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学方法与古代农书的编纂——以《齐民要术》为例

作为中国古代有重要影响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的农学研究方法深受传统儒家经学方法的影响,其采用的“采捃经传”和“验之行事”的农学研究方法同儒家的经学方法———既崇尚经典又重视实际考证的儒家经学传统是一致的;《齐民要术》之后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的研究方法与儒家经学方法之间也存在类似的一致性,而《齐民要术》本身对这些农书的影响亦是儒家经学方法影响作用的体现。因此,对儒家的经学方法的运用成为《齐民要术》及其之后我国古代几部大型综合性农书之间一脉相承的农学研究传统,古代农书的研究方法上体现出明显的儒学化特征。

杨慎经学方法与明代学术变迁

在宋明理学笼罩的时代,杨慎能够运用多种方法来解经,于理学之外提出独立的学术见解,体现出卓然不群的学术精神。他以文本校勘的方法探求经文原貌与本义,以文字训释的方法诠释经典的含义,以名物制度考证的方法求得对经学更接近原意的理解,以历史的方法揭示经学义理建构中的历史因素,并以诸经互证的方法解决经学研究中的疑义。在经学不甚突出的时代,杨慎丰富多样的经学研究方法对明代中后期的学术有着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对后世的经学研究有着重要启示意义,是清代经学繁盛的重要先驱。

“材料先行”与“义理先行”:经学方法论视域中的“三家之僭”

从方法论角度透视《论语》“三家之僭”诸章解释史,能够识别出学者们使用的“材料先行”和“义理先行”两种解经方式。“材料先行”侧重考索群经,就事论事,通过系联群经、弥合众说搭建经学语境。“义理先行”坚守经制,带着对事件性质的判断考量材料。从微观层面看,“材料先行”容易停留于文本表面的和谐,而留下深层义理的龃龉。相较而言,“义理先行”能较大程度地贯通经旨,贴合文本传达的直观情绪,值得重视。从宏观层面看,解经方法并不天然地和某种经学立场或阵营捆绑在一起,却透露了注释者对“经”的理解和对解经工作的性质判断。“义理先行”与“材料先行”分别在不同历史时期占据主流,发挥价值,两者间的张力对于传统经学发生、发展、变易有重要意义。从方法论视角考量传统注疏,对于思考经学的当代开展方式有重要价值。

戴震经学方法论初探

经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是中国经学史和中国逻辑学史研究的重要课題之一。如果能够从整个历史过程中对历代经学家的治经方法作系统的考察和科学的分析,是会大大有助于经学思想的探究的。但是这个问题相当繁杂,远非一篇论文所能概括。我认为戴震的经学方法论在经学史上较有代表性,影响也较深远,因此,本文拟通过对戴氏治经方法的剖析,以探索清代汉学家治学方法一斑,从而吸收其有益因素。

按语义释经学方法理解“惟义人因信得生”

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 1889-1976)及其弟子伽达默尔(Hangs-Geog Gadamer1900-?),为当代哲学释义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将传统的以方法论研究为主的释义学推向了以本体论问题为理论目标的探求。法国哲学家利科(Paul Ricoeur 1913—?)则是古今释义学之集大成者。他认为:"

漢宋調和的矛盾——丁晏《左傳杜解集正》的方法與意義

漢宋調和論是介於乾嘉漢學與晚清今文學兩大思潮的中介,支持者多以兼采漢宋學所長爲説。然而落實在經典詮釋中,仍往往執此御彼,各有所偏。丁晏雖標榜“以漢學通宋學”的學術方法,但其《左傳杜解集正》的詮釋方針,實質上卻是“以宋學正漢學”,形成“主觀考據”的學術模式。雖然背離了百年以來的漢學傳統,卻給晚清今文經學在方法論上的啓示。

《红楼梦》·红学·经学——《红楼梦》研究史检讨之二

俞平伯说: 《石头》一记行世以来即说者纷纷,或戏以“红学”呼之,虽一时高兴,亦纪实也。夫流传之短书伙矣,其脍炙人口者亦多,如《水浒》如《三国》其尤著者也。

中国传统及其近代变革和毛泽东方法论的产生

毛泽东方法论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在马列主义理论的照耀下,在中国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的实践中,在批判和继承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与中国近代先进分子对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变革思想的过程中产生、形成的。它的产生标志着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近代变革的基本结束和被超越,标志着中华民族的思维方式进入了以唯物辩证法和历史辩证法为主要特征的阶段。考察中国传统思维方式和中国近代先进分子变革传统思维方式的思想对毛泽东的影响,对认识、把握毛泽东力法论及其特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古史辨派科学方法简论

本文认为:怀疑方法和假设方法是古史辨派认识的起点和主要方法,其理论基础是近代实证主义。古史辨派的科学方法批判了经学方法的权威主义和信仰主义,以科学方法代替经学方法。他们批判地继承了朴学的优秀传统,又使之与西方科学方法相结合,并注重了方法论程序的建设,使传统思维走向科学化。这对近代思想解放运动和近代哲学思想革命是有积极意义的。

近三十年来的汉代经学研究述评

20世纪80年代至今,汉代经学的研究历经三个发展阶段:第一,文化热和意识形态色彩下大专题研究阶段;第二,国学热背景下新研究方法和基本框架的构建阶段;第三,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性审视下的现代化转型阶段。当前汉代经学研究的薄弱之处主要在于:经学史方法论研究的不足和现代学科体系下"以史代经"的单一发展方向。

当代中国教经学研究中的两种佛学观

当代中国佛教经学研究中存在着两种佛学观,以欧阳竟无和吕澂为代表的一派所持还原主义佛学观,以印顺法师为代表的一派所持则为包容主义佛学观。这两种佛学观虽在很多方面体现出差异,但从佛学立场讲,两种佛学观都未能完全反映佛学的平等精神;从当代适应性讲,两者亦都难以更好地与现代人的多元价值观念相协调。因此,将太虚大师提倡的平等主义佛学观确立为佛学研究的基本观念,也许是当代佛教经学研究者的恰当选择。

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的实践研究

随着计量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计量经济学模型方法应用实践研究也逐渐成为学术界探讨的主要内容。从许多相关研究资料都可发现,计量经济学应用领域处于不断扩展发展趋势,如管理学领域、社会学领域中都有所涉及。本文将从计量经济学模型检验与发现、归纳与演绎、证伪与证实等角度,对计量经学模型方法进行研究。

梁启超读经方法之探析

梁启超是我国近代思想和学术领域的核心人物之一,晚年的他对经学有一定的研究,笔者选取梁启超读经方法这一视角进行整理剖析,希望对后学者读经有所启示。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看"西学中源"说的形成

从儒家文化的角度分析明清之际"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可以看出,这一思潮实际上是儒家文化背景下经学方法对于中国古代科学影响的必然产物。按照经学方法,所有学问,无论是儒学还是科学,都被认为来源于中国古代经典,因此,西方科学也不可能例外。这也许就是"西学中源"说的产生在文化上的主要原因。

中国解释学与解释学中国化

创建中国式的解释学逐渐成为国内和海外汉语哲学界学者讨论的一个热点问题 ,近 2 0年来 ,学者们提出了“创造的诠释学”、“本体诠释学”、“经典诠释学”、“中国解释学”等构想 ,对创建中国解释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途径与方法做了较深入的探讨。本文认为 ,中国解释学问题的提出首先面临的是中国解释学的合法性问题 ,它本质上折射的是中国传统哲学与文化的现实境遇和未来走向问题。作为现代意义上的知识系统和学科门类的“中国解释学”是中西文化交流后的产物 ,今天所谓“中国解释学” ,乃是人们以某种取自西方解释学理论与方法解读中国历史上非解释学的文本创造出来的。在此意义上 ,要厘清一般意义上的“中国解释学”和“解释学在中国”、“解释学中国化”的界限。

论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人们常常把儒学作为阻碍近代科学技术在中国诞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理由之一是儒学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对科技采取排斥的态度.其实,这个理由是需要重新讨论的.因为如果儒学对于传统科技的发展是毫无正面作用的,那么很难从逻辑上解释下列问题: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值得骄傲的科技成就,竟然和这一文化的主流思想即儒学是完全对立的.综观中国传统科技,至少有这样一些特征:就学科而言,最为发达而完备是医学、农学、天文学和数学这四门学科;就体系而言,偏重于解决实际问题,以此来建立学科体系;就著作而言,大多采取经学注解式的编撰体例.儒学对传统科技这些特征的形成是有很大影响的.本文试图从这些影响来分析儒学对于传统科技发展的两重性.

孔子“述而不作”新論

孔子治經的基本方法“述而不作”幾乎爲其後歷代經學家所承而循之,本文擬補充論證“作”與“述”在孔子治經上的定位與作用。孔子之“述”出乎其“信而好古”之心,即其尊古而宗聖之意,而其“作”亦發於“述”之同源。因此,孔子好周之禮制,作傳注性之“文章”,“述”禮之義。

马骕史学试评

马骕史学试评陈东马（１６２１－１６７３年）字宛斯，一字御，自号揽斋主人，山东省邹平县孙镇人。他是清初有名的史学家，尤精于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有＂马三代＂之誉。马氏史学在中国史学史上影响很大。所著《左传事纬》一书曾得到世人的好评，顾炎武叹为＂必传＂之作。...

论明清之际“由数达理”的思维方法——从一个侧面看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

明清之际的思想,横亘在传统和近代的交界处。因此,讨论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是研究中国的思想文化如何从传统迈向近代的重要课题。本文摄取了明清之际思想的一个侧面——“由数达理”思维方法的产生、形成和夭折,由此来具体地剖析明清之际思想的性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