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经义》对汉唐经学传统的“承”与“变”——兼论“经汉学”与“经宋学”的学理分野问题

“经汉学”与“经宋学”的学理分野究竟是什么?其演进的逻辑主线和具体进路又是怎样的?基于这一问题,本论文将王安石主持修撰的《三经义》这部在北宋经学史乃至中国经学史上具有风向标意义的解经作品置于汉唐经学发展的知识框架和学术传统之内,通过对其在经义经说和解经方法两个维度上对汉唐经学传统“承”与“变”的观察与分析,最终把握到“解释策略”调整实际上是“经汉学”与“经宋学”学理分野的关键所在。正是通过“解释策略”的调整,将解经的重点调整到“大义”的构建上,才使得经学由“守训诂”的汉唐经学向“发明经旨”的宋代经学演进成为可能。而其背后那条支配着这一演讲的逻辑主线,正是11世纪的儒学者寻求给世界安排新秩序的政治理性自觉,正是这种自觉最终促成了对属于意识形态话语策略范围内的儒家经典的新解释。其具体进路则是通过改变解经体式,调整解释策略,抽绎出那些蕴藏在儒家经典中的能为现实社会中的政策制定、人伦重建等提供所以然的“义”,为现实的社会治理提供一套“义的典范”。

经筵讲学对北宋经学的影响

考察宋仁宗时代的经筵官构成,会发现其前后期有明显的变化。仁宗早期的经筵官仍然以注重章句训诂为主,到后期则注重经典诠释的新型经学家开始逐渐进入经筵。这一变化与北宋经学从汉唐旧传统中独立出来,逐步形成经学新传统的进程是同步的。而经筵作为对帝王进行经史教育的制度,它的存在显然对宋代经学的具体内涵产生了重大影响。儒家士大夫把这个制度平台看作参与政治的渠道,希望通过诠释经典来规范帝王的行为准则,并进而影响政治。在这样的背景下,《大学》"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齐治平"的思想何以能被宋儒重新发现、反复言说,并成为经宋学的核心内容,才能得到理解。进一步而言,道学在宋代的产生,也是和经筵这一特殊的政治参与机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