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经史分离看《史记》的史学价值

经学在汉初正式形成,大约与此同时,史学也崭露头角。而《春秋》则寓"空言"于"行事"之中,一直兼具经学与史学的双重特性。《公羊》、《穀梁》乃至《左传》侧重继承《春秋》义法,显示出经学的特点;《史记》也继承《春秋》,但其所凸显的却是史学的特点。显然,正是《春秋》兼具经与史的双重特性,促成了经史之间有着始终的关联,但也正因为继《春秋》者所侧重的特点不同,最终促使了经史在学科上的分离。在经史分离的过程中,《史记》无疑处于其间的关节点,它于著述宗旨、著述路数以及著述体例上都发凡起例,从而使史学真正独立于经学,而这些正凸显出《史记》在中国古典史学上之承前启后的地位与价值。

东亚视域下的《日本书纪》史体流变

作为古代日本的第一部官修正史,成书于8世纪初的《日本书纪》在史体选择上深受中国影响。《书纪》后半部分的“薨卒记事”以及开头的《神代纪》中出现的“一书”等特殊体例,均是源自于如“编年附传”、裴松之注《三国志》等魏晋六朝史学著作中出现的新要素。这一时期,自经学中独立出来的史学伴随着东亚诸国间的交流向外流传,并推动朝鲜半岛诸国及日本进行史书编撰。《书纪》的编纂年代正处在“经史分离”大转折的中间期,其史体的变迁事实上也成为了中国史学体裁发展变化在日本的映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