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明《琵琶记》的“动人”内涵及其价值

“动人”是高明《琵琶记》自觉追求的戏曲创作与审美观念。作品对其内涵展布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庸中之奇”叙述中自然而然感发接受者向“善”伦理意志;二是“布帛菽粟”题材与笔墨中传达丰富深刻内涵;三是“因文生事”中体现杰出“文才”。三方面内涵展布,体现出对戏曲文体传“奇”本质尊重、对“文”抒情特征与表现才能开发、对经史传统征实尚用重教“不务胜人而务感人”观念继承、对读者与观众审美情趣自觉迎合。这三方面展布,使《琵琶记》形成非同凡响格调,促成它“经典”地位确立。以《琵琶记》“动人”内涵展布成功为借镜,可为当今文学创作提供有益价值资源。

三大文化生态与中国叙事文化学

中国叙事文本曾生存于三种文化生态之中——经史古文生态、书场文化生态和科举文化生态。这三种文化生态不仅是前后承接的关系,而且是层层叠加积淀的关系。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应该首先让叙事文本回归到它们原初所生存的文化生态中,在生态关联中考察其性质、形态、功能及变异,获取真实的知识。把叙事学研究建立在这种考察结果的基础上,这样的叙事文化学或许能够更接近中国文化本身。

中华文明连续性的哲学基础

基于对变化的恒常性的深刻领悟,中华文明以与时偕行、随时变易的历史自觉,探索出维持人类系统既久且大、既深且远的复杂机制,使大规模政治文明体得以产生和发展。中华文明突出的连续性的内在逻辑是以经、史的互动促使文化生命体不断创生,以实事求是的精神保证经史合一、理事合一,扎根于变化探索存在能够连续存在的可能。突出的连续性将时间观化为尽其量以包容整体的政治逻辑,将多线的历史进程所形成的差异纳入当下的一体共在之中,通过占有对历史的解释权、共享时间制度、继承文化传统来组建当世的结构、掌握未来的时间。这种时间秩序的建构方式,为中华文化的主体性提供了坚实的历史根据和可靠的精神支持。

新国史书写之“道”与“术”——评姚中秋著《国史纲目》

在《国史纲目》一书中,作者承继朱子、钱穆等前贤之志,借鉴现代社会科学精神,尝试建立一种兼具价值根基与理论深度的国史叙事。"精神—秩序"、"观念—制度"的二元互动视角,使之具有文明价值的自觉担当,构成对史学研究碎片化倾向的反拨;而以现代社会科学视角进入对经史典籍的理解,则使之能够以治理典范的转变为中心而梳理出对中国历史演进轨迹的独创性解释。上述两者,分别在"道"、"术"二维中体现出国史书写的新典范意义。如何在贴近华夏文明之道的前提下充分吸收现代研究成果,完善历史书写技艺,同时借鉴经史互证、载道求真的古典学术传统,实现史、论之间的合理平衡,是为新国史书写在知识与价值层面立定自身的关键所在。

“以史解经”与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

本文针对中共党史研究目前存在的碎片化等问题,借助中国传统文明的"经史"概念,提出了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研究的整全性路径的思考。文章对中国共产主义文明的"经学"内涵和外延做了初步的界定,指出了既往"经史合一"和"经史分离"的研究路径各自的长处和不足,而后以个人的若干具体研究成果或研究设想为基础,展示了"纳史入经""以史解经"的路径。在此过程中,本文强调了"经""史"之间合理的张力以及高度的理论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