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行》篇: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孔子为儒者赋予价值规定的经学文本解读

在早期儒者转型的时点上,孔子致力于“君子儒”的建构,有意把儒者群体带出“小人儒”的困境。《儒行》篇是孔子第一次自觉而系统地为整个阶层的职业行为制定标准,率先为儒者立范立则,赋予仁义价值规定。“待聘”“待问”“待举”“待取”意味着早期儒者群体已经做好心理和行动的积极准备,耐心等候进用。儒者执持操行,面对货财乐好之利却不亏损道义。有道义充塞于心,具有强大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儒者无所畏惧,勇往直前,即便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儒者为道义而生,为道义而死。“往者不悔,来者不豫”则强调儒者须有抓住当下、直击本体的能力和品格。以忠信为甲胄,以礼义为干橹,戴仁而行,抱义而处,则是早期儒者队伍自觉告别“小人儒”的庄重宣言,足见风骨气节。“不临深而为高”则要求儒者不与世沉浮而建构独立的精神人格。

“枢经学说”的哲学思考

中医“枢经学说”源自经典著作《黄帝内经》中的“开阖枢”理论,该理论最初用于解释三阴三阳的作用和相互关系,经引申、衍化、发展、升华后,用来分析、阐释、推演中医现象,指导中医临床。通过探讨“开阖枢”与经络之气、脏腑功能、五官九窍、肢体关节的关系,阐释了枢经学说的关系本体论内涵;通过探讨认识客体的历史客观性、认识主体的主观能动性、科学的实践观,阐释了枢经学说之辨证的认识论内涵;并且提出了下一步的研究愿景和初步构想。

范仲淹经学核心思想探析

范仲淹是宋代士人中集经术、事功、道德、文章于一身的“第一人”。由于范仲淹的人品、事业在当时太过辉耀,导致其在经学上的建树被道德功名掩盖,故而长期不为学界所关注。近年来,学者们对范仲淹经学的研究已经有所推进,但大多是从易学、春秋学等单一经学学科对其经学思想进行探索与阐释。若从整体的层面对范仲淹的经学进行深入分析,则可发现其经学的核心思想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政必顺民”的民本思想,包括养民、利民、爱民等具体内容;二是“穷变通久”的改革思想,将《周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的理论作为主导“庆历新政”的哲学思想;三是“先忧后乐”的忧乐思想,进则忧国忧民,退则乐天乐道。

科举时文与经学话语:江永《乡党文择雅》新解

江永编撰的《乡党文择雅》正补二编,收录了350余篇清代康乾时期科举从业者的应试之文,从经学的角度,解读了孔子与儒家对礼仪的现实关怀与传递礼仪实践的经学场景,呈现出考据精深、羽翼注疏、考辨纠谬等经学话语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代圣贤立言的科举立场,圆润了传统的经学注释,将《论语》从《四书》中剥离出来,重新置于传统经学系统中,提供了一个非主流的经学文本题材,不仅是一种科举之体的象征,而且已成为一种探索经学之原的经学话语,既推动了清代经学的顺畅传播与拓展新的经学视域,又延续了科举时文的学术生命。

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章学诚“六经皆史”说重估

在后经学时代重估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意义,可以看出事的突显与经学态度之弊。“六经皆史”说强调“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六经之载道,乃是通过明述事的方式显示道。依照经学态度,“言—事—道”三元二重结构中居间的“事”失落了,只剩下言与道,二者之间也被误解为明述关系。如此,言蜕变、异化为离事之“空言”。事变,道亦变,故道不备于六经。经学态度误将关于道的默会知识当作明述知识,误将“语意”(话语意义)化约为“语义”(语句意义)。把握“语意”需要作为默会能力的“神解”和作为学习之方的“效法”。经学态度之误,不仅在于不足以发明六经所载之道,而且还误在通过六经把握恒久之至道的雄心。作为历史撰述的言实际上也是事之一种。历史撰述在双重意义上做事:通过观念层面的“作”达到现实层面的“作”。

经学儒学关系论

由于四部分类法与经学始于汉武帝独尊儒术说的影响,在经学与儒学的研究中,一直存在儒学为子学,非经学的认识。孔子开创的儒学是阐发五经常道的君子儒的儒学,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不过是先秦汉初儒学发展的结果,经学与儒学的本质完全相同,四部分类法的以儒学归于子部不能成立,说明儒学与经学都是阐发五经元典常道的学说,二者不存在经子之分。

经学何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辩证

现代经学的学科定位问题,涉及到对经学思想定位的理解,前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种论说都是在处理这一问题。章学诚“六经皆史”说之所以不同于王阳明以来的类似说法,在于他开掘了理解经学的两条思路,一是从史官文化追溯经学的起源,二是从易学思考经学背后的历史哲学问题。现代的章太炎和刘师培继承了前一思路,刘咸炘继承了后一思路。民国时刘师培、陈钟凡的六经皆礼说是激于“六经皆史”说而发的,是对“六经者先王之政典”的另一种诠释。而晚清民国“六经皆礼”说的另一条线索则来自清代经学,并可上溯至郑玄礼学。“六经皆文”说表面上看是对文章写法的探讨,其实可以追溯到孔子关于文质关系的讨论。“六经皆史”“六经皆礼”“六经皆文”三说,从宏观角度阐释了经学的起源及其实质,是对经学于中华文明基本精神中核心地位的不同表述。

理学与经学相交融:晚明思想的新动向——以黄道周为中心的考察

晚明时期的思想家,普遍对阳明后学展开批判与反思,由此出现了理学与经学相交融的思想新动向。黄道周即是这一学术转型过程中的重要代表人物,其治学特点就是理学与经学思想相交融,主张以六经治世的同时,又不舍弃以理学治心的传统。从黄道周的学术生平来看,理学类的问业著述与经学类的著述是交迭出现的,说明在其一生治学中,对理学与经学始终是兼顾的。即便是在《榕坛问业》这样一部以理学为主的问答录中,也常常涉及经学内容。从工夫论角度看,黄道周理学与经学思想的交融体现为一种回环互补与融合统一的模式,他认为工夫不是节节往上、一劳永逸的,而是前后兼顾、回环往复的整体形态,换言之,治世与治心是并举的,都是本体上的工夫事业,并由“敬”贯穿始终,使治世与治心融为一体、相互成就,由此保证至善的状态长久维持下去。

重树经学典范:曹元弼“郑注配经”的思想要义

百年来中国人文学术与哲学思想的发展,在研究内容、态度、方法上均不断变化,在接受的同时亦自我调整。20世纪60、70年代“范式转移”的研究观念论开始大行其道,亦渗透进近40年来中国学术各类之中,与“新变”一词语义互参,成为当下学术思路不断求新求变的集体风尚,形成集中一偏的思想困局。相对于集大成式的学术高度的追求,无疑是背道而驰。以客观态度审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范式观念,本来早存在于中国经学的传统之中,透过范式的“会通”构成强大的学术人格魅力,以顶天立地的文化精神为时代缔构正面的建设力量,从而体现集体幸福的愿望,形成“立”的精神动力,与“范式转移”所导致的“破”,实在是两副照面。因此特别彰显民国时代以来,在学制“废经”而学术全面西化的时代情景中,于学制外所存在坚持不懈的终身治经之士如曹元弼,其全力重建经学的典范价值,坚持树立中国文化的恒常属性,重建中国文化的高尚情操。正视曹元弼“范式重建”的意义,无疑能增强社会上有所“立”的正面价值。

魏源《诗经·国风》次第研究与今文经学理论的建构

魏源《诗古微》有两种版本,一种是道光初年刻二卷本,另一种是道光二十年二刻二十卷本。《诗古微》初刻本与二刻本关于《诗经·国风》次第的认识有很大的不同,其初刻二卷本《国风》次第不同于《毛诗》《左传》和《诗谱》,是一种全新的顺序,在二刻二十卷本中,魏源放弃了这一次第,而借鉴了郑玄《诗谱》的次第,并对其义例进行了较为全面的阐释。魏源《国风》次第研究前后的差异与其今文经学理论的探索密切相关。魏源《诗古微》关于《国风》次第的研究对于现代的《诗经》学研究仍然很有意义。

论唐枢的经学思想

作为晚明时期甘泉学派的重要学者,唐枢在经学方面有颇多著述,其经学思想的核心理念可概括为“以心解经”。在他看来,六经之实质为吾性“幾神”触感而发的自然作用,六经之来源为圣人对“当世已行之迹”的誊写与记录,六经之功用为对物欲的克除与对性情的燮理。经学为唐枢的心学体系提供了文本依据,心学则为唐氏解经提供了价值取向。唐枢的经学思想对中晚明心学解经思潮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在“心”的领域为明代经学诠释扩展了空间。

“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

近八十年来,“侯外庐学派”的经学研究经历了批判总结、积极探索与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并在长期的耕耘中产生了《中国经学思想史》《中国经学史》等在当代经学研究领域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精品力作。“侯外庐学派”经学研究的方法论体系主要包括以下几项内容:第一,思想史研究与社会史研究相结合、“横通”与“纵通”并重;第二,讲求“实事求是”、重视考证辨伪;第三,追求“独立自得”、注重阐微决疑。

经学思维与古代文论范畴--以“教化”“文质”“风骨”“古雅”范畴为中心

经学思维在中国古代官方意识形态中占有重要地位,在对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中,离不开对经学思维的分析讨论。经学思维中明道致用、宗经征圣、权威崇拜、信而好古等特点直接关系到了“教化”“文质”“风骨”“古雅”等文论范畴的生成和演变。经学思维为文学创作提供了一种道德文化品格,文学与经学广泛交融,共同满足了封建专制统治的政治需求。

清代经学发展的五条进路

清代经学的发展主要有五条进路:清朝肇建,刘宗周等学者反思阳明后学之弊,对它做了不少匡正工作,调和程朱陆王之说,是为进路一;也有一些儒者如陆陇其等,干脆黜弃王学,唯尊朱学,是为进路二;以颜元为代表的颜李学派,崇尚实学,并弃朱、王之学,是为进路三;乾嘉之时,考据学大兴,以惠栋、戴震、钱大昕为代表的儒者,多以古文经学为研究对象,是为进路四;而稍后而起的常州学派则重视今文经学,其代表人物有庄存与、刘逢禄等,他们不重名物训诂,力揭微言大义,最终推导出变法维新的理论,是为进路五。在这五种进路的综合影响下,清代的经学改革运动便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了。

经学讲授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研究

在推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的背景下,将传统经学讲授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中,是树立文化自信、助力实施“文化强国”战略的可行举措。经学讲授与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具有较高的关联性,大学语文教材选录了经学名篇,大学语文课程讲授的作者包含经学家,大学语文课程讲解的文学思潮隐含经学思想。此外,弘扬经学讲授传统,也能从知识、能力和价值观三个方面丰富大学语文教学内容。为推动经学讲授融入大学语文课程教学,可以依托群文阅读,实现学科融合;依托情境教学,革新教学模式;依托智慧手段,采用混合式教学,以此推进立德树人、以文化人,在课程改革的进程中建构起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课程体系。

从《伤寒论》研究“经学化”再视清代医学的寒温之争

在清代仲景圣化的背景下,医家们尊奉《伤寒论》为经典,使得《伤寒论》研究呈现经学化特点,即对仲景原文的注释和回归。这一研究特点也引发了伤寒与温病知识的革新,形成清代医学寒温争鸣的现象。一方面,《伤寒论》虽以论治冬季伤寒为主,但其中的六经辨证可被作为多种外感疾病,乃至所有疾病的治疗体系,包括温病在内;另一方面,温病知识脱离《伤寒论》文本,从而建构出区分于六经辨证、指导温病治疗的独立学说,并且通过突破季节、地域的限制和定义温病概念来拓展其应用范围。寒温争鸣的过程促进了外感病学术理论的进步,而其医学知识的生产、变革则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

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析论

方以智鉴于晚明理学末流虚言讲学、空言性命而造成学术衰败、人才凋敝,最终导致宗社丘墟,神州陆沉,故高擎“藏理学于经学”之旗,与顾炎武“经学即理学”桴鼓相应,希冀以“经学”之实矫“理学”之虚,是明末清初“崇实黜虚”思潮的产物。经史之学是方以智一生学问基址所在,是其“藏理学于经学”的学术渊源,与桐城方氏家学,其师王宣、白瑜的启蒙教育,早年交友访学的经历密切相关。方以智“藏理学于经学”思想发扬了儒家经史之学“通经明史以救时”的传统,用以批判晚明不良的学风、士风,挽救极端混乱与黑暗的政治、社会,有“匡时救世”的现实用心。

中古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

中国佛教经学中的章疏传统,包括义章和义疏两类文体。两者是中古时期僧众解释佛经的两种基本模式:义章通释经典大义与核心名相;义疏则“依文释义”。两者一经一纬,共同构成中国佛教经学诠释学的两个基本维度。这一传统在隋唐时代逐渐定型,并与“论”形成严格区分:不能将章疏归入印度佛教“经律论”三藏中的“论藏”一类,也不能将之归入中国传统文体中的论著一类。这一时期,僧众以义章与义疏共同解释同一经典,如《成实论》《摄大乘论》《杂心论》等,是章疏传统的重要表现。对义章的界定,当以义疏为标准,义章是义疏发展到一定阶段的结果,具体而言,义章是将义疏的解释方法,应用于事数名相、经典大义等解释的产物。

易学视域下朱熹经学诠释方法的转向

“《易》本卜筮之书”是朱熹易学的核心理念,一般认为,淳熙二年(1175)是此新见的确立之年,通过爬梳和分析相关书信、语录,此观念形成的时间可以上溯至乾道八年(1172),朱熹针对程颐易学提出“不合全说作义理”和“不就卜筮上看”的批评。此后,围绕如何重新阐明《易》所承载的圣人本意,朱熹提出分观《周易》经传、推求卦爻辞本义和重视训诂等方法。至淳熙二年,随着“《易》本卜筮之书”认识的完全确立,其易学彻底转向立足占筮语境的新诠释理路。不唯易学,在《诗经》学、四书学及解经原则等方面,也能看到朱熹的诠释理念基本同步发生着转变,可以说,乾道八年至淳熙二年是朱熹经学诠释方法实现由“说义理”到“求本义”总体转向的关键时期。

《春秋》决狱与复仇讨贼——明季“红丸案”引发的经学论争

明季政事日坏,光宗继位后颇有革新气象,但服用“红丸”后暴崩。此事对士大夫群体的刺激很大,言官、礼臣纷纷上疏,请求从严查处,光宗时之首辅方从哲亦多受牵连,甚至被认为是主使进药之罪魁。尤其是孙慎行、魏大中等,援引《春秋》经义,追究方从哲弑君之罪。反对者则认为光宗“令德考终”,并非崔、李之药所害,其间亦有引经义为佐证者。由于熹宗不问政事,朝局为党争所裹挟,围绕“红丸案”的争论亦被牵涉其中。尤其是东林与阉党之争,无疑助推了针对此案的争论之风。至于在此过程中所涉及的经义纠葛,既是有关“红丸案”争论的内容,也是引发讨论热潮的原因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