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对立到融通:经史关系研究的视角转换与范式重构

经史关系研究领域有一种很有代表性的观点,认为经学和史学是此消彼长的对立关系。但对照经学和史学发展的轨迹,可以看出这种对立关系其实并不存在。之所以会出现这种观点,主要原因是古代有关经史关系的讨论一直集中在经史尊卑问题上,“经学盛则史学衰”实质上是这类传统议题的延续。当前研究经史关系问题,不能局限在比高下、较盛衰的传统研究范式中,必须及时转换研究视角,把关注点放在经史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上。

明代道教字书《经史通用古今直音》考

《经史通用古今直音》是明代高道邵以正及其弟子编撰的字书,刊印于成化年间。邵以正是刘渊然嫡传、道录司领袖和《正统道藏》督校工作领衔者,他的道教修养较受学术界关注,但其道教以外的知识背景则甚少被讨论。《经史通用古今直音》广泛参考了前代字书,加以缩减,辅以直音系统,并将《正统道藏》编修的经验纳入字书修纂,具有独特的道文化色彩和实用性。研究《经史通用古今直音》可以增进对《正统道藏》校正增补前后京城高道群体小学修养的认知,丰富明代字书和邵以正一系道教思想的研究。

明代殿试策与进士阶层的经史素养

明代殿试策的写作,面向朝廷大政,而以“依经傍史”为基本准则。所谓“依经”,包括策问儒家典籍所包含的义理、方法和具体知识;所谓“傍史”,具体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通常有一条明晰的纵向叙述线索,从上古三代开始,直至本朝;二是陈述历史事实、评论历史内容构成了殿试策的两种重要论述方式;三是对历史事实的叙述和评议具有明确的现实指向。“依经傍史”的导向要求考生具有深厚的经史素养,有助于明代读书人知识结构的完善。从王肯堂读书笔记和袁黄备考策论的心得等事例可见,熟读儒家经典和重要史部典籍,深入钻研《文献通考》和《大明会典》,是明代进士必备的经史素养。

“经史绘画”的史观价值与当代意义

本文从典籍与图像的视角观照“成教化、助人伦”的经史绘画,通过其“依经成画”“以图存史”及“以画记文”的特点,结合其题材类型、造型特征等因素,解读其间蕴含的文学特性及其以画观史、以图证史的史观意义;并提出发展新时代经史绘画的必要性。

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先秦两汉经史关系的转变及原因

经与史,或曰经学与史学,作为中国古代两门重要的学问,它们之间的因缘可追溯至先秦经史起源时期。有关经史关系的争论,也随之展开,贯穿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以先秦两汉经史关系为例,至今仍有史附于经、史先于经、经史不分等多种说法。从先秦经史起源来看,六经本身亦经亦史,史籍与经籍同出一源,无所谓先后,更谈不上隶属。到汉武帝时期,经学正式确立,史学作为一门学科也独立于此时,正是在西汉经史开始分途。先秦至两汉经史关系的变化,抛开尊卑纷争不谈,实际就是从经史不分到经史分途。

曾国藩《经史百家杂钞》的文体分类与学术观

曾国藩编选的《经史百家杂钞》不仅以门系类,缔造了三级文体分类纲目,而且在姚鼐《古文辞类纂》基础上对二级文类进行了删减与分合:一方面,广选经史篇目,增设叙记、典志类文体;另一方面,着眼文体形态,散碑志之文入记载门各类,并颂赞、箴铭于词赋类文体。这一相异姚选的文体分类,统一于曾国藩“义理、辞章、经济、考据”的体系中,体现了他切于世用、包纳百川的学术观念。

经史统文与乾嘉吴派的诗文创作取向

吴派是清代学术史上最为重要的学术流派之一,其尊汉学、重考据的学术理念,影响了乾嘉以后学术发展的走向。然自乾嘉起,学术界给予吴派经学研究以充分关注,却忽视吴门学者的诗文创作与史学考证,此举不仅误读了吴派的治学理路宗旨,同时遮掩了吴门文、史流脉。吴派经学研究强调“证以史事”的方法,其诗文创作透露出“文好咏史”的态度,二者均隐藏以史学为根柢、实证为目标的学术脉络,直观体现吴派学人“好博尊闻”的思维模式与追慕古学的治学偏好。吴派学者以史学为串联,统摄经学与文学,落实经学注疏于史事,确立诗文创作于史书,是清代学人有意识以经、史统文的写照。而吴派以史统文,强化历史观念、史学文献之于经学研究、文学创作的作用,昭示乾嘉学术界由实学致用为主向考据还原为重的过渡历程,且显示了清代学术流变导引文学演进的内在关系。

经史互通:朱子《春秋》学思想探析--以《左传》为中心的考察

经史关系是理解朱子哲学思想的重要一环,朱子立足于其“义理”之正的根本立场,以先经后史、经史互通作为理解经史关系的基本方式,在肯定经学大义的基础之上,重视史学的功能与价值,二者收摄在圣人“义理”的大框架之下,共同组成朱子完整的学问结构——朱子之《春秋》学即具备此特征。朱子肯定《左传》的史学价值,并根据圣人《春秋》大义而批评其“义理”之失,在严守《春秋》经学本位的同时,也为史学树立了高标准。在《春秋》学上,朱子的经史互通思想得到了绝佳展现。

贯通经史,推进中国史学史研究——读汪高鑫教授主编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2000多年来,中国经学一直作为官方统治意识形态,对社会各个领域都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中国史学源远流长,重史成为一种传统。经史不但同为中国古代的显学,而且经史之间因缘颇深:一方面,经学对中国不同时期史学发展都有重要的思想影响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史学也为经学建构与发展提供了具体的历史素材。①深入探讨经史关系,有助于我们对经学、史学以及学术史、思想史等多个领域的深入认识。长期以来,学人们对于经史关系多有关注,专题性讨论成果不少.

宋濂经史并重的学术观念及其文章学理论的建构

宋濂的文章学理论与其经史并重的学术观念有着直接关系。具体来说,宋濂吸收了吕祖谦经史并重的学术观念,将文学典范“六经”视为具有经世功能的史籍,从而将经书所具有的涵养心性和干预社会现实的功能重新统一起来。在这种学术观念的影响下,宋濂将文章划分为记事之文和载道之文,并且对文章的相对独立性给予了承认。由于宋濂将儒经看作是理与事的统一,因而宋濂一方面肯定了通过宗经创作出来的文章具有阐发义理,涵养德性的作用,另一方面也承认了文章具有外在的事功教化价值,并以此构建起了以义理、事功、文章相统一为特点的文学理论体系。

中国经史关系史研究的奠基之作——评四卷本《中国经史关系通史》

经史关系是中国古代学术思想上的重要问题,在学科属性上属于中国史学史的研究范围。中国经学元典产生于先秦,作为一门学术则兴起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时期。在中国古代,经学既是一门主流学术,又是一种统治意识形态,作为四部学之首,对于史、子、集等各门学术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王玉树经史文献提要两种

王玉树有经史文献四种,即《治学录》《说文拈字》《经史杂记》《退思易话》。《经史杂记》共八卷,是王玉树经学史学读书笔记及考证心得。《退思易话》梳理了《易经》研究的源流、流派脉络,是一本简明扼要的治易入门书籍。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

晚清民国时期,重新阐释、构建中国学术的渊源流变成为近代学人沟通中西的重要环节。巴蜀学人刘咸炘、蒙文通试图重塑浙东史学,寻求传统学术的近代出路。刘咸炘构建以章学诚为核心,"以宋世婺州史学为表,明之姚江理学为里"的浙东学术系谱,旨在塑造、贯彻浙东史学以公统私、广大圆通的学术特质,以此重建中国文化,回应中西古今之争。蒙文通强调南宋浙东史学与清代浙东史学的差别,以秦汉新儒学为根本,将南宋浙东史学构建成为"儒史相资"的典范,以此阐扬儒学在中国文化中积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希冀"推昔人之陈说,示大法于将来"。以疏源浚流的方式呈现晚近各派学人转化传统学术的本意与主旨,或可探明传统学术的流变,以资当下构建中国学术本位借鉴。

经史之学与清代书院科举文教育

清代书院官学化,很多书院重视科举。有些书院虽从事科举文教育,但不唯之是从,而是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此举上溯于中国古代社会推崇经史之学的优良传统,根植于孔子"博学于文"的思想主张,来源于以学术导向矫正利禄歪风的迫切要求。生徒只有学充养邃,才会眼界高、气味厚、笔力健。清代一些书院将科举文教育与经史之学教育结合起来,使得生徒学文不是局限于写作技巧的训练,而是拓展为与炼品、践行、培识的结合。这些书院通过教育,能够为社会培养有用人才。

西夏本《经史杂抄》初探

本文介绍一部杂抄汉文古书中的文句然后译成西夏文的小书 ,该书迄今未获解读。本文通过与汉文古书相应文句的对校指出 ,《经史杂抄》编译态度草率 ,编译水平低下 ,在现存的西夏文同类著作中堪称质量最差的一种 。

经史子集与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

"中国文论"又称"中国古代文论"或"中国文学批评史":前者偏指研究领域,后者偏指现代学科,二者的共通之处是深植于经史子集知识学谱系的"兼性阐释"。兼者通也,经史子集的兼收并蓄和参稽众说,从阐释主体、思维方式和文本纂集等不同层面构成兼性阐释的学理依据。经史子集典籍的互文性、学派的融通性以及批评方法及心态的"平心而论",铸成兼性阐释的古典形态。"集"奠其基、"史"开其局、"子"拓其疆和"经"聚其力的百年历程,形成兼性阐释的现代嬗变。经史子集之兼性阐释理念及方法在中国文论领域的创造性转换,催生出文论典籍的"新四部"、大学教育的"新文科"和学术话语的"中国性",从而彰显出兼性阐释的当代价值。中国文论的兼性阐释,既区别于"以西律中"的强制阐释,又区别于"专业主义"的端性思维,从而在镜鉴西方、通变传统的基础上于文学理论领域重塑中国方案、中国范式和中国特色。

论章太炎的经史观

章太炎作为传统学术现代转型期的代表人物 ,其学术思想富有特色。就经史观而言 ,他的“六经皆史”说与近代启蒙思潮、新史学思想相结合 ,对前人成说有质的突破 ;在此基础上 ,他所形成的“征信”论相对于当时的“疑古”之风 ,他治学的“求真”精神相对于前人的“求实” ,都是对传统学术思想的重要发展 ;他以新史学方法治经 ,运用社会学、逻辑学等方法解经 ,则体现了方法论上的贡献。

经史之别:程颐与朱熹《春秋》学之歧异

朱子理学以程颐为宗,虽遍解诸经,却无《春秋》学方面的著述。其先,胡安国本于程颐《春秋传》而治《春秋》,尤崇尚"一字褒贬"之书法。朱子则颇攻胡氏之学,以为《春秋》不过"直书其事而善恶自见"而已,且不信条例之学,而于《春秋》三传中独重《左传》,则纯粹以史书视《春秋》也。可见,朱子理学虽为程颐之嫡传,至其论《春秋》,则于传承程颐《春秋》学的胡安国,多有批评。不过,朱子虽不擅《春秋》,犹颇有议论《春秋》的文字。因其理学上的尊崇地位,故其《春秋》议论对后世影响亦不小,形成宗朱一派《春秋》学。大概自宋、元以降,治《春秋》者,或宗胡安国《春秋传》,或宗朱子,形成两派完全不同的春秋学脉络。近代以来,学界素以程颐、朱子为理学大宗,然就春秋学而论,则程、朱之持论全然相反,盖程子以《春秋》为经,而朱子多视《春秋》为史也。

蜀学之形神与风骨综论——以文史哲或经史子集为考察对象

"巴蜀文化"是华夏禹域重要的区域文化之一,"蜀学"是巴蜀文化的灵魂与精华。蜀学的灵魂与精华,可以通过对儒释道三教、经史子集四部、文史哲三科的梳理而予以揭示,其重点体现于其思想与理论。大致而言,蜀学在哲学方面向有"深玄之风",但又"玄而不虚";在史学方面,特别注重"文献之传",尤其重视"通观明变";在文学方面,往往能开一代风气,且可表仪一时。蜀学之神韵与风骨,呈现为以下三端:经史为基,儒学为本;学风崇实,经世致用;融会贯通,赫然名家。未来蜀学之发展,应当继往而开来,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

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推动中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史创新与发展——全国马经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综述

2015年7月18至19日，由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主办、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的全国马克思列宁主义经济学说史学会第八届会员代表大会暨第十五次学术研讨会在四川大学江安校区成功召开。全国马经史学会会长顾海良教授、四川大学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徐兰教授、四川省社科联副主席唐永进教授、全国马经史学会副会长严正教授等领导出席会议。来自全国数十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近200名专家学者以及中国新闻网、四川在线等新闻媒体的记者参会。开幕式由四川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蒋永穆教授主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