“诠释”已经成为一个日常用语，有关诠释的学问成为一门显学。

朱熹经典诠释学之我见

朱熹以其毕生的精力诠释儒家经典 ,通过释经进行哲学理论的创造 ,同时也建立了独具特色的经典诠释学。朱熹的经典诠释学融合经学诠释和哲学诠释 ,形成了较为完整的本体论诠释学体系。他认为经典诠释应以经典原文和原义作为经典诠释的依据 ,以义理为经典诠释的标准 ,并且提出了系统的经典诠释方法论原则。朱熹为中国诠释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作出了创发性的贡献 ,达到了中国诠释思想发展的高峰 ,也为当代中国诠释学的建构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从本体论诠释学到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坦言，“像古老的诠释学那样作为一门关于理解的‘技艺学’，并不是我的目的。我并不想炮制一套规则体系来描述甚或指导精神科学的方法论程序”，他所关注的是“超越我们的意愿和行动与我们一起发生”的东西，明言之，就是在理解过程真实地呈现在我们意识之中的东西，

新进路:司马迁经典诠释学——《史记》文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

对司马迁《史记》的研究,一直以来是文史学界关注的重点,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从文学的角度对《史记》加以研究,其成果也蔚然可观,其研究显然也体现了一定的时代特色。若对司马迁《史记》进行文学的新研究,得转换研究的视角,方有可能获得创新,正如已取得的成绩所遵循的路径一样。司马迁作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历史学思想是司马迁思想的主要方面,而其时文学的概念不同于今,什么才是司马迁的文学思想而不是研究者自己的文学思想。若能在诠释学理论的观照下对司马迁《史记》再作研究,应该还能取得扎实且可观的成绩;跨学科的研究也显得尤为必要。

“践履”、儒学诠释学与美学——王船山经典诠释学美学三题

在一种经典诠释学视域中,"实践"(践履、笃行)对于王船山的经典诠释活动具有特殊的重要性。王船山对《周易》乾、坤两卦的诠释亦可用来观照其人生实践和人格美学。但王船山对历代诗歌的品评却又表明,王船山由诠释《诗经》这一儒家经典而获得的诗教主张与其诗歌品评实践之间既有一致之处,也有冲突之处。

从伽达默尔哲学诠释学看朱熹经典诠释学

伽达默尔是西方诠释学顶峰时期的代表人物,朱熹的经典诠释学也达到了中国经典诠释的高峰。两者在理论上有着相似性,如哲学诠释学与经典诠释学的本体、伽达默尔的前见理论与朱熹关于理解之蔽的论述、实践智慧等。由此分析并比较两位大师的诠释理论,从中找出共同之处与互补之处,可以促进中西方诠释理论的发展。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推介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经典诠释学基本文献整理与基本问题研究”(项目编号:21&ZD054)以山东大学为承担单位,课题组主要成员包括来自香港教育大学、中山大学、北京大学、台湾辅仁大学、德国弗莱堡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山东财经大学等海内外高校的相关专家学者20多人。

《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钩玄

《中庸》所谓“道问学”乃是经典诠释学问题。“尊德性”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宗旨,即在经典诠释中“诚身”。因此,“尊德性而道问学”乃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总纲,即通过“道问学”来实现“尊德性”的目标。(一)“尊德性”宗旨的要领,是“隐恶扬善”并“择善固执”。(二)“道问学”就是在经典诠释中“致知”,具体展开为:1.“尽精微”(学、问、思、辨)以“道中庸”,意指经典本义的理解。2.“温故而知新”,意指经典新义的生成。不仅如此,这里还涉及诠释者的自我主体性的更新,因而具有前主体性的存在论意义。3.徵万事以证经义,意指经典意义的证明。(三)“敦厚以崇礼”则是《中庸》经典诠释学思想的旨归,意在“鉴往而知来”,指引未来的制度建构。作为诠释宗旨,“尊德性”是其“内圣”方面,“鉴往而知来”是其“外王”方面。

汉语哲学经典诠释的“存有论转向”——从古典汉语的“存”“在”起论

经由汉语哲学经典的深层考察,旨在豁显以“道”为中心的诠释学,这正与我们古典汉语所用“存”“在”两个字,或者“存在”一词,有深切的关系,而此中隐含着一“存有论的转向”。首先,对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哲学研究所采用的“逆向格义”做出深层反思,指出如何取得交谈对话的主体性,是迫切而必要的。其次,汉语哲学的特性不同于西方哲学之以“话语”为中心,是以“存在”为本位。经由汉字语文学的考察到经典诠释学的深层发掘,确定了汉语哲学“存在”的特性。经由这样的“存在的回归”,从“存有的执定”,到“存有的开显”,进而上溯到“存有的根源”,如此便构成了“存有三态论”。明显地,究其根源来说,“存在与价值的和合性”是优先于“思维与存在的一致性”的,《易经》的生生哲学正好与此呼应。最后,须知“存在”就是“生成”,“生成”与人的“参赞化育”息息相关。“存在”就其首出性来说,并不是作为认知的对象,而是作为与价值、实践和合为一的生命总体。这在古典汉语及典籍里,表现得格外分明,我们唯有唤醒古汉语的语感,感其意味、体其意韵、明其意义,才能如实地揭露“存在的”本怀。

诠释学的中国化: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构想

从具有漫长历史和经验的中国经学这一经典注释路径出发,吸收当代西方诠释学的优秀资源,以构建一种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为题,阐明诠释学作为沟通中外古今思想之桥梁,是开拓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必经之路。创建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是一项重要的学术理论工程,既要深入理解西方诠释学的发展历史以及当代哲学诠释学理论,特别是全面掌握伽达默尔诠释学思想和理论及当代的发展,又要全面整理中国经学的漫长经验与历史及其训诂学、考证学、文字学、文献学、注释学等学问。我们提倡以经学的现代化作为出发点,建立一门既不同于中国传统经学又高于西方诠释学的普遍性的经典诠释学。只有如此,我们才能立足中国,借鉴国外,挖掘历史,把握当代,从而在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上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

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

如何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何去发掘中国经典文本中蕴含的思想价值?合理的方式不应该是重拾"经学",走"经学"重构之路,而应该是通过对西方诠释学的批判性反思,结合中国本土文化的特点,建构一种中国式的"经典诠释学",即从"经学"走向"经典诠释学"。与"经学"相比较,"经典诠释学"有着很大的不同:(1)在研究对象上,从"经"(狭义)转变为"经典"(广义)诠释;(2)在研究立场上,从"宗经"转变为"尊经";(3)在理解向度上,从"回溯"转变为"延展";(4)在理解方法上,从"还原的方法"拓展到"对话辩证法"。这种不同,也使得"经典诠释学"在经典文本的理解上,不仅能够保持"经学"本有的文化保存与文化继承的长处,而且能够消解其活力不足的弊端,推进中国本土文化的前拓与发展。

经典诠释学对哲学诠释学之扬弃

在西方诠释学的影响与激发之下,中国学者自20世纪末以来逐渐意识到,中国经典诠释传统虽然源远流长,但现代意义的"中国诠释学"迄今尚未形成。在诸种"中国诠释学"构想中,"经典诠释学"方案越来越为学界所接受。一、"经典诠释学"的提出及其依据关于"经典诠释学"的基本内涵,学者们的说法虽不尽相同,但在以下三个方面基本达成了共识。

中国经典诠释学建构的三个维度

经典的理解与解释是延续传统的重要方式,只有在不断的创造性诠释的过程中,一个文化系统的经典才能够保持鲜活的状态和长久的生命力。而在现代性的社会语境中,如何传承与发扬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和理念,显然离不开对其核心典籍的重新释读、系统再构与现代转化,这就需要尝试建立一套基本的理论体系和方法。中国经典诠释学的提出,正是因应了这一时代的需求,而它的理论建构至少应该从以下三个维度来考虑:一是能够回应西方现代文化的挑战,在问题域和表达方式上能与西方的解释学形成一种对话的关系。二是能够呈现出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在资源方面能调动一切传统经典解释的记忆与形式,特别是儒家的经学。三是能立定宗旨、明确目的性,其学术形态应重在阐发义理和凝练思想,为当代的中国文化转型寻求意义,在理论的体系化和方法论方面有所突破。

论郭象《庄子注》中的“寄言出意”与“忘言寻旨”——以经典诠释学为视域

从经典诠释学视角研究郭象《庄子注》,郭象注《庄子》,展开于字、句、段、章、篇、全书等不同的文本意义单位,涉及语义解释、作者原意阐明和哲学意蕴抉发等不同义理层面,带有明显的解喻性质。郭象以"寄言出意"概括《庄子》的论说方式,提出与之相应的诠释策略,即"忘言寻旨"。在"述而作"的驱动之下,"寄言出意"又翻转为郭象自己的义理创新方法。由此观之,"阐发"乃是经典诠释中与"理解"、"解释"同等重要的方面,其中包含"述"、"作"、"为"等不同的要素。经典阐发同时滋养两种相反相成的精神气质:其一,诚之道,尊重经典,自觉地将作者与文本作为经典阐发的约束条件;其二,风流逸气,张扬个体的批判力与创造力。《庄子注》的经典意义还在于,它通过散播于注文各处的思想片断建构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

作为儒家经典诠释学的东亚儒学

东亚儒学因经典诠释而存在。经典诠释之于东亚儒学,不仅是方法论视域,更是存在方式和发展模式。东亚儒学之所以重视经典诠释,可以从"儒学传统中的经典意识"、"儒学经世致用的实践取向"以及"东亚儒学多元一体的存在形态"三个方面寻找答案。东亚儒学的建构总是与东亚儒者对经典的诠释密切相关且互为因果,东亚儒学实际上就是东亚儒家(学)经典诠释学。东亚儒家(学)诠释学强调对经典的"心解",其解经活动不单是主观重建客观的过程,更是在解经者的"前理解结构"中观照经典,在"视域融合"中开显经典意义的过程,在建构并澄清解经者的存在的同时,也将经典的意义以普遍性的方式历史地展示出来,为人们不断赢得最新的当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